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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士大夫,最后的豪杰(节选)
——纪念李慎之先生逝世一周年
许纪霖
慎之先生过世一年了。他的死,就象他的一生,轰轰烈烈,成为一个文化事件。凡事件中人,必是某种精神的象征。李慎之,这位叱咤风云的思想老人,究竟象征着什么?
一年来,关于他的争论,不绝于耳。不少人将李慎之看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传人,甚至有“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的自由主义道统之说。李慎之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为大家所公认,但自由主义是否有道统,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李慎之生前倒不大愿意自称“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1999年秋天他在香港访问,应邀到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演讲,那年我在那里工作,参与接待。有听众问他,他当场断然否认。至少在公众场合,他是不太愿被简单地化约为某种意识形态的。根据许多人的回忆,李慎之生前很喜欢自称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士大夫与自由主义,假如按照过去的传统/现代的二元思维,简直是对立的存在。哪种形象更接近李慎之呢?
死去的人物,最悲哀的命运,莫过于被某种意识形态谱系脸谱化或符号化。我猜想,智慧过人的李慎之之所以自称不无“落伍”的“士大夫”,而非时髦的“自由主义”,可能意识到生后某种宿命。自由主义固然是其最后决断的政治理想,但并非其人格的象征。李慎之在精神上所担当的,乃是从春秋战国孔孟夫子开始,为历代儒家仁人志士所发扬广大的士大夫传统。
中国的士大夫精神,突出表现在天下兴亡的忧患意识、士志于道的理想主义和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先秦以降的中国历史,漫漫两三千年,基本上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社会。其间,虽然屡受昏君、宦官、朋党和愚民的戕害,以道自任的士大夫们始终是历史舞台的中心人物,或喜或悲,或歌或泣,担当的是朝代的命运、天下的责任。到晚清民初,这些士大夫摇身一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但纵然西装革履,依然包裹着一颗士大夫的灵魂。鲁迅、胡适、陈独秀、陈寅恪----,无不如此。不过,时光到了二十世纪之末,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随着工商社会的崛起、意识形态的消解和知识分子的学院化、专业化,士大夫作为一个精神性群体,终于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了。
时间终结了。当满街人群熙熙攘攘,皆为利往,当一代俗儒著书立说,全为稻粱时,李慎之在苍茫暮色之中,发出了兀鹰般的绝唱。那个渐渐远去的中国士大夫身影,显得是那样的空旷、孤独和绝望。
在谈到李慎之的时候,我们要记住的,在所有其他的身份之前,他首先是一个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意味着什么?每当我听到一些学生,发誓要在毕业之前,像考一张剑桥证书那样,解决“入党问题”的时候,我就为共产党被逐利之徒侵蚀而感叹。党世俗化了,世俗得失去了理想。而当年李慎之们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注入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一腔豪情。从“五四”第一代老共产党人,到“一二九”运动出身的青年干部,其实都是一批充满士大夫精神的理想主义者,是他们撑起了这个党的魅力和光芒。李慎之在怀念匡亚明先生的时候说:
我一向以为***所以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除了客观环境与政治路线的原因不说,有一点是因为老一辈的共产党人大多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他们的骨子里都秉承着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他们怀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抱负;“民吾胞也,物吾与也”的襟怀;“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气节;立定“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样,才能使他们前仆后继,再接再厉,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李慎之就是这样的共产党人,即使后来“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他也不悔初衷。1998年,我出差北京,到他府上拜访。我们谈到了革命,谈到了年青时代的选择。我过去有一个误解,以为当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都是一些成绩平平的“愤青”。李慎之对我的无知简直有点愤怒:“哪里!当年”一二九“运动中走在最前面的,都是学校里成绩最优秀、在同学中最有威望的。那些不学无术的家伙,都去抱三青团的大腿了!”我问他:“假如时光倒退六十年,您还会坚持您原来的选择吗?”他垂下目光,沉思片刻,声音低沉地回答:“当时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要抗日,国民党不抗日,共产党要抗日;要民主,国民党搞专制,共产党反专制。我们是带着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奔向共产党的。只要你当年内心还有一点热血、一点良知,你就不会选择走另一条路。”
是的,当年的宝塔山下、黄河之滨,云集的是像李慎之这样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青年,是那一代士大夫中的热血精英。他们为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而来,充满着崇高的献身精神和烈士情怀。李慎之将这些共产党人称为“老派共产党员”。好一个老派!老派共产党员,就是中共党内的理想主义者,以弘道为己任的二十世纪士大夫。
新派共产党员,为利禄而投党,党只是他们升官发财的工具;而老派共产党员,一生恨爱,统统融化于间,他们对党之荣辱、理想之执着,难以为后人所理喻。那是用青春的热血和一生的苦恋所凝聚起来的情感,是容不得任何人去亵渎和颠覆的。削肉还母,剔骨还父,是何等的刻骨铭心!
