材料一：

随着老年群体的日益扩大，面向维持生命、提高幸福感的产品和服务需求也越来越大，市场消费规模日益壮大。由于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家庭结构出现了小型化、高龄化趋势。家庭结构的变化带来养老方式的变化以及老年人消费方式的转变，这从另一个方面催生了养老服务需求呈井喷式增长。

养老产业是一个多元化的产业体系，产业辐射面广，直接涉及的有养老服务、养老用品、老年医疗、养老地产，养老金融业等，同时，还对上述产业的上下游产业如建筑、交通运输、科技、文化教育等产生强大的拉动效应。按照国家统计局对国民经济行业的分类，除采矿业和国际组织没有直接涉及外，其余18大类产业都有涉及。随着养老产业的形成和完善，养老产业板块将辐射到各行各业，“银发经济”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养老产品的消费量也将不断攀升。按目前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来测算，要满足其基本的家政、医疗保健服务，将产生1．3万亿元的产业规模。而这一数字在2020年将达到3万亿甚至4万亿，增长速度为年均11－15％，远远高于目前的GDP增速。因此，养老服务产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成为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是政府增长、调结构、扩内需、促就业的重要法宝。

（摘自《我国养老市场分析及产业打通），搜狐网2017年10月9日）

材料二：

2017年十九大报告“健康中国战略”中，重点提出了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的发展，2018年9月国务院发车布《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再一次提出推动医养结合的发展。

医养结合是“医”、 “护”、 “养”三元合一的创新型养老模式，为健康和患病老年人提供了全面、综合性支持。其中、“医”是指医疗康复保健，具有医疗服务、健康咨询服务、健康检查服务、疾病诊治服务” “护”是指护理服务、大病康复服务以及临终关怀服务” “养”是指生活照护服务、精神心理服务、文化活动服务。医养模式是集生活照料和康复关怀为一体，将养老机构和医院功能相结合的新型养老模式。

（摘自《（医养结合才是最有前景的养老模式》有改动、搜狐网2017年12月17日）

材料三：

按基本标准建设的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医务室、至少应有一名工作满5年及以上的执业医师。若执业医师超过一人，至少要配备一名中医类执业医师、至少有一名注册护士。每增加100张床位，至少增加1名注册护士，至少有一名康复治疗人员、护理员的数量与注册护士之比为1：2.5。但全国养老护理人员的需求量达1000万，，从事养老护理的人员却只有20－30万人。养老机构中护理人员的流动性大、年龄偏大，学历低、技能低、收入低，养老机构普遍存在“人难招、人难留”的问题。

与提供以养老生活服务为主的普通养老机构相比，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提供的养老居住环境更好、医养结合服务水平更高，因此导致此类机构收费也较高于普通机构，这就与机构所服务的失能失智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不相符。如北京首家提供医养结合服务的恭和苑养老院根据选择户型收费标准分别为7800元/月、9800元／月、12800元／月。各地区医养结合机构的收费标准一般是当地居民人均收入的2～3倍甚至更离，大多数老年人都难以负担。

（摘自《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有改动，中国公共卫生2018年10月）

材料四：

目前中国养老机构普遍存在缺乏优质医疗服务问题，许多养老机构采用医养分离模式，老人奔波于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之间，来回不方便。虽然近年来推动医养结合发展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但医养结合的进展仍然比较慢，一方面由于“医”和“养”是两个独立行业，监管主体不同，相关标准难以协调统一。目前我国对这类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的服务标准、设施标准、收费标准、法律关系等方面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我国医疗机构归属卫生部门管理，而养老机构归属民政部门管理，对于医养结合模式的养老机构受卫生部门、民政部门、医保部门等多政府部门的管理，面对这种多头管理，已有的扶持政策都很难落实。另一方面是医养结合服务的盈利难度较大，由于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公益性福利性强，难以吸引外部市场的投资者。我国目前民办养老机构入住率低，因此机构要实现盈利所需时间长。筹资渠道不畅，投资回收期长，资金周转困难，导致养老机构积极性不高。机构仅依靠老人支付的养老服务费用、政府资金和财政补贴等筹资渠道，难以维持长远的发展。

随着养老机构市场准入开放，以及公办养老机构民营化推动，更多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将参与到养老市场，探索符合中国市场的医养结合模式。

（摘自《2019年中国养老产业全景图谱》，有改动，动脉网2019年2月10日）

就是要用公权力制止“超时加班”

一些企业将生产旺季要求职工超时加班加点视为理所当然，这似乎成了业内行规。治理超时加班问题已经提出多年，但一直收效甚微。近期上海市再出重拳整治企业超时加班，并拟对违规企业处以重罚，对此措施我们倍感欣慰。

《劳动法》早就有了每日工作不得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不得超过44小时，加班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的规定。但由于就业形势严峻，不少人被迫加入超时加班行列，个别企业日均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甚至出现恶意超时加班的行为，不少企业加班工资标准也大大低于法定标准或者干脆不支付加班费，严重损害劳动者健康和权益，是典型的既违法又短视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超时加班有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企业，从民工向白领蔓延的趋势，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值得关注。企业本性是趋利的，为逐利而迫使员工加班本属情理之中，而员工在目前就业形势下，明知频繁加班和超时工作会影响身体，却没有多少人坚决拒绝，相反还常表现为“自愿”承担，确实令人玩味。当员工为了保住职业、争取晋升机会或赚取一点加班费而不得不超时加班时，甚至把“超时加班”与“敬业精神”等同，形成了难以逆转的“加班潜规则”时，当劳资双方的利益趋向达成“共识”时，问题就变得严重和复杂了。

