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影书香

许寿裳在一篇记述鲁迅居京生活的文字里，提到西三条胡同寓所的壁上，挂着一副乔大壮所书的《离骚》句对联，文云：“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他说这是鲁迅先生“表明格外及时努力，用以自励之意”。

这对联挂得很有意思，但要像鲁迅那样的人挂起来才能名副其实，如果让我辈来用，就不免僭妄了。

多年前我也动过一会心念，拟请能写好字的朋友给我写一副对联。当时选定的联语是这么说的：“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这好像是陆剑南的诗句吧！但那意境的确是完全符合自己当时的生活趣味。斗室中，书刊杂乱，上下堆积。每到天黑，就埋头书堆，对着不怎样明亮的灯光，常常一泡就泡到了深夜里。

要说一灯如豆。当然是极其夸张的，但由于夜深了，灯色也深了，日间浮动的心境，至此也显得分外的深沉。临案读书，那灯豆的情味，拟之红豆的惹人相思，恐怕也不为过。就这样，自己觉得个中天地异常广阔，毫不遗憾地安于一段相当长久的时间。

后来呢，虽然终于给现实轰了出来，不再困守于昔日的书堆了，但对那深灯之下，一卷在手的情思，仿佛总有点“剪不断”的余绪似的。

本来，只要还有时间的余裕，广读点书也是好事。问题在对书籍必须知所取舍。黄山谷云：“擘书覆瓿，裂史黏窗，谁不惜之？”我看未必尽然，天下有许多坏书，劣史，擘以覆瓿，裂以黏窗，可惜的是在瓿在窗，而不在书在史。因为它其实是玷污了瓿，亵渎了窗的。至于如赵季仁所持的平生三愿：一愿识尽世间好人，二愿读尽世间好书，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只要他对“好”字义下的允当，则陈眉公所称“读书者当作此观”云云，也还是可加首肯的。

正因为世界上好书甚多，读之难尽，而劳生有涯，便觉得有时偷得一时半刻，局促在斗室之中，埋头于深灯底下，那种乐趣是无穷的，那种辛苦也是值得的。

注：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集自《离骚》。崦嵫，神话中太阳所入之山，鹈鴂，即杜鹃，鸣时百花皆谢，这两句诗有抓紧时光，及时之意。

批评家需不断清扫“自己的园地”

华东师范大学 杨扬

汪曾祺先生曾说：文学评论就像是湖中的倒影，它不是树本身，但有时却比树还清新、美丽。这是汪曾祺从自己的创作经验中体会到文学批评的重要性。

文学批评不是创作的附庸，但也不是与创作格格不入的玄谈。李健吾与巴金，一位是评论家，一位是小说家。当年因为李健吾尖刻的批评，引来巴金的不快，即便是这样，他们两位在私下的言谈之中，还是彼此尊重，尤其是巴金对李健吾的艺术感觉持肯定态度。而李健吾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他的优势不仅在于批评感觉的敏锐，还在于对文学艺术有一种真正的鉴赏力，他是真懂艺术。

由此，联想到眼下对文学批评的一些议论。好像1990年起就有批评缺席这样的说法，这些尖锐的意见并不意味着对今天的文学批评成就的全盘抹杀，而是以一种尖锐的方式提出了文学批评在当今社会中遭遇到的问题。我以为在困扰当代文学批评的诸多因素中，批评家的个人修养问题是值得关注的。

文学批评家首先就是一位在行的艺术鉴赏家，像王国维、鲁迅、梁实秋、李健吾、傅雷、钱钟书、朱光潜等，他们对于一些艺术问题的独到见解，并不是缘于灵机一动的小聪明，或是某种碰巧，而是他们艺术修养长期积累的结果。看看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熟悉程度，看看他们对于中外艺术的广泛兴趣，这是让很多后来的批评家都会感到自愧不如的。相比之下，当今的文学批评者并不是才学太多，而是才学严重不足。以文学批评为例，当今的一些批评家关注最多的是小说创作，除此之外，似乎没有更多的艺术兴趣。事实上，一位批评家如果不对几种艺术门类有较为浓厚的欣赏兴趣，很难说他对小说评论会有准确的判断力。

