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正如农耕养殖取代狩猎采集、工业经济取代农业经济是时代的必然一样，在生产力明显过剩、资源环境压力加剧、技术创新支撑力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共享经济的涓涓细流已经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浪潮。凯文·凯利在《必然》一书中所言，未来30年中的最大财富和最有意思的文化创新都会出现在共享领域。到2050年，最大、发展最迅速、营利最多的企业将是掌握了当下还不可见、尚未被重视的分享要素的企业。任何可以被分享的事物——思想、情绪、金钱、健康、时间，都将在适当的条件和适当的回报下被分享，都能以上百万种我们今天尚未实现的方式，被更好、更快、更便利、更长久地分享。在我们历史的这一刻，将从未被分享过的东西进行分享，或者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分享，是事物增值的最可靠的方式。到那个时候，个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通过互联网可以共享物品、信息、能源和服务；生产率极高、边际成本接近为零，所有权被使用权所代替，交换价值被共享价值所代替。

总之，在各种市场因素的作用下，技术创新应用的步伐不会停止；同时，人们已经被激发出来的对更方便快捷、体验优化的服务的需求不可能被重新抑制。人们对更美好生活的强大需求，现代信息技术的有力支撑，共享经济新业态必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大趋势。

（“华景时代”共享经济：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什么是不能从别人那里分享的）

材料二：

“共享经济”规模（亿元）

（中商产业研究院）

材料三：

一方面，共享经济带来了百姓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变革。以共享单车为例，它的出现时解决人们出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起到了巨大作用，也使得都市中原本已被边缘化的自行车重回人们生活中。对公共交通来说，共享单车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拥堵，有利于最大化地利用公共道路。而共享汽车、共享玩具等平台的出现，有利于对社会闲置资源进行再次调配，从而让大众廉价地共享这些资源，更是“互联网+”思维方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体现。

商品经济发展、移动互联网技术成熟和人们生活水平提升，共同促进了人们对人和物关系的观念发生改变，人们更看重使用而非占有，更多人开始思考在现代社会如何过一种能够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物品的生活，这是一种减量化的生活——而这正是共享经济出现的内驱动力。

另一方面，共享经济带来的困局仍然待解。

首先是资源浪费问题。当前，虽然共享经济大打“数量战”的竞争行为有所缓解，但泛滥、堆积而造成的资源浪费恶果已经形成。据统计，去年共享单车的投放量达到2000万辆，这些自行车报废之后会产生30万吨废金属。它们中有多大比例能在后续回收环节被“吃干榨尽”很难预计。

其次是维护问题。在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路地铁站口工作的某共享单车维护员老陈告诉记者，平台为节省开支，已经减少了搬运共享单车的车辆，“虽然现在投放的新车少了，但坏车变多了，总体上工作量并没有减少”。

自共享经济出现以来，私占、私藏、恶意损毁等现象时有发生，而相关运营平台在起初执行的却是“重扩张、轻维护”的运营思路，导致对共享经济运营模式的探索并未出现大的突破，这也成为困扰当前共享经济生存的大问题。

（《人民日报》：共享经济如何活得更好？）

材料四：

共享模式的风生水起，吸引着资本大举进入，让不少资本把共享模式当成最能变现的风口。有投资团队在一个小时内就决定投资某共享健身项目，并完成了打款，足可见共享模式的吸引力。资本流向固然是由市场决定的，但同时也要注意，比抢占地盘更重要的，是如何守住、守好地盘。在这方面，一些新兴共享模式显然尚未做到尽善尽美。比如，有的共享健身房名不副实，仅有一台跑步机，以至于有网友谑称“把跑步机搬到小区里，就是健身房吗”？而一些共享项目也因管理不当极其耗费资源，引发公众担忧和遗憾。凡此种种都提示人们，共享经济不仅要把选题找好，更要把文章做好。

把共享经济的文章做好，不能只是把共享当成噱头，只拿共享说事而缺少真诚。对创业者与资本来说，在商业布局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线下服务，尤其是向用户提供良好体验，否则辛苦抢占的先机有可能得而复失。而对相关部门来说，监管是共享业态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不容有失。以让“青少年想唱就唱”的迷你KTV为例，它的出现满足了年轻人的个性诉求，但也给文化行政部门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提出了管理难题，比如，经营者是否应该取得相关许可？备案制管理让新业态飞速发展，未成年人的权益又该如何保障？回答好这些问题，是规范共享经济的题中之义。

（《人民日报》评共享经济：不仅要找好选题更要做好文章）

孟子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王道”，一是“民本”。孟子崇尚“王道”政治，以“王道”为最高政治理想，而贬黜“霸道”。他分别以尧舜禹、“春秋五霸”为“王道”和“霸道”的代表。孟子所说的“王”，就是“以德行仁”，让人“中心悦而诚服”；他所说的“霸”是“以力服人”，结果是“非心服”。孟子要求行“仁政”，讲“民本”，其落脚点都在“王道”上。他向往尧舜禹先王之治，实质上是希望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合一，即以尧舜禹等圣王实践过的理想政治的“类型”，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通过对圣王历史与业绩的诠释，批判他所处的纷乱的战国时代，目的是引导历史的走向。

孟子的政治思想体系以“民本”为基础，这与两千多年来中国以“君本”为基础的政治传统是形同水火的。如朱元璋读《孟子》至“草芥”“寇雠”之语而大怒，于洪武三年（1370）废黜孟子祠，并于洪武十七年命大学士刘三吾删节《孟子》，就是明显的水火不相容的例子。两千多年来，《孟子》成了为苦难民众伸张正义的书，它召唤着历代读书人的良心，如“诗圣”杜甫的“致君尧舜上”，为民呐喊，忧国忧时。

要讲“仁政”，就要以民为本，这就是传统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从这一理念出发，孟子阐述了自己的“仁政”学说。这一学说，简单说来，包含礼贤下士和保民爱民这两方面的内容。孟子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就是说，君主若能行仁政，那他的臣民就会拥护君王，会为长官去拼命。孟子一直以为，国君和社稷都是可以变换的，就是改朝换代，而民众是不变的，民心向背与政权的稳定与否直接相关，这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可是，孟子以民为本的“王道”理想与现实之间毕竟存在着很大的落差，孟子其人其书对专制政治的冲击力之大，后世的不少帝王望孟生畏，《孟子》成“经”之难可见一斑。

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这一思想，是对春秋以来“以民为本”人文主义思潮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思想界是破天荒的，对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如果说孟子言心言性是侧重于哲学思想的话，那么他谈君谈民就是偏重于政治思想了，二者密切相关。因为孟子的理想是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的合一，也就是“王道”。

孟子“仁政”说的哲学基础是“性善论”。“性善论”，简言之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以为，仁爱基于善性，这个善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其目的是要为他的“仁政”说找依据。他说“道性善”，即善性人皆有之，应当不断加以扩充，达之于天下，那么“仁政”说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这样一来，“仁政”学说就有了一种天然的合理性、普遍的可行性。他“称尧舜”，是称道尧舜的德治天下，不失为仁义之道。德治天下是人们的理想政治，孟子的机智之处就在于把自己的“仁政”说，托之于人们理想中的圣王，这样说服力、可信度都会增强。然而，孟子虽然为“仁政”说找到了“性善论”这个内在依据，不过在当时崇尚“霸道”的形势下，这种“性善论”“仁政”说是很难有市场的。难怪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就说孟子的“仁政”说“迂远而阔于事情”了。

（摘编自郑杰文等主编《经学十二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