没有这样的刻骨铭心,也就没有晚年的李慎之。
(选自2004年4月号《二十一世纪》)
【小题1】 文章说“到晚清民初,这些士大夫摇身一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但纵然西装革履,依然包裹着一颗士大夫的灵魂”,请概述“士大夫的灵魂”的要义。(4分)
【小题2】 如何理解文中划线的句子?请简要分析。(5分)
【小题3】作者说李慎之是“最后的士大夫”,又说他“首先是共产党人”;这身份界定是否矛盾?为什么?(6分)
上一题 下一题 0.99难度 现代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7-03-03 01:0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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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题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一年365天,我们为什么要把归乡的日子选择在春节?这个问题,牵涉到中国时间的秘密。
过去二十年,我一直在研究中国古代历法中节日的排列。最后我发现了中国古代人时间生活的秘密:原来中国古人按照阴阳观念思考问题,依照阴静阳动的原则,他们给自己的时间生活划分出了鲜明的节奏。这节奏就体现在节日安排上:一年之中,前半年为重;半年之中,前三个月为重;12个月当中,奇数月份为重;一月之中,前半月为重。这个排列有两个变例:一是八月份,宋代开始,中秋节成长为大节;另一个变例就是十二月,十二月是偶数月,但节日分量很重,并且集中在后半月,这和来年一月份的前半月结合在一起,构成中国古代时间生活最大的一个节期。
当这一规则具体展开于一年的农业生活中时,我们会看到,中国古代节日具有怎样鲜明的内在节奏!一月之中,当人们为前半月的节日忙碌过后,后半月的平静生活显得非常可贵。当后半月的生活显得过于平静,下一个月新的节日已经来临。当一个节日较多的月份结束后,到来的是一个节日相对较少的月份。然后到来的又是一个节日相对较多的月份。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年之中,当万物萌生的春季这样一个节日繁多的季节结束后,是稳定的成长,是夏季这样一个节日相对减少的季节。而当收获的金秋来临,同时到来的是又一个节日的盛季。而那之后是冬季,是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节日排列由相对减少到伴随着新年即将来临而转入迎新的准备期。一年中节日的最高潮将在这之后如期到来。这一切构成了中国古代农业社会节日生活的内在节奏。一月又一月,一年复一年,这一内在节奏,与大自然的四季变迁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与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节日传说结合在一起,为我们先民的时间轨迹雕上了美丽的刻度。这一内在节奏,有如万象喧然与处子般宁静的契合,有如一曲美丽的乐曲。一个个月份如一节节平稳流畅的乐章,八月中秋则是中间华美的变奏,而十二月后半月的节日集中期与来年正月前半月合而为一,构成一年中澎湃激扬的节日高潮。
