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解其中味

   ——关于《随想录》的随想

丹 晨

巴金的《随想录》是在1978年底开始写作，发表在香港《大公报》的。刚开始时不过是应编者老朋友潘际垌之约而写，并无长远的写作计划。只是稍后发现在该地该报发文章相对来说比较自由。因为他在经历“文革”以及前几十年的惨痛经验以后，渴望独立思考，再也不要“奴在心者”。他觉得写这样的随想，可以比较及时表达自己的思考、认识和探索；那时他又正觉得有满腔的话要说，有感情要宣泄，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汹涌而出。于是，渐渐地他有了一个想法：写五本这样的随想录。后来，主要因为疾病缠身，多次住院治疗，直到1986年才完成，历时近8年。

巴老总结几十年中国政治文化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教训，坚持不懈地大声疾呼“讲真话”。

他清醒地认识到：“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我知道即使在今天这也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他也清醒地看到此事的意义重大：“讲真话”——独立思考——言论自由——人权——道德理想的重建和人文精神的提升，这是一条现代精神文明链，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实在太重要了。他在给萧乾信中就曾说：“这些年我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光！想到这，我就悔，我就恨，不过我总算留下一部《随想录》，让后人知道我的经历，我的感情；我还指出了一条路：讲真话。”

终于，随着《随想录》五卷的出版，巴老的思想在内地也开始广为流传。巴老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和自我的严苛拷问，呼唤“讲真话”的巨大现实意义……渐渐为人们所理解、呼应和支持。想到20年后的今天，开始提倡“诚信”、“求真务实”，企望用来治疗、改造被谎言和欺骗渗透在各个角落的社会顽疾。这不能不说是对巴老“讲真话”的积极认知，也说明我们的社会车轮正在向前转动。

随着历史的进展，《随想录》的思想文化内涵，也许会更加深刻显示出来。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人类，其影响将是深远的。这使我想起我曾接触到的海外的一些反应。例如，日本石上韶翻译《随想录》，几乎是每一卷都与香港出版的中文版“同步”，比中国内地出版得早。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巴老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固然是由于巴老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杰出贡献，更是因为他在《随想录》中表现的深厚的人文情怀。

1986年10月，中国部分作家接待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一行，举行座谈。说着说着，水上勉说到了巴老，非常动感情。他说：“他是我极尊重的前辈。巴金的《随想录》在日本拥有很多的读者。巴老在《随想录》中说：一个人不应该在人家痛苦面前盘腿而坐。我每每读到这里，总是含着热泪。我相信这样的话也激动着日本青年读者。”

当我想到这些外国作家怀着这样的深情，有这样的眼光，相比之下，我感到汗颜。显然，我们对巴老的认知和理解，还是少了一些。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

20世纪20年代美孚公司在中国没有找到石油，再加上“海相生油”而“陆相贫油”在30年代被一些人奉为石油地质的法则，中国由此戴上了“贫油”的帽子。但是，黄汲清和另外一些地质学家并没有被这一“法则”所束缚。

黄汲清担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祖国急需各类战略物资，为祖国寻找石油便成了他和同仁们魂牵梦萦的理想。他既是运筹帷幄的少帅，又是脚踏实地冲锋在前的战士。1937年，中央地质调查所与顾维钧的“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合作组成西北石油考察队，黄汲清选派了孙健初与两位美国专家，结果发现了玉门油田——中国第一个工业油田。1938年，黄汲清带领所里的青年地质学家陈秉范调查四川隆昌圣灯山的地质构造，他亲自布置钻孔，发现了我国的第一个工业气田——圣灯山天然气田。就在同一年，他又率队在大渡河边铜街子的茅口灰岩中发现了天然气苗，纠正了德国学者认为四川天然气来自上二叠统煤系、经济价值很小的错误。1938至1941年，他率领一批青年地质学家在四川威远地区进行了1∶10 000地质填图和石油天然气调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威远大气田的发现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初步的胜利鼓舞了胸怀石油大志的黄汲清，他毅然卸下行政职务，投身到西北的石油考察中。1941年夏，黄汲清率领甘肃探油队踏上了河西走廊石油考察的征途。他们沿河西走廊西行，一路考察了沿线的地质。他们对玉门油田及周边地区做了详细调查，并向南进入了高耸入云的祁连山，向北进入龙首山做穿插考察。这次重要的地质实践，为以后“陆相生油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初步的地质基础。

1942年11月，黄汲清率一批精英组成石油地质调查队奔赴新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组成自己的科学考察队对我国西部边陲进行的科学考察。考察队在天山南北的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进行了为时半年的广泛而深入的地质调查，了解到天山北山麓带的油苗，有许多是源自侏罗纪的生油岩，如独山子的石油，这些生油层都属于陆相沉积。1943年他们完成了著名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在报告中，黄汲清展现了其卓越的科学洞察力，他确定“这里有圈闭很好的构造，以及能够大规模生产的油田”。他科学地预见：“虽然我们无意夸大新疆油田的远景，但是将来在天山山麓带和前山带及其他有利地区，很可能发现与独山子油田同样大小，甚至更大的油田。”根据以上研究结果，结合1941年玉门、河西走廊的调查结果，黄汲清在报告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型盆地的生油层是多期的，而沉积性质往往是陆相的，从而提出了著名的“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生储油论”两个学说。黄汲清说：“‘陆相生油论’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关系重大。如果准噶尔盆地和酒泉盆地，即中国西部的陆相盆地，可以形成有经济价值的油田，那么中国东部的陆相盆地也可以形成同样的油田。”

黄汲清理论上的优势立即在圈定石油普查区域上体现了出来。1954年黄汲清等人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陆相生油理论”，编制了中国第一张系统而全面的油气远景预测图——《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布图》，圈定含油远景地区125万平方公里。1955年2月，我国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作为技术总负责，黄汲清积极组织中青年地质学家全面研究已有的地质资料，分析对比各主要沉积盆地和沉积区的油气因素，成功优选了五大盆地，亲自布置石油普查。到1957年3月，在地质部石油普查专业会议上，黄汲清展示了一幅更为精准的1∶300万的《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并做了《我国含油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的报告，用醒目的橘黄色把松辽、华北、四川、鄂尔多斯四大盆地标示为重点远景区。他坚信多年实践得出的“陆相生油理论”，坚持实施松辽平原油气勘探。后来，大庆等地大规模储油构造的相继发现，充分显示了黄汲清先生的远见卓识。

从玉门到大庆，中国石油大发现雄辩地展示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完美的科学过程。黄汲清有幸成为这个全过程的奠基人、领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摘编自何民《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