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20世纪最初三十年中国小说转型中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所起的作用，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研究对象不只很少提供可资直接引用的论据，反而冒出许多反面的证词。也就是说，新小说家不大论及他们接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而强调其与传统中国小说的联系；反之，“五四”作家则大都否认他们的创作与传统小说有直接的联系，而突出域外小说的影响。关键不在于对吴趼人、林纾或者鲁迅、叶圣陶的说法加以辩证，而是必须说明，为何那么多真诚而且精明的作家，会同时产生这么一种显而易见的“错觉”。

除了策略的考虑，作家们之所以不大谈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主要原因在于，这种“转化”，是在作家不自觉的状态下完成的。

对于“五四”作家来说，幼年时代熟读经史、背诵诗词，以及明里暗里翻看《三国》《水浒》，只是一种必要的人文修养，或无功利的娱乐，并没想到从中学习什么写作技巧。而青年时代如痴如醉地啃读域外小说，却颇具学习借鉴之心。这就难怪他们创作小说时，理直气壮地以域外小说为榜样。偶尔也会师法“传统”，但有意无意间将其西洋化进而合理化。一方是无意中接受，一方却是有意去模仿。尽管后世的研究者可能对那无意中接受的观念如何歪曲模仿的对象、限制模仿的效果更感兴趣，“五四”作家则大多只意识到后者而忽略了前者。还不只是前者“得来全不费工夫”，故视而不见，后者“踏破铁鞋无觅处”，故弥足珍贵；更因为传统文学更多地作为一种修养、一种趣味、一种眼光，化在作家的整个文学活动中，而不是落实在某一具体表现手法的运用上。无疑，具体而可视的“手法”，比起抽象而隐晦的“趣味”，更容易为作家和读者所感知。

新小说家的情况恰好相反。梁启超、吴趼人、刘鹗等人的实际创作，已经突破了旧的格局，可仍喜欢使用传统的批评术语。大家似乎都有“以中化西”的愿望，只不过不像林纾表达得那么直白而已。在借鉴域外小说技巧的同时，尽量在传统文学中寻找对应物；一旦证明古已有之，用起来自然更得心应手。接受外来文化，本来就有重新选择、解释传统的权利，“以中化西”也无可厚非，只要不过于离谱。可这么一来，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并没接受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是“出土文物”。殊不知“文物”之所以“出土”，也必须借助新的眼光。不理解这一点，单从言论及术语判断，新小说可能显得很旧。

也许更重要的是，新小说家和“五四”作家接受的不仅仅是中国古典小说，而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单从小说的承传，确实无法说清从《儒林外史》到《狂人日记》的嬗变。只有将其置于20世纪初整个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才能纠正上述并不轻微的“错觉”。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汇中演进的中国小说，既不可能完全固守传统，又不可能被西方小说所同化，而是在诸多个平行四边形的合力作用下蹒跚前进。（选自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

布列松：镜头里的忠实记录

法国人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是20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家之一，他的摄影作品曾登上过全世界最著名。

的杂志和报纸，他让拍摄新闻照片成为了一种艺术。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摄影师们来说，布列松就是一道“槛”。似乎只有读懂了他的作品，才能一窥摄影的究竟。

布列松出生在法国巴黎附近的香特鲁小镇，叔叔路易是一个极具天赋的画家，也是布列松艺术道路上的启蒙者和最重要的影响者。“1913年的圣诞节，我第一次走进叔叔的画室，当时我只有5岁，但马上就被画布和画室的味道迷住了。”布列松开始跟随叔叔学习油画。

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英国艺术与文学两年后，22岁的布列松应征入伍，度过了一段让他“很难适应”的军旅生涯。也许是被匈牙利摄影师马丁·芒卡西的作品《三个黑人少年奔向浪涛》吸引，退伍的布列松出人意料地去了当时法国的非洲殖民地科特迪瓦，成为一名猎人。很多人都钦佩布列松的冷静。法国导演路易·马勒曾回忆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时的布列松，当时巴黎学生暴动已经达到最高峰，到处一片混乱，但布列松仍能冷静地面对事态，一小时只拍了4张照片。这应该得益于他在打猎中练就的技巧——准备，等待，等待，等待，最后扣动扳机……

布列松在科特迪瓦感染了一种可怕的传染病，病情的严重曾一度让他筹划自己的葬礼。但最后，他还是挣脱了死神。从此，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他退缩了。

布列松和他小巧的35毫米莱卡照相机见证了几乎20世纪所有的重大事件，以及一些最具象征意义的时刻和人物。他曾亲历1948年甘地被暗杀事件和甘地的葬礼，也曾记录过西班牙内战和巴黎解放，以及印度的分裂和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作为西方记者，他还曾分别首次获准进入新中国和苏联拍摄。

在研究1949年前后的中国历史时，可资借鉴的影像资料比之其他年代明显要丰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归功于布列松。1948年12月初，作为著名的美国《生活》杂志特派摄影记者，此前一直在东南亚采访的布列松乘飞机从缅甸仰光飞抵北平。在北平停留的12天，他的镜头忠实地揭示了政局剧烈动荡给人民带来的悲惨和苦难。出版于1954年的摄影作品集《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的封面就拍摄于北京街头——一名来城里贩卖蔬菜的农民正在吃饭，背后是一脸茫然的店主和空荡荡的店面。

1949年初，布列松赶在解放军包围北平之前飞赴上海，此后一直在江浙沪一带拍摄，直至9月份乘船去香港采访。当时的通货膨胀使百姓手中的纸币几乎成为废纸，在一幅照片中，一名携带着零用钱上下班的富人的自行车把上，挂着一大捆纸钞，直观地反映了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另外一幅照片中，人们疯狂地挤在银行门口，企图兑换一点黄金，眼神中充满恐慌和无助。在南京，他在市民买米的拥挤队伍里，抓拍到了一张愁容满面的男孩子照片，与另外一张上海饱受饥饿的人们哄抢米店的照片一起，反映了令人恐怖的饥荒对人性的摧残。

布列松在中国采访的这一年，正是中国命运的“转折年”。他客观地记录了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轰然倒台，同时记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和南京的历史性画面。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布列松应我国政府邀请访华3个月。作为首位进入新中国采访的摄影记者，他拍摄的有关新中国的大量纪实照片广受西方读者的欢迎，也打开了一扇西方观察一个新生政权的窗户。同时，他的作品和全部采用抓拍的工作方式，对当时中国的摄影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布列松在世界摄影舞台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似乎至今没有人能够超越。美国华盛顿科克林艺术画廊主任菲利普·布鲁克曼评价布列松说：“他不但改变了摄影，而且改变了我们通过照片观看世界的方式。”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获悉布列松逝世的消息后悲痛地说：“法国失去了一位天才摄影家、一位真正的大师。他是20世纪最具天赋并深受世人尊敬的艺术家之一。”

（摘自王兵《布列松：镜头里的忠实记录》，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法国人，世界著名的人文摄影家，“决定性瞬间”理论的创立者与实践者，被誉为“现代新闻摄影之父”。   （百度百科）

② “经过加工或导演的照片，我没有兴趣……相机是素描本，直觉与自发性反应的工具，是我对疑问与决定同时发生的瞬间驾驭……摄影者需凭借极为精简的方法才能达到表现上的单纯……必须永远秉持对被摄者与自己的最大尊重！”“在摄影中，最小的事物也可以成为伟大的主题！”

（摘自《决定性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