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摇了38年的轮椅，停了

赵涵漠

史铁生总梦想自己是一个田径运动员，最好有“一米九以上的身材”，并且跑起百米来要超过“九秒九几”。他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田径比赛，他甚至能说出“所有田径项目的世界纪录”。

但因为瘫痪，这个病人已经在轮椅上度过了整整38年。2010年12月31日，在距离自己60岁生日仅仅4天的时候，因为突发脑溢血，史铁生带着永不能实现的梦想和未完成的书稿，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个一直自嘲“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的男人，终于“辞职”了。

从21岁那年开始，史铁生就一直没有逃过病痛的折磨。他把身体比喻成一架飞机，先是作为“起落架”的两条腿瘫痪了，然后像是“发动机”般的两个肾也“一起失灵”，患上了尿毒症。他不得不每周接受三次透析，全身的血液先被抽出来，再被输回去。经历过1000多次的针刺，手臂间肿胀的动脉和静脉就像“3条大蚯蚓”。他的身体已经虚弱到“甚至就连喝汤时呛了一口，都可能感染肺炎”。

可是，在朋友们的眼里，史铁生乐观得“根本不像一个被重病缠绕的病人”。几乎所有采访过他的人都提到，他很少一脸愁容，恰恰相反，他“太爱笑了”，黑镜框后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缝，有时还透着几分孩子般的狡猾”。

当然，并非从一开始，这个病人就能笑着面对他无法摆脱的梦魇。21岁时，他“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朋友们还记得，那时，如果有嘲笑他的腿，“他恨得想抱着炸药包冲过去”。

这个年轻的病人最常去活动的地方，是离大杂院不远的地坛。每天，他都摇上还吊着用来接尿的黄色塑料瓶的轮椅，在这座荒废的园子里，“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为什么要出生”。

最终，这个古园里诞生了一篇15000字的《我与地坛》。这部探讨生与死、荒废与生长、绝望与希望的长篇散文，打动了无数读者，以至于作家韩少功评价道，“《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他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

作为写作者，史铁生获得了盛名，但作为一个随时都可能离开人世的病人，他却开始失去宝贵的时间。有一年冬天，记者们围堵到他家，他不得不受着寒冷，“全副武装，到地坛去逃难”。 “陌生人总要无端夺走他写作的时间”，更何况，“他又不能像个健康人那样一走了之，他无处逃避，因此也无法选择来访者”。

因此，他自制了一张“来客须知”贴在房门上，“史铁生不接受任何记者、报告文学作者的采访；史铁生一听有人管他叫老师就睡觉；史铁生目前健康状况极糟，谈话时间一长就气短，一气短就发烧、失眠，一发烧、失眠就离死不远；史铁生还想多活几年，看看共产主义的好日子。”

可他的病情几乎未曾向好的方向转弯。年轻时那种想“抱着炸药包”与嘲笑他的人同归于尽的想法，已经慢慢被磨平了。他说起自己的腿，“就像说别人一样”。就在几年前，当这个作家被问及理想的生活状态时，他笑着回答，“我希望住在一个安静的地方，透析中心就在我家旁边”。那时，他每次都要为了透析花掉四个半小时的时间，前提还是“路上不能堵车”。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史铁生每天几乎只有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写作时，这个病人总是躺在床上，在胸前斜支起一块木板，费劲地在笔记本电脑上敲打。

20万字的《病隙碎笔》，史铁生整整写了4年。算起来，他一天平均只写了136个字。而这样的工作，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一直写到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根据不完全统计，这种艰难的写作之后，中国文坛留下了属于史铁生的100多万字作品，也鼓励了无数的读者。

对史铁生来说，死亡从不是个遥远的话题。甚至早在上个世纪末，他就对身后事做出了安排，“墓地、墓碑、花圈、挽联以及各种方式的追悼，什么都不要才好，让寂静，甚至让遗忘，去读那诗句。”

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如今，在北京城东四环一个小区里，他的家门口没有摆放花圈或挽联。家人用一种宁静、镇定的声音婉拒前来采访的记者。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那个摇着轮椅的、虚弱的病人的身影，再也不会出现在这个院子里了。

但还是有人会想起他那永远不曾实现过的梦想。几年前的一个春天，史铁生最喜欢的美国短跑名将刘易斯来到北京，特意赠送给这个“一辈子都梦想着成为田径高手”的病人一双定制跑鞋。这个体育迷担心场面尴尬，就先乐呵呵地对着偶像说：“我1997年去洛杉矶，特意去加州大学体育场（第23届奥运会的主会场），摇着轮椅转了几圈。”

2010年12月31日凌晨，这个病逝作家的肝脏，按照他的遗嘱，被捐献给了一个来自天津的病人。而十几个小时后，2011年的元旦就要来临。

生前，他曾经说过：“死是一件无须着急去做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也许，在这个节日里，这个病人的魂灵已经告别轮椅，微笑地飞翔着，进入了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