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与文学

主 持：窦文涛   嘉宾：顾彬（德国汉学家）

窦文涛：今天咱们来说说网络和文学。顾教授，您了解德国文学，又十分了解中国文学。现在在中国，有些悲观的人觉得那些经典的、传统的文学已经快消亡了。因为网络的出现，好像人人都可以写了，而且电子化了，那种我们想象的像德国那种大部头的小说，将来还有位置吗？

顾 彬：文学永远不会也不可能死掉。所有人都需要好的文学，因为人的存在和书和文学的存在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们应该分清楚好的文学是在什么地方发表的：基本上不是在网络发表，而是在出版社发表的。在出版社发表水平不高的文学作品很困难。出版社会注意到一个作家的水平是高还是低，如果低的，就不会发表。在网络上，谁都可以发表东西。

窦文涛：您自己上网吗？

顾 彬：根本不上网。德文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语言，谁想在网络上发表东西，很难；作家需要出版社专门有编辑调查他的文学作品，看你的德文是对的还是不对，所以我写的那些作品如果没有第二、第三个人审校，可能我的文字水平没有现在高，肯定会很低。

窦文涛：我明白了，您是说出版社的编辑甚至能培养出一个好作家。在中国，有些成了腕的作家，改一个字都不行。但德国出版社的编辑，真的敢和作家商榷。你觉得作家和编辑之间应该是怎么一种关系？

顾 彬：应该是合作关系，应该做好朋友。

窦文涛：我发现现在的网络上，中国跟世界的距离比以前接近很多，可是当代的中国作家，比起五四的那辈作家，跟世界的距离其实远很多。为什么？

顾 彬：你想想，鲁迅接待萧伯纳，徐志摩接待泰戈尔，郁达夫跟佐藤春夫交朋友，他们都是直接读原文，然后跟外国的重要作家直接做朋友。今天的当代作家，虽然在世界一体化的网络时代，但是，你有听说哪个作家是直接阅读原文的？你有听说哪个作家除创作之外还做翻译的？你有听说他们哪一个人在家里招待哪一个有名的外国作家，他们成为私人朋友的？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在一个这么高速接近的世界里面，中国当代作家的处境却比以往的时代离世界更远。因为他们与世界中间隔着两条沟。

窦文涛：我们再谈谈作家写作与钱和名的问题。

顾 彬：我常说一个作家应该完全独立，无论他能否赚钱，他都应该写作。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尼采还没有发疯以前，一本书也没办法发表，他用自己的钱发表他的书，还没有读者看他的作品，但是他发疯以后，慢慢才有了他的读者。如果尼采没有发疯以前，跟中国当代作家一样说市场要什么我写什么，不要我的书，那我不写，那么我们今天不会看到尼采的名字。

窦文涛：这个让我想起我的一些朋友，我在他们当中发现两种人。一种是画家，他说，艺术从来都是少数人的事情，跟大多数人没有什么关系。比如他画画，他说我直追宋元，我跟千年之前的古人对话，遥相做知音，然后默默的在这耕耘。另一种是作家，他跟我讲，现在时代不同了，你还想说几百年之后人们记得你？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你如果不在活着的时候出名，你死了没有人再会记得你。您对这两种观点怎么看？

顾 彬：我不同意。你看，***喜欢的唐朝诗人李贺，唐以后中国人基本上不看他的作品，是日本人看他的作品。过了1300年以后，因为***特别喜欢李贺，所以李贺非常红。所以一个作家不应该考虑，我今天赚钱还是不赚钱，出名还是不出名，无所谓。他如果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意思的，他已经满足了生活上最重要的一个要求。但是也有一些另外的例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是为了还债，拼命写东西，也写出了伟大的作品，巴尔扎克好像也是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小说当初是为了还债，就是生活不好，照样写出伟大的作品。如果有钱赚的话，可以这样做下去，因为做的是工作，简朴的工作。所以也可能有些人，眼前有钱，将来又有很大的名，毕加索就是这样的。

（根据凤凰网《锵锵三人行》改写）

隐逸文化的精神价值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陶渊明的这一声清啸，引得林泉激荡，岩穴来风，千载之下尚令人追慕不已。其实，这并非陶渊明有卓异之处，而是因为隐逸文化实在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翼，它不仅存在于传统文化的深处，而且以一种潜隐的方式存在于现实生活的深处。

如果从传说中的巢父、许由算起，中国的隐逸传统应与民族的文明史几乎同源，隐士亦不下万余人，有文献记载、事迹可考的就有几千人。中国隐逸文化的源头应当追溯到孔子。孔子当然不是隐士，甚至还明确反对过隐逸，但他的思想里却隐含着许多隐逸成分，中国后来的许多隐逸思想就是由此发展来的。孔子终生都在宣扬、推行和维护代表儒家文化理想的“道”，但他还提倡“无道则隐”。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明哲保身、存身以成仁等观点，作为他隐居求志、待时而动的必要补充。

庄子则是中国隐士的正牌祖先，他不仅本人是大隐士，而且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的隐逸理论。他否定一切世俗的功名利禄，使之不扰于心，并进一步卸除了一切社会责任，使自己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存在。这还不够，他不仅要隐身，更重要的是要隐心，通过艰苦的修炼，彻底荡除喜怒哀乐的情绪，即使“大浸稽天”也不感到潮湿，“大旱金石流”也不感到炎热，由纯粹的自我存在升华到了纯粹超然的精神存在。这样，庄子就什么也不依靠，做到了真正纯粹的“逍遥游”。庄子的隐逸思想是一种面对社会精神牢笼的觉醒，对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一直起着强烈的破坏作用，经过封建士大夫和隐士的发扬，这一思想基本上是作为积极因素而发挥作用的。

儒道两家的融合互补为传统的隐逸文化奠定了基础。到了汉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强固，隐士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就出现了以东方朔为代表的朝隐，它体现了传统隐逸文化的初期特征：注重现实功利；魏晋时期，随着大一统政治意识形态的解体，出现了林泉之隐，它更多地体现出传统隐逸文化中精华的一面；由于唐代的包容性，反而使得隐逸文化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出现了具有浓厚的实用色彩的中隐；至宋代，整个传统文化走向内倾，注重精神超越的酒隐就应运而生了。明清时期的壶天之隐既是传统隐逸文化的总结，也是传统隐逸文化的衰落。

应当说，没有士人就没有中国的古代社会，而隐士则是士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中最优秀的组成部分。在此必须指出的是，隐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绝不仅仅指那些啸傲山林而不问世事的人，更重要的是指隐逸传统、隐逸文化，凡是具有浓郁的隐逸意味的人在此都应被当作隐士来看待，因为隐逸思想使他们升华了人格，丰富了社会价值。隐士人格的强劲的辐射力和隐逸文化的强劲的张力使任何板结顽固的社会土壤都不能不为之松动，从而为历史文化灌注新鲜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