这就是中国时间的乐章,它既葆有摇曳多姿的变化又谨然成序,既内容丰富多彩又快慢张驰有度,它是我们先民时间生活的内在的旋律。而“年”是我们一年时间生活的顶点和高潮,在中国人的时间生活中,它占有绝对性地位。而这个地位,是千百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中国人文化积累的结果。早在殷商代,已经有了近似于“年”的观念。人们在年终会开展大型祭祀活动,祭祀天地山川和祖先神灵。到了周代,尽管“年”的日期和今天有所不同,但过法已经有很多相似之处。从那个时代起,年已经是一家人、一族人欢聚一起共度良辰的日子。
两千年多少朝代兴替,两千年多少世事沧桑;“年”却一直留下来,并且不断生长,成为民族的传统被继承和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国人的节日传统。它渗透进了中国人的血液里,成为中国文化的根,中国人无论如何不肯放弃的传统。
(取材于刘晓峰《家与年:解读中国文化的深层密码》)
材料二
《红楼梦》里,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哪个节日都过得神采飞扬,唯独说到过年,要么是一带而过,要么就写得很无聊。
前八十回里,两处写到过年,一处是元春省亲前,“朱批准奏:‘次年正月十五上元之日,恩准贾妃省亲。’贾府领了此恩旨,益发昼夜不闲,年也不曾好生过的。”一句话就把个新年打发掉了。到了五十三回,曹公正儿八经要写一回过年了,细细地写贾府里祭祀、焚香、吃年酒、进宫朝贺,写得排场极大,像一幅画儿,画上的每一个人,做的都是规定动作,不像其他节日里,欢声笑语间,便凸显了各自的性情。
两处描写加起来,可以凑成曹公对于过年的感觉,这是一个既乏味又充满繁文缛节的节日。假如我们认同《红楼梦》是一部自传体小说的话,这也基本上是贾宝玉的春节印象,他是不喜欢过年的。
贾府里其他节日大都是自家人在一起吃饭,贾宝玉深受宠爱而如鱼得水,但除夕就不一样了,他要见到的人不只是亲人,还有亲戚。
一些老妯娌,是贾府旁支亲眷,宝玉也该上前喊一声奶奶。她们坐在一起,会聊些什么呢?书里没说,二十九回里,倒有个样本。那个无聊的张道士,见了贾母,先是夸老太太气色好,又赞宝玉发福了,然后自然而然地就说到宝玉的婚事上,提起前日在哪个人家见到一位小姐生得好模样,要给宝玉做个媒。大年下,与贾母握手相见的老太太们,大抵也是按照这个格式走。
提亲话题之外,她们还喜欢问你在社会上的定位、现状和前程;还有那些来拜年的叔伯,他们会问得更仔细。这让逃避学堂成天跟姊妹们混得不亦乐乎的“无业游民”贾宝玉情何以堪?贾政在家的日子,虽时常把宝玉骂个狗血喷头,但亦有当父亲的虚荣心,没准儿会像某些章节里曾有过的那样,把他拎出来,让他当众做首诗什么的。总而言之,那些不快乐的记忆,贾宝玉或者说曹公都曾体验过,让他懒得再提。
说到底,是新年这节日太主流,跟非主流的贾宝玉犯呛。
最初,“年”是个吃人的怪物,人们要用鞭炮、用喧天锣鼓去驱逐它。这也许可以说明,年,原本自恐惧而来,来自对生命与岁月的恐惧,所以,人们要用狂欢把那恐惧压下去。驱逐恐惧的另外一种做法,是确定自己的坐标,在“适当”的年龄做“适当”的事,会让人觉得把握住了光阴,心里踏实。所以,在新年的各种仪式里,人的自我被抽离,变成一个个符号:在祖宗灵牌前虔敬的后代,与鬼神巧妙周旋的凡人,必须融入欢乐海洋的一分子;还有,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在生命坐标上不偏不倚稳稳立住的那个点。
可是,对于曹公来说,哪有什么适当与不适当,只有我想与我不想。家财万贯可能瞬间成空,不能与心爱的人在一起,举案齐眉又如何?新年只是时间的节点,而非人生的节点,何必这样欢天喜地又禁忌重重地去制造噪声、垃圾和狂欢后的虚空呢?
