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开甲：此生情定核裂变

戴红

著名物理学家、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的创建者和领路人程开甲，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我国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推动了核武器设计、改进和核试验技术的发展，创立了核爆炸及其效应理论，为我军的核武器应用奠定了基础。

1931年，程开甲考入浙江嘉兴秀州中学，著名的科学家李政道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程开甲在这里读了六年的初中和高中。恰恰在这时，他碰上了一个优秀的数学老师姚广钧。在其指导下，程开甲能将圆周率轻松自如地背诵到小数点后60位，能牢记学过的所有数学公式。这些训练对他在日后科研中处理数据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7年，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公费生。在这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的大学里，他接受了束星北、王淦昌和苏步青等大师严格的学习和科学精神训练。他敢于挑战难题，大三时撰写的论文，得到陈建功和苏步青赏识，并推荐给英国数学家，之后文章被苏联数学刊物全文引用。

1946年，经李约瑟推荐，程开甲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成为“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玻恩教授的学生。他先后发表了5篇高水平超导论文，并于1948年提出超导“双带模型”。同年，获博士学位，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当听到解放军击败阻挠渡江战役的英国“紫石英”号军舰时，他婉谢导师和朋友好意，购买了建设祖国所需的书籍，整理好行装，于1950年8月回到浙江大学物理系。

为了培养亟需的原子能研究人才，八年间他两次改变专业。1960年夏，经钱三强亲自点将，程开甲调进了中国核武器研制队伍，自此，他在学术界销声匿迹二十多年。

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拟定试验总体方案，为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作准备。核试验的准备，国内没有人懂，也没有仪器设备，又无可借鉴，程开甲就亲自研制爆炸所需仪器，并编写教材为科研人员讲课。他带领青年科技人员有针对性地钻研理论和技术问题，交代工作时，总是条理分明、清楚准确，有时还写下书面材料，以便他人尽快开展工作。同时为年轻人争取发挥更大作用的工作平台，实事求是地介绍、推荐吕敏、杨裕生、钱绍钧等加入研究队伍。

短短两年中，程开甲到研究所、院校、部队召开了几百次任务会，提出具体科研要求。经过辛勤努力和刻苦研究，逐步形成了一个有高度预见性、准确性和创造性、切实可行的试验方案；研制出1000多台测试仪器。

第一颗原子弹在哪里爆炸？程开甲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勇敢地否定了原先由苏联专家提出的“空爆”方案，并成功主持完成首次地下核爆炸。地下核爆炸成功后，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和朱光亚等人决定进入地下爆心考察。谁也说不清洞里辐射会产生多大危险，但程开甲经过计算，认为采取多种防护措施后，可以进入。他们顾不上自己身体吃了多少剂量，在刚开挖的直径只有80厘米的小管洞中匍匐爬行，最后进到爆炸形成的一个巨大空间。洞里温度很高，科学家们忙得汗流浃背，仔细进行考察，取得了我国地下核试验的第一手资料。

二十多年中，作为中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程开甲成功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爆炸及首次空投和首次竖井试验等在内的三十多次核试验。他带领团队，建立发展了中国核爆炸理论，成为中国核试验总体设计、安全论证、测试诊断的重要依据。以该理论为指导，创立了核爆炸效应的研究领域，支持了中国核武器设计改进。

上世纪80年代，程开甲开创了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新领域，为国防科技建设发展做出新贡献。近年来提出凝聚态的新的电子理论。现在，他仍不倦地对材料科学的理论和应用展开创新性研究，并取得重要进展。

对于这些崇高的荣誉，程开甲有他自己的诠释。他说：“我只是代表，功劳是大家的。功勋奖章是对‘两弹一星’精神的肯定，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整个核武器事业和从事核武器事业团队的肯定。我们的核试验，是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

(《光明网》2014年1月15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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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老师束星北教理论物理，常常不拿课本，但讲得生动透彻，让学生牢记不忘。他和程开甲经常在教室里研讨问题，同学们戏称这种面对面的教学模式是“真心的相对论”。若干年后，程开甲与高耀珊结婚，束星北还给他们当了证婚人。(《解放日报》2014年1月17日)

②有一次，程开甲设计的测试方法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包括当时基地的一位副司令员。有人劝他：“人家是领导，你不要争了，出了问题他负责。”他却严肃地说：“我不管他是不是领导，这些数据是我在实践中计算出来的，是科学的。要保证安全，就得按数据要求办。我要对核试验的安全负责。”结果还是按程开甲的意见办了。(《党史纵横》2005年第5期)

礼学与理学

刘晓东

礼学与理学，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主流，是我们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理念，影响非常之大。

礼是外部对人的言行加以制约和限定，在这种制约和规范中，包含了礼很多的思想，形成了一种礼教。对人起到了教化的作用，从而能够使人产生君子意识。不是只求做良民，更要做君子。理学，是一种精神的自我肯定，特别讲究“内省”的功夫，向内去观察自己，即化而不制。它只是教化，没有一些刑罚的手段来制约和规定。礼学的功效是巩固社会秩序，理学使人的精神得到升华。这是我们对礼学和理学的大致划分。

礼是由外到内的，是由不断地学习、不断重复自己的行为，逐渐形成一种习惯，用习惯来逐渐改变人格。礼，第一步是从外开始的，是由外部慢慢渗入到人精神心灵内部的，这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外部表现和内部精神不相吻合的情况，可以说，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礼是一种“人格面具”（persona），并且这种“人格面具”也不是只有一套，而是有若干套。跟不同的人接触，虽然都是礼，却是有差别的，这是由社会地位和身份差别决定的。既然礼是人格面具，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扮演意识。如果都能做到符合自己的角色，做到上不僭越，也不自我贬低，恰如其分地符合自己的身份，这才叫作礼。

