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其保护和传承已不仅仅是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化艺术的责任，而且是对人类文化多样性，人类文化杰出样式的保存、发展与传承的责任。这种文化遗产如果被扭曲、破坏与灭绝，就不仅仅是对一国文化的伤害，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

然而，中国书法在一百年间遭遇的变局，比任何一种其他艺术形式都更加剧烈。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签字笔和电脑的时代，毛笔的实用性书写被普遍放弃，书法的传承遭遇了釜底抽薪式的环境变异，传统书法不断被边缘化。我们的传统文字也经历了百余年简化字加拼音的冲击，汉字的字形、字体、字意已发生极大变化，书法的文字学根基和素材的多样性大受动摇。我们的诗、文、画传统也迥异于历史，中国国画之中书法元素的缺失已是普遍现象。我们传统的私塾和书院式的国学教育，也已经被现代教育全面取代。书法的文化背景与文化依托几近弃绝，书法的历史地位一度从历史的最高峰跌落至历史的最低谷。

但无论怎样，我们一定要维护书法的历史传承。没有历史传承、没有历史根基者，不能叫“遗产”。中国书法的后申遗之路，绝对不能离开自身的历史。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书法在坚持“非遗”原则的同时，并不完全排斥艺术创新。它所强调的是，当它作为“遗产”时，它的主体、主流、主干必须是从传统走来的。

当然，中国书法的传承必须是动态的。这包括两层意义：一是传统的真草隶篆诸种书体必须依然存活于当代书家的书写中，书法诸体的历史沿袭传承有序、代代相传；二是当代书家人才辈出，书法活在当下，书法流传不绝，书法依然为人书写。一切电脑设计制作的、机器印刷制造的“书法”或“书法式书写”都不是真正的可以作为“非遗”的书法，至少不是书法的主体。

另外，为了中国书法的发展，我们有责任加快向世界人民传播、交流和共享书法的进程。“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身份，使中国书法的对外传播获得了更便利、更高端的平台。向海外积极推介、传播中国书法，是后申遗时代中国书法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和标本，中国书法以汉字为基础，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体现了万事万物“对立统一”的基本规律，反映了人作为主体的精神、气质、学识和修养。中国书法这一独特的文化品性，将为中国文化赢得最大的荣誉和最广泛的尊崇，使中国文化在今后几百年几千年，对全世界的文化拥有持续的吸引力、征服力。

所以，中国书法在后申遗时代的发展路径，并不是屈尊低就外人的好奇和满足这种好奇的粗鄙的书写与书写表演，而是坚守它尊贵的文化品性，维护它的文化神圣、神奇、神秘和博大精深。

(摘编自向云驹《坚守中国书法的文化品性》)

即使是娱乐，“粉”什么也很重要

时下，粉丝文化是一种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所谓粉丝，又叫追星族，就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对另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也有可能是物〉，产生了非比寻常的认同之感与钦慕之情。这种对优秀人物或事物的钦慕与追随，说起来也是一种人之常情，古已有之，只是叫法不同而已。据载唐朝有一个荆州人叫葛青，仰慕白居易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竟至于在自己身上刺满了白居易的诗歌，共刺了30多首，想一想都怪吓人。

诸如此类的粉丝行为，历史上真是绵绵不绝，但是到了今天，已不再是“不绝”那么简单了，而是发展成了一股潮流，人多势众。

数量上的扩充只在其次，更重要的变化在于角色转换。粉丝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仰慕者与追随者了，而开始变成明星的制造者与推动者，粉丝们的行动越来越有组织性与策略性。大家一定还记得那个一夜之间爆红的邮筒，只因某位明星偶然间与它合了一张影，随后大批的粉丝蜂拥而来，夜以继日地自觉排队，只为了也跟那无辜的邮筒合一张影。这是无聊吗？是空虚吗？恐怕都不是。在这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粉丝们正是要以这种吸引社会关注的方式告诉更多的人:这位明星是非常优秀的，值得我们仿效。在追星或造星过程中，粉丝们享受的是自己的审美趣味能够成为流行的那种满足感。

粉丝文化让年轻一代的蓬勃生机与巨大诉求呈现在了社会面前，同时也暴露了他们的芜杂与浅显的特点，像现在荧屏上流行的小鲜肉、中性美，就常常引来社会的质疑与诟病。但是年轻粉丝们积极的参与意识、表达审美风格的强烈诉求，以及强大的行动力与高度的组织性，却让人无法等闲视之。粉丝文化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无不对时代的时刻变化产生的影响，也让人难以对之骤下判断。毕竟，任何的文化形态都会经历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由芜杂到精致的发展过程，任何的文化形态又都要能够包容或者说直面年轻人标新立异的冲动与诉求。文化是最不怕交融的东西，交融反而会让文化变得更加茂盛与强健，这是粉丝文化值得我们重视的一大原因。