清清静静地过自在流年。这样的新年,想来才能让宝玉心生欢喜。
(取材于闫红《我们就是那个不爱过年的宝玉》)
材料三
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年味只是一种存在于记忆中的味道。
年,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原本也是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但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原来的传统节日所承载的东西,不再是今天人们的必需,那么“年”这样的传统节日就会发生变化,甚至是质的变化。
现在的人们对于过年,似乎只剩下了回家、团聚、吃饭,然后就是离家、工作。回家过年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形式、一种强迫、一种责任、一种负担,完全没有小时候那种望眼欲穿的过年心情了。就是相聚了,又有多少人能真正放下手机、离开电脑、不看电视,和家人说说心里话,唠唠家常呢?
年还没完,该走的就踏上了归程。过年,很多时候只不过是回家的一个必要的理由而已。
因为很多原因,过年时放鞭炮的少了,单位挂大红横幅、红灯笼的少了,这在某种角度上说,是时代的进步,是人们对于社会发展和环境变化的一种自我调整。但客观地说,街上一点喜庆的颜色和气氛也没有,无疑对于年味变淡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取材于赵晓林《过年成为一种形式:年味不知“味”》)
【小题1】根据材料二,下列不属于宝玉“不喜欢过年”原因的一项是(  )
A.过年充满繁文缛节,十分乏味。B.被提亲,被关注地位和打探前程。
C.成为长辈满足虚荣心的应景人。D.重要的时间节点,恐惧生命流逝。
【小题2】根据材料一,下列不属于把归乡的日子选在春节原因的两项是(  )(  )
A.年是我们一年时间生活的顶点和高潮。
B.人们要在一年之初为这一年做打算。
C.年作为家人、族人欢聚的日子是古已有之的传统。
D.年处在春之初,是合家商定全年计划的最佳时刻。
E. 年在我们的时间生活里占绝对性的地位。
【小题3】过年是中国人不肯放弃的传统,可是,当下“年味”却越来越淡。请结合以上三则材料,说说“年味”变淡的原因。

同类题2

阅读下面文字,回答小题。
经学文本的演变
儒家通识教育,主要是通过经典学习和主体自觉实践而实现的,由此也产生了源远流长的“经学”。作为训解、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起源于子夏和荀子,并随着时代发展教育变革而演化。两汉儒学处于独尊地位,“五经”、“七经”立于太学,“明经”、“孝廉”也设为察举科目,在人才培养和选拔中发挥了特殊作用。隋唐而下,经学与科举结合,对儒家通识教育的内容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初,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订《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由此完成了经注的统一。高宗永徽四年《五经正义》颁行后,遂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经说。其后,又有贾公彦作《周礼注疏》与《仪礼疏》,杨士勋作《谷梁传疏》,徐彦作《公羊传疏》,合称《九经正义》。唐代明经科,以《九经》取士,有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之别;至唐文宗太和年间,刻《十二经》,立石于国学,增加的《论语》、《孝经》和《尔雅》,均成为了教科书。
