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的王家庄

毕飞宇

队长把鸭子统统交给了我。每天天一亮我就要去放鸭子。我把鸭子赶到河里，再沿河赶到乌金荡。乌金荡是一个好地方，水底长满了水韭菜。水下的世界是鸭子的天堂，它们的屁股对着天，脖子伸得很长，在水的下面狼吞虎咽。为什么鸭子要长一只长长的脖子？原因就在这里。鱼就没有脖子，虾也没有。我已经八周岁了。按理说我应当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们讲刘胡兰的故事、雷锋的故事，可是我不能。我们公社有规定，孩子们十岁上学，十五岁毕业，一毕业就是一个壮劳力。

那些日子父亲突然迷上宇宙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喜欢黑咕隆咚地和那些远方的星星们呆在一起。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手电，一手拿着那本从县城里带回来的《宇宙里有些什么》。整个晚上父亲都要仰着他的脖子，独自面对那些星空。看到要紧的地方，父亲便低下脑袋，打开手电，翻几页书，父亲的举动充满了神秘性，他的行动使我相信，宇宙只存在于夜间。天一亮，东方红、太阳升，这时候宇宙其实就没了。只剩下满世界的猪与猪，狗与狗，人与人。

父亲从县城还带回了一张《世界地图》。这张地图在王家庄闹起了相当大的动静。吃过晚饭之后，我的家里挤满了人，主要是年轻人，一起看世界来了。这张《世界地图》验证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世界是沿着“中国”这个中心辐射开去的，由此派生出七个大洲，四个大洋。《世界地图》同时修正了我们关于世界的一个错误看法。王家庄的人们一直认为，世界是以王家庄作为中心，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纵情延伸。现在看起来不对。世界的开阔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知，也不呈正方形，而是椭圆形的。

看完了地图，我们来到了大队部的门前开始讨论。地图上什么都有，甚至连美帝^①、苏修^②都有，为什么反而没有我们王家庄？王家庄所有的人都知道王家庄在哪儿，地图它凭什么忽视了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完全有必要向大队的党支部反映一下。世界一定有一个基础，这个是肯定的。可它在哪里呢？如果支撑我们的那个东西没有了，我们会掉到什么地方去？这个问题吸引了所有的人。人们聚拢在一起，显然，开始担忧了。

王爱国又提出了一个令人害怕的问题，如果我们出门，一直往前走，一定会走到世界的尽头，白天还好，万一是夜里，一脚下去，我们肯定会掉进无底的深渊。我们只能不停地坠落，永远坠落。王爱国的话深深吸引了我们，我们感受到了无边的恐惧，我们几个小的紧紧地挨在一起。但是，王爱贫马上说，地图上清清楚楚世界的左边是大西洋，右边也是大西洋，我们怎么能走到大西洋里去呢？听了他的话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同时心存感激。然而，王爱国立即反驳说，假如我们坐的是船呢？王爱国的话又把我们甩进了无底的深渊。就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还是王爱贫挺身而出了。“如果船掉下去了，那么满世界的水都淌到了哪里？”我们看了看身后的鲤鱼河。水依然在河里，我们看到了希望，心安理得。王爱贫挽救了我们，同时挽救全世界。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我要在父亲那里找到安全，找到答案。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书，一手拿着手电，仰着头。我说：“王家庄到底在哪里？”父亲说：“我们在地球上。地球也是宇宙里的一颗星。”我从父亲的手上接过手电，到处照，到处找。星光灿烂，我急了，说：“地球在哪里？”父亲说：“地球是不能用眼睛去找的，要用你的脚。”父亲对着漆黑的四周看了几眼，用手掸了掸身边的萤火虫，犹豫了半天，说：“我们不说地球上的事。”我把手电塞到父亲的手上，掉头就走。走到很远的地方，对着父亲的方向我大骂了一声：“都说你是神经病。”

