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之音

李泽厚

①在中国所有的艺术门类中，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并且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再现的高峰，它们既是这个时期最普及的艺术，又是这个时期最成熟的艺术。唐代书法与诗歌相辅而行，具有同一审美气质。其中与盛唐之音若合符契、体现出盛唐时代风貌的是草书，特别是狂草。

②与唐诗一样，唐代书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初唐的书法就极漂亮。由于皇室宫廷的大力提倡，其风度体貌如同从齐梁宫体诗摆脱出来的诗歌一样，以一种欣欣向荣的新姿态展现出来。唐太宗酷爱王羲之，乃至将“兰亭”带入墓穴。王羲之的真实面目究竟如何，“兰亭”真伪应是怎样，仍然可以做进一步的探索研究。但“兰亭”在初唐如此名高和风行，似有更多理由把传世“兰亭”即“兰亭”摹本作为初唐美学风貌的造型代表，正如把刘希夷、张若虚作为初唐诗的代表一样，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和多种“兰亭”摹本，的确是这一时期书法美的典型。那么轻盈华美、婀娜多姿、风流敏丽，与刘、张的诗歌气质风神恰好一致，鲜明地具有那个时代的审美理想、趣味标准和艺术要求。

③走向盛唐就不同了。孙过庭《书谱》中虽仍遵初唐传统，但他提出书法要“达其情性，行其哀乐”，明确把书法作为抒情达意的艺术手段，自觉强调书法作为表情艺术的特征，并将这一点提到与诗歌并行、与自然同美的理论高度。就像陈子昂以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召唤着盛唐诗歌的到来一样，孙过庭这一抒情理论的提出，也预示着盛唐书法中浪漫主义高峰的到来。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和狂草，如同李白诗的无所拘束而皆中绳墨一样，它们流走快速，连字连笔，一派飞动，把悲欢情感极为痛快淋漓地倾注在笔墨之间。不只是狂草，这也是当时这个书法的时代风貌。一切都是浪漫的，创造的，天才的，一切再现都化为表现，一切模拟都变为抒情，一切自然、世事的物质存在都变为动荡情感的发展行程……然而，这不正是音乐吗？是的，盛唐诗歌和书法的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

④盛唐本来就是一个音乐高潮期。当时传入的异国音乐，如龟兹乐、天竺乐等，与传统的“雅乐”“古乐”融合，出现了许多新创造。或武或文，或豪壮或优雅，这些音乐歌舞都不再是礼仪性的典重主调，而是世俗性的欢快心声。正是这种音乐性的表现力量渗透了盛唐各艺术部类，成为它们的美的魂灵，所以统称为盛唐之音。

⑤盛唐之音的主要文学形式是绝句和七古乐府，因为它们能入乐，为大家所传唱。如同音乐与诗的关系，舞蹈之于书法亦然。盛唐草书那如走龙蛇、刚圆遒劲的笔墨线条，那奇险万状、连绵不断的结体布局，那变化无常、不可遏制的情态气势，不正是这纸上的舞蹈吗？绝句、草书、音乐、舞蹈，这些表现艺术合为一体，构成当时诗书王国的美的冠冕，也把中国书法推上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选自《美的历程》，有删改)

一段时间来，共享单车发展迅猛，目前注册用户已超过1亿人，累计服务超过10亿人次。2017年开始，很多城市推出“信用骑行”，信用良好的用户不再需要先交押金。据统计，引入信用的单车平均骑行人次提升50%、租金款欠款率下降52%、丢车率下降46%。

这个例子说明，信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软实力”。信用系统的建设，可以更好地助推行业发展，增进公众福祉。近年来，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特别是以城市为载体的公共信息服务、市场信用监管、信用联合惩戒等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不过总体来看，当前的信用实践与经济发展、信用文明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一个突出问题是，面对多元化的经济实践，具有创造性、开拓性和主动性的信用服务模式和政策，还相对匮乏。信用经济作为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之后的经济形式，是人类依托信息资源开展的一种新的经济活动，这就需要对各种信用经济形式有更多研究。例如，近年出现的跨境电商，内涵和外延尚未完全确定，监管尺度和标准也不完全统一，导致出现“此地不合法换个地方就可以”的现象。对于这样的问题，可以在放管服的框架下，在维持市场需求及活力的基础上，逐步放宽信用正面清单的调控范围。

一方面，市场信用建设，往往会表现出周期性、反复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如果不能对信用关系形成良好的治理结构和约束机制，容易走两步退一步。这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多次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原因所在。要不断释放“信用红利”，就要有“信用+”的意识，加强对信用经济形态多样性和多元性的认识，开展市场信用管理服务的实践创新。

这可以从这些方面着力：加强信息披露，完善信用奖惩联动体制机制建设和作用；提高监管效能，促进市场信用信息数据库应用服务范围拓展；培育信用产品，推动信用服务和信用中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完善法律体系，把信用监管工作的主要成果纳入法律保障；促进社会共治，营造引导规范市场主体长期良性发展的良好信用环境。

另一方面，在信用建设中，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引导各方形成合力。各级政府可以通过完善信息披露，形成对失信行为的有效约束，保证市场良好运行；把信用监管作为一套新的市场管理办法，探索信用信息在企业发展、金融服务、社会保障等更多领域的应用；在规范信用服务市场准入，提升信用中介服务水平的同时，加快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服务体系、培育信用服务产业。同时，也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以信用体系建设为契机，扩大市场主体的监督范围，促进社会齐抓共管格局的形成。

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有效契合了市场自治、政府善治、社会共治的理念，是城市治理制度的一次重构。不久前，首届“中国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在杭州举行，来自全国300多个城市的信用建设负责人齐聚西子湖畔，探讨如何建设“信用城市”的问题。对于各地政府来说，信用体系将成为未来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城市寻找新的增长点、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机会，这样的机遇不可错过。

(摘编自章政《用“信用+”对接多元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