既然超时加班是违法行为，那么执法者应该站在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公义的立场上制止超时加班现象对员工的损害，运用法律手段来规范市场主体即企业和员工的行为。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也有必要应用其公权力对违规进行处理来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要遏制超时加班现象，在加大惩治力度和劳动执法力度的同时，还特别需要进一步完善劳动法律法规，当法律严重滞后甚至空白或不适合现实情况时，很容易给政府相关部门的权力寻租和不作为创造条件。

既然超时加班是短视行为，企业必定要为此付出代价。一些企业屡屡超时加班和克扣职工的加班费，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的违法成本较低，目前重点是要重视加大对处于弱势的劳动者保护的执法力度。劳动保障部门应保障劳动者能以最快速度、最少成本维护其合法权益，同时更应该加强监管，做好防范，提高企业违法的成本，使其不敢随意侵害劳动者权益。问题还在于，不少企业在重罚之下仍顶风作案，原因一是超时加班难以界定，甚至根本就无从罚起。二是处罚力度难以掌握，对于大企业区区几十万元的“重罚”根本起不了阻吓作用。三是担心处罚过重吓跑企业。笔者认为，对于因处罚其超时加班扬言要将工厂搬出的企业，其实它们并无长远打算，除了赚取血汗钱外，对地方长远经济发展和增强竞争力并无帮助，即使搬出也无碍大局。

在相关法律仍存在滞后性的情况下，工会等组织要充分扮演好职工权益代言人和维护者的角色。目前工会至少可以在确立三条基本底线等方面发挥应有作用：一是每周必须保证工人休息一天，每人每天最多加班3小时；二是加班必须是工人自愿；三是必须按标准支付加班费。同时，劳动者自身也应加强维权意识，要从根本上破除“加班潜规则”，需要包括政府、企业、员工乃至整个社会舆论的共同努力。

材料一：

知识类综艺一直都是电视台的杀手锏，隔三岔五来一次，总不会错。

因为，人本身对知识就有着天然的渴望，通过从小到大的学习，每个人都储备了一定的知识。而知识类综艺就是拿出某一方面知识去考验答题者，但答题者并非万能，当出现观众知道答案而答题者答不上来的情况，观众的虚荣心就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若出现一类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的答题者，观众又会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崇敬之心，心生“怎么可能”的五体投地之感。

在各类综艺霸屏的现在，知识类综艺总还是能占据一席之地。无论社会怎样变迁，对于知识的渴求依然旺盛，我们地开那些比赛类综艺，其他的类似介绍某一工种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介绍美食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等同样引起很多人极大的兴趣，这些综艺或者纪录片都蕴含极大的知识量，在看节目中学习，不也是老百姓一个小小的消遣吗？

（摘编自《从<中国诗词大会>的走红聊聊国内知识类综艺节目》）

材料二：

近年来，针对电视娱乐节目过多、跟风现象严重、内容质量不高等问题，相关部门下发了多项被业内称之为“限娱令”的相关政策。每次有相关政策出台，伴随而来的是一大批节目面临调整。更有一些节目制作者因政策转向，选择了向文化类节目转型，以保守方式进行所谓“安全”的制作。

记者注意到，目前很多文化类节目收视并不理想，不少卫视刚刚摆脱唯收视率的极端，又陷入了无收视率的尴尬。如果说，曾经业内担心的是真人秀的泛滥因而质疑文化类节目到底“有没有”，那么当文化类节目兴起，同样需要提出到底“好不好”的疑问。毋庸置疑，文化类节目需要努力提高节目质量，力求实现收视和口碑双丰收的效果。

央视科教频道副总监阙兆江曾表示：“文化类节目的挖掘目前还远远不够。”在他看来，一些文化类节目之所以受到质疑，一个重要原因是电视人思考不足，缺少应有的探索和努力，使得文化的呈现方式出了问题，把握文化含量、层次时忽略了大众传播的因素，忽略了节目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于高收视背后的文化影响力。

（摘编自《别让“限”成综艺回归文化的动因》）

材料三：

（摘编自人民网）

材料四：

《国家宝藏》能够成为“网红”，就是因为它从大众比较喜闻乐见的“八卦”的视角解读国宝，而日本富士电视台的《我们一起学艺术》、英国数字频道CBBC的《Horrible History》能够在本土火热，也是因为他们将高冷的文化用喜剧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以色列Armoza的益智答题类文化节目《Who's asking》，通过让观众提问的方式来增强观众的参与，节目里选手需要作答的问题全部来自环形大屏上的场外观众。而德国的《Time Travel Show》则通过复原某一时代内容的特定背景，营造沉浸式的观看体验，让观众跟随选手在不同时代穿梭。

《朗读者》在播出期间设立了朗读亭，借此扩大自身的影响范围：《见字如面》将节目切割成短视频，并推出“与你见字如面”的社交应用，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而《国家宝藏》则将B站作为自己的“热度发酵地”，以此打破“次元壁”，引发全民热议。

摘编自《从<中国诗词大会>到<一本好书>，文化类综艺的爆款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