我坐在小舢板上，鸭子围绕在我的四周，我要带着我的鸭子，一起到世界的边缘走一走，看一看。我把鸭子赶出乌金荡，来到了大纵湖。大纵湖一望无际，我坚信，穿过大纵湖，只要再越过太平洋，我就可以抵达大西洋了。我没有能够穿越大纵湖。事实上，进入大纵湖不久我就彻底迷失了方向。我是第二天上午被两位社员用另外一条小舢板拖回来的。鸭子没有了，这一次不成功的探险损失惨重。队长提起我的耳朵，把我拽到了大队部。大队书记在那儿，父亲也在那儿。父亲无比谦卑，正在给所有的人敬烟，给所有的人点烟。父条一看见我立即走了上来，厉声问：“鸭子呢？”我用力睁开眼，说：“掉下去了。”“掉到哪里去了？”“掉下去了，还在往下掉。”父亲仔细望着我，摸了摸我的脑门，掴了我一个大嘴巴，告诉大队支书说我有神经病。

“神经病”从此成了我的名字。我非常高兴。它至少说明了一点，我八岁的那一年就和我的父亲平起平坐了。

（选自毕飞宇短篇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文字有删改）

材料一：

(新华社北京2018年11月8日电，记者魏梦佳)为拓展城市生态空间，今年，北京计划建成50处口袋公园及小微绿地，以中心城区为重点。充分利用城市拆迁腾退地和边角地、废弃地，闲置地，在百姓身边“见缝插绿"。

北京西城区地块紧张，要在“寸土寸金”的地块上实现绿地增长，非常不易。东福寿里口袋公园原是违建用地，环境脏乱，通过拆迁腾退、绿化改造，建成了公园。公园虽然面积不大，但紧邻居民区，为附近百姓提供了一个活动场所，让人们能推窗见绿，出门进园。

“以前胡同附近没什么休息聊天的地方，现在有了小公园，大家没事就坐在亭子里聊聊天，感觉很随意。”东福寿里胡同居民吕先生说。

经过多年建设，北京市绿化美化水平显著提升。目前，全市森林覆盖率已达43%，城市绿化覆盖率达48.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也提高至16.2平方米，基本形成了山区绿屏、平原绿海、城市绿景的生态景观。

材料二：

口袋公园也称袖珍公园，指规模很小的城市开放空间，常呈斑块状散落或隐藏在城市结构中，为当地居民服务。口袋公园是对较小地块进行绿化种植，再配置座椅等便民服务设施。城市中的各种小型绿地小公园、街心花园社区小型远动场所等都是身边常见的口袋公园。

随着城市化进程，城中高楼越来越多，间距越来越小，也更为模块化，城市中的口袋公园及其它小型开放空间作为景观干预也因此变得更为重要。

城市景观中看似无足轻重的一块空地或废弃空间，蕴藏着为社区创造正面影响力的巨大潜能。诀窍在于必须了解并确定这些空间的价值，利用好对社区最具意义的元素，找到人们最渴望的东西。

口袋公园作为“袖珍公园”，可以利用建筑间的空地、无法被纳入建筑的角落、狭窄的巷弄及街角空间、不同规划区相接的剩余空间或是错过经济繁荣时期的新空间，形成独特的公园类型及公其设施，将这些空地联系起来，在功能上成为连接城市与自然环境的关键纽带。让人、场所及自然之间的联系成为可能。

不论是小憩、晨练，玩耍还是社区聚会这些小型空间都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设计口袋公园的基本标准之一是如何使这些空间在各个层面上实现更多功能。

作为社区中心，有的口袋公园努力修复景观，河道或社区，有的则可以传达文化价值，为艺术、娱乐、探索及学习提供场地。

多数口袋公园经过详细的规划和设计，而个别却是无心插柳而成，是自生或短暂的。它们“软”“硬”设施兼备，有的明确设置了功能，有的则没有，这些口装公园毋庸置疑是社区和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所以对社区具有意义及影响，是因为使用、需要，欢迎并热爱着这些空间的正是当地社区。作为景现设计师，如想要协助这些城市口袋公园获得成功，就必须一直重视这一关键要素。

(作者;Angus Bruce，全球景观设计负责人)