唐代学者整理的经学文本,是对汉代以来经学的一次大总结。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如此评析:“自《正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也有学者认为,“正义”对经、注起了详解作用,有益于普及文化教育,但士人多以读经为敲门砖,并不以学术论争为意,从而造成了经典注疏的停滞。
北宋庆历以后,疑古之风始兴,不信前人注疏,务出新义。熙宁间,王安石改制,废置《仪礼》学官,而以《周礼》取士,并未将《春秋》列于学官。当时规定:“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其原因主要在于三方面:《春秋》大义难知,不利“经术造士”;《春秋》经传言灾异,不利变法;依《春秋》大义治狱,与王安石以法治罪相冲突。王安石自撰《三经新义》,颁行学校,作为士子惟一“经术”和科举考试标准。实际上,这是新党集体思想的结晶。“过分热衷于将一家注经之学定于一尊的作法是导致王安石失败的原因之一。”
此后,经学文本进一步发展。朱熹从《礼记》中选出《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作《四书集注》。这是元、明、清读书人的必修教科书,也是科举考试的法定标准。为适应读书应举的需要,宋代以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教材流行于世,清代曾有《弟子规》读本。
【小题1】下列对 “经学”解说正确的一项是
A.因与科举结合,经学对儒家通识教育的内容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而在两汉时处于独尊地位,
B.起源于子夏和荀子的经学,随着时代发展教育变革而演化成了一门训解、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
C.唐宋后数百年间,《五经正义》一直是科举取士的标准经说,也是天下士子谨守的官书。
D.经学文本经朱熹得到进一步发展,《四书集注》是以后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法定标准。
【小题2】下列不属于“经学文本重大发展”的人和事的一项是
A.唐太宗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的《五经正义》在唐高宗永徽四年颁行后,遂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经说。
B.贾公彦、杨士勋、徐彦在《五经正义》的基础上又拓展了经学文本,《九经正义》成为唐代明经科取士的经说。
C.北宋庆历间,王安石改制,废置《仪礼》学官,而改以《周礼》取士,并未将《春秋》列于学官。
D.宋代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作《四书集注》,这是元、明、清的必修教科书和和科举考试的法定标准。
【小题3】下列表述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论语》是经唐代学者整理的经学文本,被列为经学教科书是在唐文宗太和年间。
B.唐太宗和唐文宗,都十分重视对儒家经典的训解、阐述,并完成了经注的统一,推动了经学的发展。
C.北宋庆历以后,疑古之风兴盛,王安石自撰《三经新义》颁行天下,其根本目的在于推翻前人经学的文本。
D.宋以后《三字经》《千字文》等蒙学教材之所以流行于世,与读书人适应科举的需要有着密切关系。

同类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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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新文学”之父
李林荣
论在文学史上的辈分,郁达夫属于为“新文学”吹响号角、发起最早几波冲锋,打赢最先几场漂亮硬战的前驱和元勋。