文学批评的思想性的建构，基本的要义也应该是在艺术修养的熏陶之中逐渐获得，而不是像一些人理解的单靠搬弄一点理论概念名词，或单靠翻阅几本理论书籍就能解决。对文学批评的思想性的追求，一些人的理解，也仅仅停留在理论方法和概念的机械搬弄上，过一段时间就搬弄一些西式装备，不是“现代性”、就是“全球化”，好像有了这些进口武器，文学批评的思想性自然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听到对今天的批评家的最多议论，就是缺乏思想。其实岂止于缺乏思想，而是缺乏艺术修养。在一些人眼里，文学批评似乎越尖锐越好，而对尖锐的理解也是流于表象，变成了文字上的尖酸刻薄，毫无艺术性可言。其实文学批评的创新并不是这样的。周作人曾经将文学批评形容为“自己的园地”，意思是说文学批评是一种老老实实的工作，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批评家在批评别人的同时，也需要不断清扫自己的园地。文学批评不仅是对作家作品的批评，也应该含有批评家自我批评的成分。

（2011年6月 《文汇报》）

正如郭沫若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者，乐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但它以音乐为其代表，是毫无问题的。”

可见《乐记》所总结提出的便不只是音乐理论而已，而是以音乐为代表关于整个艺术领域的美学思想，把音乐以及各种艺术与官能(“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和情感(“乐从中出”“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紧相联系，认为“乐近于仁，义近于理”“乐统同，礼辨异”，清楚指明了艺术——审美不同于理智制度等外在规范的内在情感特性，但这种情感感染和陶冶又是与现实社会生活和政治状态紧相关联的，“其善民心，其移风易俗易”。

正因为重视的不是认识模式而是情感感受，于是，与中国哲学思想相一致，中国美学的着眼点更多不是对象、实体，而是功能、关系、韵律。从“阴阳”(以及后代的有无、形神、虚实等)，“和同”到气势、韵味，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规律和原则大都是功能性的。它们作为矛盾结构，强调得更多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与协调，而不是对立面的排斥与冲突。作为反映，强调得更多的是内在生命意兴的表达，而不是模拟的忠实，再现的可信。作为效果，强调得更多的是情理结合、情感中潜藏智慧以得到现实人生的和谐和满足，而不是非理性的迷狂或超世间的信念。作为形象，强调得更多的是情感性的优美(“阴柔”)和壮美(“阳刚”)，而不是宿命的恐惧或悲剧性的崇高。所有这些中国古典美学的“中和”原则和艺术特征，都无不可以追溯到先秦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是先秦各派的共同倾向。名家搞逻辑，法家倡刑名，都表现出这一点。其中，与美学——艺术领域关系更大和影响深远的，除儒学外，要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道家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审美兴趣上，与儒家一道，起了决定性作用。

儒家还要从孔子开始。孔子世界观中的怀疑论因素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知其不可而为之”等等)，一方面终于发展为荀子、《易传》的乐观进取的无神论(“制天命而用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另一方面则演化为庄周的泛神论。孔子对氏族成员个体人格的尊重(“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方面发展为孟子的伟大人格理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另一方面也演化为庄子的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互相补充协调。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及其艺术意念。但是，儒、道又毕竟是离异的。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性无伪则不能自美”，那么庄子强调的却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即美和艺术的独立。如果前者由于以其狭隘实用的功利框架，经常造成对艺术和审美的束缚、损害和破坏，那么后者则恰恰给予这种框架和束缚以强有力的冲击、解脱和否定。浪漫不羁的形象想象，热烈奔放的情感抒发，独特个性的追求表达，它们从内容到形式不断给中国艺术发展提供新鲜的动力。庄子尽管避弃现世，却并不否定生命，而对自然生命抱着珍贵爱惜的态度，这使他的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和对待人生的审美态度充满了感情的光辉，恰恰可以补充、加深儒家，而与儒家一致。所以说，老庄道家是孔学儒家的对立和补充者。

(李泽厚《美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