材料三：

2018年乌鲁木齐将继续大力推进“地变绿”工程，打造城市绿脉，新增、改造绿地1.3万亩，新建小游园100个，小绿道8条，创建花园式单位20个，加大公园绿地建设改造力度，力争使乌鲁木齐绿地率提高到38%以上，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增至11.5平方米。

对于乌鲁木齐鲁这样一个水资源不够丰富的城市来说。“地变绿”绝非易事。不过，一系列节水措施出台，结合中水回用(将小区居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后，达到一定的标准回用于小区绿化、浇灌等方面)，有效解决了近年来绿化工作中的一些难题。

(摘编自 亚心网)

材料四：

如今，口袋公园见縫插针地在各地“疯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前两年紅极一时的共享单车。在共享单车推广的初始阶段，曾出现过盲目跟进的一窝蜂现象，最后造成一、二线城市共享单车“成灾”。有不少地区为了使城市口袋公园建设数量达标，仅仅在路边或者巷子里放几盆鲜花，种几串葫芦或几棵树木就称为口袋公园：或者有些地区完全模仿照抄其他地区成功案例，形成“千园一面”的景象。如此一来，不仅让口袋公园成为“面子工程”。也降低了百姓对它的兴趣和期望，不利于长远发展。

口袋公园虽小，但仍是公园。既然是公园，就需要实现长效可持续发展。口袋公园只有永葆美丽“青春”，才能长期地为喧哗的都市提供一个个安静的城市绿洲。

(东楚网)

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黄宗羲，关注教育，尤其重视学校建设，认为“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他对以科举为轴心的学校教育非常不满，痛斥之为名利争夺场。他理想中的学校，是超越功名利禄的文化传承与光大之地，是养士之所，又是涵育与推动思想解放与创新的精神家园。

在黄宗羲看来，学校不仅是传播知识的场所，更是体现思想解放的创新家园。他断然否认皇权与真理的等价性，强调是非不是任何专断的意志所能独裁，必经理性辨析而后定。其间隐含了黄宗羲对学校的不迷信、不盲从而唯在求真求是的创新寄意。黄宗羲曾痛斥科举祸国殃民，而其最大的危害则是“取士而锢士”，扼杀教育的启蒙与创新追求，使“经、训”俨然雷池，士人不敢越之半步。“世之庸妄者，遂执其成说，以裁量古今之学术，有一语不与之相合者，愕眙而视曰：此离经也，此背训也”。黄宗羲痛斥科举强化了这种盲从迷信的学术风气，他期待学校教育彻底摈弃科举的“锢士”之弊和“空华臭腐”的精神沉沦，而涵育独抒己见的勇气与冲破成见的创新活力。

黄宗羲曾开宗明义地说过：“学校，所以养士也。”不过，这里的“养士”，绝非仅仅是培养一般的人才，或是科场得意的人，其寄意所在是为国家培养和准备安邦与治天下的精英与栋梁。具体说来是像东汉太学生那样，“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是如宋代“伏阙捶鼓”的太学生那样，“宋诸生伏阙捶鼓，请起李纲……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可能正是在此安君保国的意义上，黄宗羲又强调学校有着使天下达于大治的重要功能，用他的话说即学校为“治天下之具”：“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

黄宗羲认为，学校固有“养士”之功能和职责，但“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在黄宗羲的教育设想中，学校还有改善社会风气和推进文明进程的义务，即“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黄宗羲认为，如果没有学校，人民将有陷于野蛮之虞。改变风俗主要有两种途径，一为厉禁，一为教育。就效果和功效来看，前者为末，后者为本。在黄宗羲看来，光有禁是难以变民风，改民俗的，“庶民未必通谙其丧服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宫室之制”；只有依靠教育才能从根本上移风易俗，即“学校之教明而后可”。因此，他认为一地教育的主管者，对一地的风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故入其境，有违礼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悬无益之物，土留未掩之丧，优歌在耳，鄙语满街，则学官之职不修也”。黄宗羲还建议在世风民俗的建设上，以朱子《家礼》为蓝本和指导。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提出学校教育不仅有“革习俗”的文明进步的意义，也是富民的关键措施之一，“治天下者既轻其赋敛矣，而民间之习俗未去，蛊惑不除，奢华不革，则民仍不可使富也”。这里黄宗羲实际上已触及启民智与富民的关系，其本质是肯定了文化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意义。