1921年在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读大二的郁达夫,就邀集了一帮后来成为“新文学”第二大团体“创造社”骨干的朋友,成立 “创造社”文学社团,同年 10月,郁达夫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现代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在上海出版了。仅以上两点,郁达夫作为“新文学之父”,当之无愧。可实际上,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以至今天,很多人都不太乐意痛痛快快地把郁达夫和胡适、鲁迅、周作人、茅盾摆在一起,相提并论,认定其对“新文学”有首倡缔造之功。一个直接的缘由,就在于郁达夫赖以创下一项文学史纪录的成名作——小说集《沉沦》,实在是不讨大家喜欢。
情况甚至还比这更严重,《沉沦》刚一问世,按历史现场的目击证人周作人的话说,就“颇有人认他(它)是不道德的小说”。当年指斥《沉沦》不道德的种种说法,究竟有多严厉、多难听,今天已不容易详细了解。从周作人为《沉沦》辩白、正名的那篇题目也叫“《沉沦》”的议论文章,篇幅超过了周作人那一时期写的一般论文差不多一倍,就可以侧面感觉到那会儿骂《沉沦》的声浪,气势着实不弱。 
周作人的评论一出,在以学问和权威为信仰的知识界、文化界,基本再没什么人去揪《沉沦》的道德小辫子了。至于在文化、文学的专业圈之外的日常舆论场合,《沉沦》内容、外形和品位,八成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道德”,往轻了说,也是:它写的和写它的,一概都没出息。
一部《沉沦》,三个故事,主人公都是一位青春年少、留学海外的小伙子,基本情节都是主人公被“名誉、金钱、女人”三重欲望的“三角联盟进攻”,昼夜不休连轴折腾,弄得日甚一日地神形憔悴、弱骨支离、失魂落魄,最后落到非死即病的穷途绝境。有欲望很正常,因追逐欲望,而惶惶、而窘迫,也不算失常。在欲而难得和只能偶有所得的情形下,总是自怨自艾、唉声叹气、顾影自怜,越琢磨越伤心,动不动就二目垂珠、以泪洗面——这样的做派,却怎么看也不能看成人情、世态的常态。
对《沉沦》和对郁达夫有关《沉沦》创作背景的追述,历来有两个普遍存在的“没读懂”。一个“没读懂”,表现为不是把《沉沦》向上拔得太高,就是把《沉沦》向下摁得太低;另一个“没读懂”的表现,则是不是把《沉沦》跟他的作者郁达夫先生本人的生活实际靠得太近,甚至干脆贴在了一起,就是反过来走另一极端,把二者使劲拉开,分离得太远。 
其实,达夫先生追述过,说他的真正的文学创作生活,是从《沉沦》发表以后才起步的。这也就是说,写《沉沦》这三篇小说的时候,他还并没有充分明确、充分自觉、充分自信的以小说家或者文学家自居的意识。
《沉沦》是郁达夫作为业余写手的最后一笔涂鸦,其实质水平是业余涂鸦级的,但传播的范围和产生的效应,却是专业高手级的。这种明显的不对称,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因为《沉沦》毕竟写的是没出息角色的没出息故事,而且还是三个步点踏在一处,相似的叙述框架,同样的“名誉、金钱、女人”三角联盟“欲望”组合的蛊惑和煎熬,做推动情节的动力源,而从这几个方面暴露出来或者说泄露出来的,正好只能是尚缺乏作家的机心和文学艺术手段的合成包装的郁达夫本人写作当时的实际生活情态。
郁达夫其人其文是不寻常的,这种不寻常,在他生命途中从非文学到文学、从业余写手到作家移形换位的临界点前后,有由低调到高调、由宣泄到创造的不同体现,但坦率无伪的实质是一以贯之、持续不变的。
在《沉沦》成型之前的岁月里,或者说作家郁达夫文学生命的孕育期里,还未成名作家的郁达夫大概确实是被一种耽于自卑的丑小鸭情结给压抑得有点“没出息”了。《沉沦》里三位有事没事都能兀自伤怀、哭哭啼啼的主人公,就该是这一时期郁达夫本人的人格倾向投射,这三位“没出息”的主儿共同牢牢怀抱在心的欲魔三角形——“名誉、金钱、女人”,也确实就该是压弯他们身形脊梁的那座精神大山。 
但是,这一切,都在《沉沦》发表之后,随着郁达夫文学生命和社会生命的航船乘风破浪、启程远行,都被挪移到一个更开阔也更崇高的价值平台上,给全面刷新和整体超越了。郁达夫从《沉沦》开始的文学之路,自抬脚第一步算,就是有和《狂人日记》同等豪迈的气势和同等深广的意义。 
