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材料一：
在引发观剧热潮的《长安十二时辰》中，导演在片头巧妙地利用日晷指示时间，既突出了剧中主题，又渲染了紧张气氛。大家对这日晷所指示的“十二时辰”有多少了解呢？
十二时辰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那时人们开始将历法上的12个月的名称应用到天文方位上。北方为子位，南方为午位，东方为卯位，西方为酉位，一昼夜太阳运行12个方位回到原处，这样便产生了太阳变换一次辰位为一个时辰的概念，一昼夜为12个时辰，人们便可以用太阳在天空中所处的方位来确定时间。
这套计时方法为人们所接受并沿用下来，《汉书·翼奉传》中载有元帝初元元年“日加申”，意为太阳位于申的时刻，后又进一步简化为“午时”等，用十二地支单独命名。此外，人们还用“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昳、晡时、日入、黄昏、人定”这样更加形象的别称，分别对应子时、丑时、寅时等十二时辰。
（摘编自《“十二时辰”简史》，人民网2019年7月26日)
材料二：5月20日，被喻为“根本性飞跃”的新国际单位制正式生效，实现了7个国际基本单位全部建立在基本物理常数定义之上，意味着“国际单位制进入了量子化时代”。在7个国际基本单位中，时间测量的准确度最高、稳定性最强、应用面最广。高精准度时间的应用，能够使我们的城市变得更智能、更高效，社会管理更便捷、更可靠，同时能极大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例如，在互联网、移动通信、卫星导航等领域，均离不开对高精准度时间的应用。如果时间测量准确度不能突破很秒量级的限制，就不可能有当今万亿元规模的全球导航定位产业、卫星定位需通过测定电磁波信号传播的时间，来测定卫星与地面物之间的距离，1微秒的时间测量误差，导致的地面定位误差约为300米，所以说，空间位置的准确度取决于时间度量的准确度。
（描编自沈则瑾《国家时间频率计量中心上海实验室落地》）
材料三：标准原子钟借助的是数千个振荡的铯原子，并且主要通过各自独立测量完成计时。而最新的原子钟让原子更加紧密。在新原子钟中，锶原子被挤压成一个微小的三维立方体，密度是之前原子钟的1千倍。最新原子钟使用的是量子气体，在这样气体中的原子数量更多，这意味着原子的振荡将更加纯粹而且稳定时间更长。这是实现更准确时间测定的关键。
为何我们努力想要更准确地测量？事实上许多科学研究的想法都取决于我们对于时间的准确测量。时间膨胀是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中提出的一种影响，本质是说引力会影响人们对时间流逝的感知。在地球上我们之所以无法感觉到是因为这种影响很小，但是它仍然存在。佛罗伦萨大学高精度计量团队的Nicola Poli称：“现在的原子钟非常精准，你可以使用它们测量我们在地球上经历的截小引力影响。这就为我们研究地球本身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摘编自《史上最精准原子钟，计时准确度提升20倍！》）
【小题1】下列对材料中“时辰”的相关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十二时辰制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人们开始将历法上的12个月的名称应用到天文方位上，这是“时辰”这个概念产生的基础。 |
| B．人们利用太阳所处的方位来确定时间，一昼夜太阳运行12个方位，太阳变换一次展位便为一个时辰，约相当于现在的1个小时。 |
| C．根据史书，汉代曾以“日加串”表示太阳位于“申”的时刻，这时还带有方位的意味，后简化为“午时”等称呼，与方位脱离了关系。 |
| D．除了以地支命名外，十二时辰中还有“鸡鸣”“日出”“食时”等更形象化的称呼，这是根据一天中太阳的状态、人的活动来命名的。 |
| A．7个国际基本单位全部建立在基本物理常数定义之上，国际单位制进入了量子化时代，其中时间测量技术将来也是最为先进的。 |
| B．当前全球导航定位产业能够发展到万亿元规模，得益于时间测量准确度能突破微秒量级的限制，否则定位会有巨大误差。 |
| C．最新原子钟使用量子气体，这会使原子数量更多，原子的振荡将更加纯粹而且稳定时间更长，测量时间更加精准。 |
| D．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会影响人们对时间流逝的感知，虽然在地球上我们难以感觉到这种影响，但是它仍然存在。 |
答案(点此获取答案解析）
“崇洋媚外”这个词，近些年在中国有些火，那些对西方文明热情拥抱的国人，很自然地被归入这个词条之下。殊不知，早在18、19世纪，许多西方人也曾对中国文明充满着近乎狂热的崇拜，而且其中不乏有像伏尔泰这样的启蒙思想家。
两个世纪之前，中国的文官制度与科举考试、语言文字与文学艺术、圣哲文化与贤明统治等等，无一不受到思想启蒙家们的盛赞。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据说伏尔泰在盛赞儒家学说的同时，甚至还在礼拜堂里挂起孔子像，朝夕膜拜。而在霍尔巴哈、波维尔等人眼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归向的美妙境界。”在英国诗人拜伦笔下，中国更被描绘成一个美丽的幻影：“遥远的中国开来的船／无一不为他卸下馨香的产品”。
看着欧洲思想家（而不是普通老外）笔下这些炫目的词句，亲爱的同胞、尤其是那些据说是“爱国分子”的国人，是不是有些晕乎得飘飘然了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一种无知与谵妄了。