（摘编自胡发贵《黄宗羲的“学校”观》，《光明日报》2018年4月11版）

雪花那个飘

李德霞

一大早，天空就飘起了细碎雪花。

今天是腊月二十八，也是娘做年糕的日子。

这天，我是不会出门玩的，尽管二唤趴我家大门口喊我几次了，可我就是不挪窝。我爱吃现炸出锅的年糕，黄灿灿浸着油，皮子脆脆的，咬一口，“咔嚓咔嚓”响，那个香啊。我不出门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得看着娘，防止她给干姥姥送年糕。

干姥姥是个要饭的，常年在我们这一带乞讨。一只豁了边的碗，一根磨得乌黑油亮的打狗棍，晃晃悠悠来，晃晃悠悠去。今年冬天雪大，天气又冷，干姥姥干脆就住在我们村后面的破庙里。娘啥时认她做的干娘，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娘时常偷偷摸摸给干姥姥送吃的，一块饼。一个窝头都送。

昨天晚上，娘从下房里端回了一盆糕面，我就知道，娘又要做年糕了。我悄悄对爹说：“爹你信不信，我娘一准会给干姥姥送年糕的。”爹不吭声，一口接一口地抽旱烟。我又说：“凭啥给她送？又不是我亲姥姥……爹你得拦着她。”爹嘿嘿一笑，拿烟袋锅轻轻敲一下我的头说：“你都六岁了，要拦，你自己拦。”

爹是村里的支书，忙，一大早就顶着雪花出门了。我记得，爹临出门时，意味深长地冲我一笑。我当然知道，爹这一笑是啥意思。

第一锅年糕炸出来，我迫不及待地往碗里装了一个，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三个年糕下肚，我就打起了响亮的饱嗝。这时，炸完年糕的娘对我说：“年糕也吃了，还不出去找二唤玩？”

娘的心思我知道。我抹抹嘴说：“才不呢。我爹说了，让我看着你，不让你给干姥姥送年糕……”

“你爹真这么说的？我咋没听到？”

“那是你耳背。”

娘懒得理我，往碗里装了好几个年糕，拿笼布包了。提着要出门。我抢先一步，拦在门口。我说：“不准你给干姥姥送年糕！”

“大人的事，要你小孩子管？一边去！”

我想，我是拦不住娘了。我眨巴眨巴眼说：“那你……给我五分钱。买糖吃。”

娘没难为我，爽快地给了我五分钱。我拿着钱要走，看见娘跟在我后面。我大人似的说：“娘啊，走大路你就不怕被爹撞见？”

娘咯咯一笑，转身从后门走了。

大朵大朵的雪花，还在不紧不慢地飙……

等我买糖回来，娘送年糕也回来了。看娘一脸失落的样子，我就知道，娘没把年糕送出去。

进了院，娘正要开门，爹闪身从屋里出来，门神似的堵在门口。爹看着娘，笑一下，再笑一下。娘说：“老四你笑啥？我不就给干娘送几个年糕吗？”

“你呢？”爹问我。吓得我“哧溜”把一颗糖呑进肚里。

“年糕送出去啦？”爹盯着娘，仍在笑。

娘突然变了脸：“明知没送出去，你还问？老四，我问你，干娘是你撵走的吧？她住破庙里。碍你啥事了？”

爹说：“我是支书，村里的事儿就归我管，大事，小事，我都管。”

“不就个破支书吗？管得太宽了……大过年的，你到底把她撵哪儿啦？”

爹还在笑。转身一把推开了屋门。

娘抻脖子一看，张开的嘴像洞开的门，眼泪紧跟着就淌下来。

屋里，暖烘烘的炕头上，坐着笑眯眯的干姥姥……

雪花那个飘……

（原载2017年第4期《百花园》，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