但是，时下的粉丝文化背后，又往往闪动着资本的影子。资本力量的介入，常使粉丝行为不再那么简单与纯粹，有时候表面上的自发自为，实际上可能是一种营销，这就让人觉得粉丝文化变了味。而且，表达审美诉求虽是无害的，但若像一些铁杆粉丝天天追着明星跑那样沉溺其中，贻误正业，就是得不偿失了。尽管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尽管职业上没有尊卑之分，但是在精神文化的领域，又确实有高下之别。既然粉丝的主体是年轻人，那么在选择文化偶像的时候，选谁不选谁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这种选择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今后人生的文化品位与取向。所以，在这个所谓的“误乐时代”里，真心希望粉丝们多“粉”一些娱乐之外的更有底蕴的人与物。

《史记》的书生私见

①我一生读书、教书、译书、著书，识字以来，除不得已外，70多年来，和书须臾不离。自称书生，当不为过。说来也难以自信，尽管我的小小书斋满架、满橱、满桌、满壁、满地都是图书报刊，但我常挂记在心头的书并没有几本。细细思来，关于太史公的《史记》实有不少久藏在心里的话，不吐不快。

②我和《史记》相识是出于父命。年未及冠，父亲带我去拜见老师。礼毕，老师说：“那么，就让他从《史记》圈起吧。”这是他定下的入门规矩，先得圈几部书。圈书就是现在所说的标点，但符号单纯，只用圈断句。接着又指点一句：“可以先从‘列传’圈起。”父亲和老师作出这个安排，目的在学文，而不在学史。

③在我这一代，父命师训固然还起一定的作用，但是我大热天能坚持埋头圈书，其实还是出于《史记》本身的吸引力。要分别了，我去向老师告辞。他抽了一筒水烟，抬眼看了我一下：“你觉得这部书怎么样?”对这突然袭击，我毫无准备，只能率直地说： “我很喜欢读。”为什么?”“为什么？”“太史公文中有我，把古人写活了。”这位老师露出一丝微笑，并不像是满意的微笑。他接着说：“既然喜欢读，还不妨多读读。”

④事隔30年，我列名老九，置身册外。当其时，亲友侧目，门庭罗雀，才又想起这部“不妨多读读”的书来。读到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我惘然如跌入了时间的空洞。历史应当是个逝者不能复返的过程，怎会在2000年前他已写出了我无法用言语表达的自己当时活生生的心态?

⑤过了半个花甲再读《史记》，眼前不能不浮起那位老师不像是满意的微笑，似乎明白了他“不妨多读读”的意思，好像是说：“年轻人，慢慢体会吧。”这么多年的世道，把我的思路导入了对《史记》新的反应——太史公文中有我，把后人写活了。

⑥这种体会却又引出了一个难解的困惑。2000年的时间丢到哪里去了呢?我似乎见到了一个时间的空洞。我在“喜读”这部书的感情里，插入了一种“惶悚”的心理。如果真的是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乃见清士——这不是一个令人心寒的世界么?我生来是个软心人，盼望着在时间的推移中世界是会越来越好的。如果时间真是有空洞，人不能在时间过程中不断进步，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⑦又过了30年。我已入耄耋之龄。在写这篇“说史记”的短文时，突然发现我连太史公的生卒年代都不知道。查了一些工具书，对太史公哪年去世都用“?”号，存疑不写。后来我在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332l页注16下找到《集解》①说：“案：卫宏《汉书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古代施宫刑的牢狱)。有怨言，下狱死。”关于太史公保李陵、下蚕室的事，在《报任安书》中言之甚详，也是后世所熟知的。裴驷引卫宏的注，我是第一次读到。似乎是隐约地说，司马迁下蚕室的真实原因是笔下无忌，得罪了皇上，保李陵何至于下蚕室?结果是死在狱中，年月不详。这个下场，历代史书一般是隐讳不提的。

⑧太史公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更不会不知道自己的落场。他忍辱偷生写完这部《史记》，最后在自序中还明白写出：“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在京师的那本是公开的，自然难免被削改。他似已防止这一手而把正本安放在下落不明之处。《索隐》②作者司马贞还故作谜语，引《穆天子传》说名山在“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之处；又在《述赞》中告诉读者副本是受到篡改的，所以说“惜哉残缺，非才妄续”。但是正本究竟何在呢?

⑨半夜不寐，似有所悟。我真是个太史公所说的浅见寡闻的俗人。怎么不领会有生无卒的妙笔?太史公的生命早已化入历史。历史本身谁知道它卒于何时?《史记》所述正是这生生不息、难言止境、永不落幕的人世。正是这台上的悲喜啼笑构成了不朽的人类心态。这就是它的正本，也是它的名山。让这台戏演下去吧，留个问号给它的结束不是更恰当、更好些么?

⑩“既然喜欢读，不妨多读读。”这是60多年前老师临别时的话，不寐之夜又在耳边叮咛。时乎，时乎，怎样分辨今昔呢？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作者费孝通。)

注释：①《集解》：南朝裴骃注释《史记》的著作。②《索隐》：唐代司马贞注释《史记》的著作，《述赞》是其中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