启蒙思想家们将十八九世纪的中国描绘成天堂，当然有欧洲人多激情浪漫的因素，至于像拜伦这类疯子式的天才诗人，将中国虚化为一个理想物也就更不足为奇。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说启蒙思想家们是由于脑袋发热，而看不到闭关锁国的中华帝国的种种缺陷。比如同时代的卢梭就认为，中国人考虑更多的是规矩，他们的伦理更多是掩饰，而他们的人性则多为屈尊和崇上；而中国人的这种特点，以至于在孟德斯鸠看来，不免有些悲观地不确信“一个能够保证政治自由的政府是否适合中国”。
欧洲启蒙时代的中国观，当然是不完整的，也更是功利的——启蒙思想家笔下的中国，不过是他们按照“既定需要”主动剪裁了的文明片段。欧洲启蒙时代，启蒙思想家急需一种外力作为传统思想堡垒的突破口。而中国文化里恰好有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比如孔子思想中“有教无类”的不分贵贱的平等观念、中国科举制相对开放的人才选拔等等。于是，中国文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挑战神权的绝好武器。有人比喻说，中国文化之于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结果是“拿东方之火煮熟了西方的肉”，此话虽有自大之嫌，却也不无道理。
可尽管如此，对于启蒙思想家来说，中国文化也仅仅是一种工具而已，而不会改头换面全盘中国化。西方人历来认为欧洲是世界的中心，潜意识中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自然是不屑于“以华为师”的。据说当年腓特烈大帝在伏尔泰思想的蛊惑下，曾试着向乾隆皇帝提出要求通商。只可惜这位专制而又开明的君主，被吃了个闭门羹。腓特烈大帝后来在给伏尔泰的信中，恼羞成怒地称中国人“不过是些少见多怪的野蛮人”。这其中，虽然有乾隆的夜郎自大，但也可看出欧洲人蒂固根深的东方落后论。
这样我们再来看今天外国人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汉语、孔子、kongfu（功夫）、书法、京剧、饮食……这些中国文化符号，无一例外地受到了老外的关注。面对这股前所未有的“中国热”，我们无疑有必要省思：老外是真的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吗？是真正认同中国文化，还是更多出于一种猎奇心态？在我看来，答案恐怕更多地倾向于后者。
而且还要警惕这样一种盲目乐观心态：看着发烫的“中国热”，便天真地以为中国文化征服了全世界。正如不能因为最近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便以为中国文学站上了世界文学的巅峰一样——这样的看法，显然是无逻辑的。这当然不是否认莫言的文学成就，但事实上，莫言的作品能够进入西方主流视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翻译”以及“影视”的传播。因此， 如官方所说的“莫言获奖是文学的胜利”， 说是翻译（传播）的胜利， 至少说是两者的胜利。
“中国热”以及莫言获诺奖，说明中国文化正逐步走向世界。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国际话语权还存在着很大的落差，甚至根本就无从说起。个中原因恐怕不在于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不够，而在于中国当代文化对世界的吸引力不足——诸如京剧、书法等传统艺术形式无疑是有魅力的，然而较之传统文化符号的“繁盛”，则是中国当代文化的乏善可陈，我们从中实在拿不出足够吸引老外的东西。何况，中国一些传统文化也因保护不力或墨守成规，而呈现衰败模样，致使吸引力大打折扣；更为尴尬的是，像书法、茶道等传统文化，在儒家文化圈的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反而做得有声有色，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引力。
传统文化“强”而当代文化“弱”这种不平衡状态，并不是向世界所展示的一个完整而有活力的中国。显然，未来中国能否在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格局中具有话语权，取决于中国能否在接续传统的前提下，创造出反映时代精神和普世价值的文化符号。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们不能妄自菲薄，老是仰西方人之鼻息，而有必要培养自己的文化评价标准和价值取向，毕竟无论是“中国热”还是莫言获诺奖，背后都有着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警惕那种文化自恋的心态，而盲目搞出一套标准与人类文明相隔绝，否则便怡人笑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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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的格局中，中国文化是缺乏国际话语权和吸引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