【小题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4分)
A.文章首段写郁达夫为“新文学”吹响号角,是新文学的前驱与元勋,既奠定基调,也引出下文对其卓越文学成就的叙述。
B.文章第2段运用对比手法,揭示郁达夫的《沉沦》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从侧面表现出郁达夫的文学功绩。
C.传记中引述了周作人的话,其目的在于凸显小说《沉沦》发表后所受到的责难和批评,使《沉沦》在社会舆论上树立了权威。
D.作者认为,对待郁达夫的《沉沦》存在着两个“没读懂”,具体表现为在“主题”上与“背景”上存在着两种极端倾向。
E.郁达夫先生自己对《沉沦》偏爱有加,并满怀深情追忆说,自己真正的文学生涯是从《沉沦》发表以后开始的。
【小题2】联系文本,作者为何称郁达夫为“新文学之父”?“另类”又表现在哪里?请简要回答。(4分)
【小题3】文章称《沉沦》是“郁达夫作为业余写手的最后一笔涂鸦”,但“传播的范围和产生的效应,却是专业高手级的”,如何理解这句话?(4分)
【小题4】文章多次说《沉沦》“没出息”,又说郁达夫其人其文“不寻常”,是否矛盾?谈谈自己的看法。(4分)

同类题4

阅读下面文章,回答下列小题。
亚马孙丛林中的雄性蓝蝶带有彩虹般的蓝色光辉,半公里外就能看到。其光辉如此强烈,有的竟能反射70%的蓝色光线,远远超过蓝色涂料的反射率。蓝蝶耀眼的光辉,原是一种警号,使别的雄性蓝蝶在远处就能知所趋避。蓝光越强,示警作用越显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亿万年的自然选择,使亚马孙蓝蝶翅膀有了如此奇妙的性能。
  这种性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人发现,但其奥秘直到最近才被揭开。原来蓝蝶翅膀上覆盖着许多微小鳞片(就是触摸蝴蝶翅膀时会沾手的粉),其表面有许多平行的脊状突起物。观察脊的截面,会发现其中包含着许多平行排列的羽状物。“羽毛”的主干两边生出若干分支,分支的长度沿主干从根到梢逐渐变短,其结构类似于人造的多层介质反射镜。人造多层介质反射镜的反射光有很强的方向性:对接近垂直入射的单色光线反射率极高,但对斜入射光线的反射率很低。令科学家们大吃一惊的是:蓝蝶翅膀的反光却是广角的,可以在很大范围内看到。这种奇妙性能缘于那些羽状物的分支并非完全位于同一平面内,而是各具略微不同的倾斜角,使反光的视角大为增加。蓝蝶的翅膀还具有颜色选择性。其羽状物的尺寸恰好能增强蓝光的反射,而且其分支越多,反光就越强。一种仅有6到8个分支的蓝蝶翅膀,仍比蓝色涂料的反光率高出一倍以上。蓝蝶翅膀的反射光颜色随不同的视角略有变化,从蓝色到紫色,一直延伸到人眼看不见但蓝蝶能看见的紫外线。
  目前人们正在研究蓝蝶的反光机理,想仿造应用。比如改善公路上的路标,改善电脑的液晶显示器。军事部门感兴趣的是仿蓝蝶翅膀的反光结构,将之用于可随环境变换色彩的新型迷彩伪装;服装公司则设想,仿蓝蝶翅膀做出的具有特殊反光性能的衣料,将使时装展示台上更加异彩纷呈。最重要的应用当然是有价证券的防伪,因为再先进的复印机也无法印造出具有精细立体结构的蓝蝶翅膀来。
  纽约州立大学的一位昆虫学家说:“蓝蝶做到了工程师们试着做却未能成功的事。”的确,正在研究中的人造模仿物,在光学性能上仍无法与蓝蝶的翅膀相比。
【小题1】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分)
A.亚马孙丛林中的雄性蓝蝶带有彩虹般的蓝色光辉,能反射70%的蓝色光线。
B.蓝蝶的翅膀覆盖着羽状物,具有多层的、立体的结构,因此反光具有很强的方向性。
C.蓝蝶的翅膀具有颜色选择性,其羽状物的尺寸可以增强蓝光的反射,其反光强度与分支数量正相关。
D.在蓝蝶仿生的各类应用研究中,证券防伪的研究最有成效,其技术是最先进的复印机都无法达到的。
【小题2】(小题2)通观全文,简要说明蓝蝶翅膀具有的独特光学性能。

同类题5