礼培养的是角色性人格，不能统一人精神的内在模式，不能为我们提供道德因子，同时也不能为我们提供精神依归。所以说，礼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说先秦礼是盛于当时的分封制的社会，秦始皇以后由分封制变为郡县制，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不断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三礼》中没有的。因此后世尤其是六朝时期，对礼的研究非常深入全面，他们要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新问题，来探讨如何利用礼的精神和原则来解决现实问题，一旦出现新的问题，皇帝便召见懂礼的人议礼，各抒己见，力求把涵盖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问题都暴露出来，并进行解决。但是唐代以后，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以至于不仅是礼的制度应该有变化，礼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也要进一步来思考。

这就产生了理学。真正代表从礼学到理学的转变的，是叶适《习学记言》中的一句话：“以礼决事，孰若以礼制心。”礼学是用来治世的，理学是制心的，这是一种转变。从礼学到理学的转化中，理学把礼学的很多概念观点进一步深化了。礼学没有提供给我们原始的核心性的东西，但是理学为我们提供了。理学都有一个原始基本点，我们可以模仿着“天赋人权”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天赋良知”。由此，理学就有了很大的突破。礼学把人分成很多等级，比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等等，用礼来固化等级的差别。而就理学来说，天赋良知，大家都在一个平等的起跑线上。这样就淡化了人在社会中有不同等级的观念，在理的面前，等级性无效。

理学对礼学是有发展的。首先，将应然变为自然，礼学是应当这样做，到了理学，是你自愿地很自然地来这样做。其次，变治世为治心，把礼学的治世变成了个人精神的修养。第三，变外铄为内拓，把外部对人的影响变成自己内心向外的拓展。第四，变行相界为本体界，实际上就是把礼学哲理化。这些就是理学对礼学的改变。

两千多年的礼学与理学的传统，对我们的民族性产生了一些深层次的影响。尤其是礼学，让我们知道应当怎么做，而不是让我们必须怎么做。我们不能认为礼学与理学和现实社会没有什么关系，它对我们整个民族性的深层次心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礼学与理学建立的是中国传统式的美德，但是我们缺乏的是一种公共道德，中国是把私德夸大作为公德，这是咱们中国化的。我们中国传统只是把自己私人道德无限扩大，当成一种公德，这固然很好，但是这个路走起来相当漫长，我们应当有一个公共道德的标准。

（摘自《光明日报》2016.1.4，有删改）

《逍遥游》是《庄子》内7篇之首，又是整部《庄子》的开卷第一篇。不管《内篇》是否庄子手订，把《逍遥游》放在首篇，客观上也的确显示了它在整个《庄子》中的突出地位。这足以证明编书者是一位对庄子思想理解极深又有高明见解的人。

庄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思想学说——逍遥哲学——的开创者。“逍遥”一词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但作为哲学概念和对人生心理状态的抽象哲学概括来使用，却始于《庄子》。它的内涵虽然继承了《诗经》中的基本义项，但总体而言又不同于《诗经》中的“逍遥”，而是更丰富了。从《逍遥游》的内容来看，“逍遥”在这里是指一种超凡脱俗，不为身外之物所累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近乎我们今天所说的“绝对自由”。追求“逍遥”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也是整个庄子思想的核心。庄子思想的庞大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构建起来的，其他一切思想观念和理论元素无不与这一核心存在着紧密联系。正是在这个基本点上，显示了庄子思想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主要特质。因此我们可以说，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一整套关于追求“逍遥”的“逍遥哲学”。若从“逍遥哲学”这个角度来观察庄子思想的各个部分，我们就会发现，庄子的自然哲学是它的理论基础，庄子的相对主义是它的认识论根源和走向逍遥境界的思想方法，庄子的社会思想是它产生及形成的心理土壤，庄子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是它的具体表现和外化形式。

庄子认为，宇宙中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不逍遥的，因为它的存在和生活方式都是“有所待”的，即有条件的、受限制的，因而都是不自由的，即使那些自以为逍遥，表面上看去也貌似逍遥的人与物，也是如此。比如，在《逍遥游》中描写的貌似逍遥的大鹏，是很不自由的，因为体型太大，飞翔时不仅需凭飓风之力来托负，而且还必须有大的空间才能展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才受到小鸟斥鴳的嘲笑。斥鴳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大鹏优越，是最自由的。其实这正反映了它由于生活环境的狭小所带来的局限，因为它无能力到广阔天地中去遨游，形成了目光短浅的习性。这讲的是万物在空间上的局限。

在时间上也是如此。朝菌不可能了解一天之外发生的事情，寒蝉不可能知道一年四季的变化，而生命长的灵龟和大椿也不能知道其生前死后的事。这讲的就是万物在时间上的局限。至于人类，看上去似乎比动、植物自由得多，实际上他们所受的限制也更多，除了名、利、富、贵之外，还有伦理道德、感情欲望等多种牵累，而且对死亡的恐惧和担忧的精神负担，远远超过其他生物。从受限制这个角度来审视人生，人是世界上所有事物之中最不自由的。所以庄子认为只有“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才是进入绝对自由境界的人，这就是庄子的理想人格，而“逍遥游”也就成了庄子理想的人生境界。

(节选于《智通庄子——游心于物之初》，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