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贵人伦、重亲情的国度。岁节祭祖，几乎是所有节日不可或缺的内容。第一刀新穗、第一盘鲜果、第一把新韭、第一杯佳酿都用来祭奠先祖。人们通过各种节日祝祭活动，表达后辈的孝思与追念；反过来，这种绵延不断、周而复始的岁节礼俗，又不断地强化着人们的家族意识、血缘亲情。节日里，天伦之乐表现得格外充分：家人团圆，孩子们受到格外的宠爱——端午节给孩子们涂抹雄黄、戴上艾虎以避邪气，七夕、重阳在家打扮小女儿，节日期间孩子们可以随意嬉闹而不受苛责。亲戚朋友邻里之间，互相馈赠节物时品，礼尚往来，情深意浓。千百年来，传统节日已成为维系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要感情纽带。只要是中国人，都可以从中真切地体验到一种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从而产生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亲和力。

深究各种节俗活动产生的根源，不难发现一个简单而又永恒的推动力，即人们祈望五谷丰登、岁岁平安、吉祥如意。节日风俗的产生，与人类早期的原始信仰如自然崇拜、灵魂崇拜、巫术、禁忌等直接相关。最早的节俗活动，意在敬天、祈年、驱灾、避邪。直到魏晋南北朝以前，禁忌、迷信、祓禊、禳解等观念及活动，在节俗中依然占主导地位，节日的歌舞狂欢，意在娱神；以时品上供，旨在贿神；制作、佩戴各种节物，则是为了驱鬼。到后来，这些待遇慢慢地不再为神独占，而变成人神共享。节日也就逐渐从避忌、防范的神秘气氛中解脱出来，而成为人神共欢的日子。隋唐以后，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空前发展，节日风俗也以极快的速度向娱乐方向发展：爆竹不再只是驱鬼的手段，而是欢庆娱乐的工具；元宵节的祭神灯火，发展成供人游乐观赏的花灯；中秋拜月，变成了赏月、玩月……原先用于厌胜的节物时品如桃符、门神、辟邪剑等，因变成供人玩赏的手工艺品而获得了审美价值。每逢重大节日，城乡还多有盛大的村社、庙会。后时，商贩咸集，游人如织，乞福，求子，烧香，还愿，欢歌群舞，百戏杂陈，村杜、庙会成为农村最大的交易场所和娱乐盛会。传统节日在发展过程中逐渐集信仰、经济、社交、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身，成为中国广大民众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直到近现代依然如此。

传统节日，是民众集体创造的文化产品，是古代信仰物化形态的一种遗留；同时，它也是一种生活节奏，一种逐渐形成的自我调节机制。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有节奏的，人的生活不可能没有张弛。生活不可无节日，节日不可无活动。在现实生活中，传统节日虽已基本失却了早先的信仰内核，但许多传统节俗却依然存活在民众生活之中，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加丰富多样。

①人们常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性质。乡土社会不是人治的杜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

②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的社会。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我们在旧小说里常读到杀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从现代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但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来说，与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③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了，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④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與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的服于威规罢了。

⑤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礼治和由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近日发布报告说，在充分考虑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影响的条件下，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人体胚胎、精子或卵细胞细胞核中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伦理上可接受”。

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是一家相当于民间智库的独立机构，它基于调查研究而得出基因编辑“造人”在“伦理上可接受”的结论是否能为社会广泛认同，可能并不确定。但是，这至少反映了一种社会趋势，一些人认为，可以为基因剪刀“造人”开绿灯。

国际社会对基因编辑婴儿从一开始就是坚定的红灯警示，现在却有人准备开绿灯，这个转折过程的时间之短令人吃惊。2015年，中山大学副教授黄军就因团队进行胚胎基因编辑遭到国际生物医学界的反对。当时有人预测，世界上首次诞生基因编辑活产婴儿可能还要50～100年。但是，从那时到现在才三年，就已经有人呼吁为基因编辑婴儿开绿灯了，这是否意味着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为时不远了呢?

基因编辑“造人”技术具有巨大的社会需求和实用性。目前已知有超过4000种遗传性单基因疾病，影响全球超过1％的新生儿。从理论上讲，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帮助预防这些疾病，让每个家庭都获得健康婴儿。这显然比胎儿出生前的基因检测更先进。

不过，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提出基因编辑婴儿“伦理上可接受”的同时，给予了严格的限定条件。其一，基因编辑婴儿必须确保并符合未来出生婴儿的福祉；其二，符合社会的正义和团结，不会增加歧视和分裂。这两个条件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复杂和困难。

仅仅从技术上看，基因编辑要符合婴儿的福祉就是一个难题。黄军等人对胚胎修改β地中海贫血的致病基因时，试验了86个废弃胚胎细胞，最终只有28个基因被成功编辑修改，成功率约为33％。显然，这个成功率并不足以获得安全性和成功率的保障，也让人们对此技术抱有疑虑。

现在，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有“基因魔剪”之称的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技术并不精准，脱靶率较高。这也意味着，如果使用基因剪刀修改致病基因，如地中海贫血的致病基因，也有可能把正常的基因剪掉；或者导致胚胎或生殖细胞上的基因发生重组，导致残障婴儿的出生，毁灭婴儿的福祉。因此，基因编辑婴儿技术如果没有100％的准确性，尚不可能用于临床“造人”。

另一方面，即便技术有保障，基因编辑技术被批准用于“造人”之前，还需要专业界和社会对它的应用和各种潜在可能性进行广泛而充分地讨论；而且需要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来建立临床安全标准，制定相应的监控和审核措施；还要充分评估它对个人、群体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到最后才可能立法。

以英国而言，目前允许人体胚胎研究，但英国法律不允许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后移植入子宫。因此，即便伦理和技术都为基因编辑“造人”开绿灯，但要让法律开绿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选自张田勘《基因编辑“造人”可以开绿灯了？》，《中国青年报》2018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