阅读下列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二)
山间小路
龙应台
①海登堡古城临河,河对岸山坡上有条羊肠小径,蜿蜒数里,覆着野花和草莓,看季节变化。小路无人不知,因为历史哲学家歌德、亚斯培斯、黑格尔、韦伯、海德格尔……都曾经在路上徘徊,从“哲学家小径”远眺,可以望见古城的石墙、红瓦和渐行渐渺的河船。
②我到长沙,什么都不想看,只想去看一条小路,也是一条山间小路。在那条小径上,朱熹、张木式 、王阳明、左宗棠、曾国藩……都曾经徘徊。从小径远眺,可以望见古长沙郡的城池和波光潋滟的湘江。
③那条小路在岳麓山里,蜿蜒穿梭于书斋亭台、老树池塘之间,覆着青苔或落叶,小路没有名字,有名字的是它牵引环绕的范围,叫岳麓书院。
④九月的一个小午,阳光穿过重重叶层,将老槐树的影子闪烁在地面,与书斋稳重密实的投影形成动与静的辉映,小径上光影错落,明灭间时光恍惚,仿佛望见前行者踽踽背影。也是九月,不到40岁的朱熹经过长途跋涉抵达长沙,也是别的都不看,渡过湘江,直奔书院小径,与张木式 会面,他要与张木式 面对面地讨论《中庸》里关于中和的概念。两个人不仅私下里切磋,而且公开讲学辩论。开讲时,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朱张两个渡湘江来回的地方被老百姓唤作朱张渡。
⑤一个爱思考的人行走千里只为追究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舆马争饮、座无虚席,只为听一场关于道德的辩论;渡口不以政治人物命名,却纪念两个著书立言的人——什么样的社会才允许这样的事情?那必定是一个认识a文明、尊重文明的社会,800年前的中国。
⑥可是文明又是怎么回事呢?朱张讲学是何等的意气风发,谁能想见日后朱熹的命运,不同意他思想的人要求朝廷将他“枭首朝市”。朱熹虽然躲过了弃市的下场,却难逃被贬为伪学逆党,郁悒以终。发丧时,生徒不许聚集。然而,30年后,宋理宗会读朱熹的“四书”注解而爱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于是“伪学”又变成官学。如果这是一个认识文明的社会,它又怎么会如此横暴地玩弄b文明于股掌之中?
⑦也许因为天气炎热,也许因为书院里没有附设歌厅茶座,游人零落,回廊肃静,听得见风吹的声音,可是我知道,这屋瓦回廊并不是都这么平静的,作为c文明的象征,书斋和人一样有时辉煌,有时覆灭。这千年书院,时而房舍巍峨,书声琅琅,时而断壁残垣,鬼影憧憧。决定它生死的似乎也全是那政治的霸权。
⑧文明竟是那么脆弱的东西吗?沿着小径来到百泉轩,历代山长的住所。廊前有一个小小的庭院,院里一口小小的泉水。
⑨不对吧,如果霸权决定一切,这百泉轩怎么还能在千年之后让我看见?那泉里还冒着水呢。细读书院史,就发现书院之所以建了又毁,毁了却总能再建,是因为和政治霸权一直有一股不灭的抗争力量。譬如朱熹的教育理念“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今日读来犹令人震动。一个社会已经体认到“学”与“问”是维系文明的根本,它一定是一个思想发达、海阔天空的社会吧。譬如书院在1131年毁于战火,湖南安抚使刘珙“葺学校,访儒雅”,重建岳麓书院。刘珙是什么人呢?身为礼官,“秦桧欲追谥其父,召礼官会问,珙不至,桧怒,风言者逐之”。不论是对秦桧不从或是在废墟中兴学,刘珙对抗的都是政治霸权对文明的压迫,书院历史的构成,就是这两种势力不断的彼此抗衡与妥协的消长过程。
⑩我在树影斑驳的小路徘徊,不忍离去。若有时间,真想在那百泉轩的廊下坐到黄昏,听风从最深邃的起点悠悠吹来。
(《中外散文》,有删节)
【小题1】文章5.6.7段中有三个用黑体字和序号标出的“文明”,它们的含义是否相同?请加以解释。
【小题2】第9段“书院之所以建了又毁,毁了却总能再建,是因为和政治霸权一直有一股不灭的抗争力量。”“不灭的抗争力量”具体指的是什么?请概括说明。
【小题3】文章写的是岳麓书院,却以“山间小路”为题,你认为妥当吗?为什么?开篇又以海登堡和岳麓山两处的山间小路相比较,这有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