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期对外公布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中明确提出，要将高中体育科目纳入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或高考综合评价体系，鼓励高校探索在特殊类型招生中增设体育科目测试的方法。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表示，未来将多管齐下、全方位努力，确保高中生能够每天锻炼一小时，每周按时按标准上体育课。教育部会不断采取相应措施、完善政策，在学校体育课时保障、教学内容严格监管和学校体育教学效果评估等方面，陆续出台一系列激励政策，调动学生参与体育锻炼、体育竞赛活动的积极性。

（摘编自《教育部：全方位努力确保高中生每天锻炼一小时》）

材料二：

某地区就每天在校体育锻炼的时间问题，随机采访了若干名学生，其中分组情况：A组时间小于0.5小时，B组时间大于等于0.5小时且小于1小时，C组时间大于等于1小时且小于1.5小时，D组时间大于等于1.5小时。

材料三：

过去5年，学生体质与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但中小学生营养过剩的情况普遍，超重和肥胖比例持续增加；在所有年龄层，近视的比例都在上升，而且有向低龄层次扩散的危险。虽然全国学生体质总体有提升，但提升效果不明显，某些方面还有下降趋势。

国家教育督导团督导检查发现，部分地区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的目标仍然不能全面落实。从检查的学校来看，海南、吉林等省市部分学校体育课时仍然开设不足，许多学校没有开展大课间体育活动，或者课间活动时间普遍不足25—30分钟，活动内容简单；部分地区初中、高三体育课时存在挪占现象，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时间还得不到保证。部分中小学体育教学设施短缺、师资不足。

调查显示，一些省份中小学校体育工作条件达不到国家基本要求。其中，吉林省小学、初中、高中体育运动场地面积达标的学校分别占29.1%、62.7%和62.2%，体育器材平均达标率不足50%；山东省小学场地达标率为34.1%，中学为53%，器材配置达标率为10%。

教育部一份统计数字表明，全国城市（包括县镇）学校需要体育教师336346人，缺少87278人，缺额26%；农村学校需要体育教师392821人，缺少234437人，缺额60%。

（摘编自《教育调查：中小学生的体育锻炼为何这么难？》）

材料四：

美国小学低年级阶段，学校的课程主要是体育、语言、数学、科学、音乐、美术，体育是主科之一。除了每天一节的体育课，一周当中会有两三节下午的活动课，也有教排球、篮球基础技能的体育课，算下来每周一到周五，每天至少有一节体育课，一周会有2—3节的活动课，加上中午自由活动的时间，孩子们每天在校内能保证近两小时的运动锻炼。二年级的男孩子们组队打篮球比赛已经有模有样。

在孩子们升读初中、高中，报考大学时，体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如果能成为校队成员，孩子升学时能占很大优势。学校的体育教育也有着非常立体的结构，科学课中有对人体的认知内容，还有基础的运动科学。在书店里，青少年读物货架上，有非常丰富的体育类书籍和体育名人传记。更具导向作用的，是整个社会对于体育运动的重视，比如美国社会可以用是否经常运动来作为阶层的划分依据，中产以上的家庭非常重视体育运动，成年人也会保持充分的锻炼时间；美国总统选举过程中，参选人的运动习惯、身材是否保持苗条也会影响选举人的喜恶。

（摘编自2018年3月4日新浪体育《美国娃的体育课怎么上》）

保护文化遗产与发展经济

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的问题。然而，如何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必须引起重视。

对于文化遗产的价值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因为，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态度是建立在对其价值的认识和判断基础上的，而这种认识和判断又与其所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人们的价值取向分不开。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之间的矛盾在发展中国家似乎表现得更为突出与明显。在中国，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化也在高速推进。我们遇到了其他国家或许是上百年间才可能遇到的各类问题。我们在看到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得到极大提高的同时，也看到了当今社会弥漫着的浮躁和过于功利之风。对于价值高低的判断，很多人使用了评价商品的方式来进行，比如价格、人气的高低。所以，我们才看到有人要把文化遗产产业化、把孔子产业化等种种新奇的提法。然而，如果采用这种方式对文化遗产价值进行判断，显然是错误的，甚至是可怕的。

文化遗产不仅记录着我们的过去，而且存在于今天人的生活中，它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有益的参考。文化遗产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应是动态的、发展的，有着不同时代的印痕。所以，保护文化遗产应该更重视遗产与人之间的血脉关系，关注他们之间的真实状态。文化遗产不仅要注重对其整体环境和原有历史风貌的保护，更要注意保护贯穿于其中的历史文脉和珍贵的人文元素。这种价值的重要性怎能仅用商业价值来衡量?这或许正是当今文化遗产保护的难点所在。

合理把握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保护还是利用，都要有一个合适的度。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风气下，人们往往容易走极端，考虑眼前多，对于长远想得少。今天，很多人在谈文化遗产的保护或是利用时，往往采用了极端的方式，有时候甚至超越了其自身的讨论范围。实际上，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两者之间的矛盾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并非不可逾越。文化遗产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也会发生变化。如果对于文化遗产仅是教条、机械地进行保护，并且希望其只处于某个历史时期的断面，与其相关的一切都一成不变，那么这种保护是不现实的。因为它忽视了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忽略了社会是发展的这样一个事实，特别是忽视了现实生活中人的现状与需求。这样保护往往不会被社会所接受，也对经济的发展不利。

文化遗产是要被利用的，也具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是不是能够将所有的文化遗产都要商品化，都要产业化，都要能够产生出经济价值，这是需要商榷的。这些年，由于某些文化遗产的特质，像丽江、周庄、少林寺等文化遗产给当地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也给许多人带来了一个对文化遗产的误区，似乎文化遗产只有通过产业化，才能发挥它最大的效益或者说是体现它的最大价值。文化遗产虽然可能会带来其相关产业的发展，但文化遗产本身并不是产业，也并非商品。类似“将世界遗产产业化”的提法是绝对错误的! 产业化的目的就是追求经济利益和效益的最大化。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会使开发者只注重遗产之中的经济价值，对于文化遗产背后的那些产生不了商业价值的文化价值缺乏应有的重视，导致开发过后的文化遗产形式与内涵分离，使文化遗产中蕴藏诸如信仰、风俗、艺术等文化内涵最终弱化乃至消失。

所以，无论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还是在文化遗产的利用上，都不要走极端化。保护文化遗产，就是要保证传承给我们这个时代的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尽量少受人为的干扰。

（节选自《光明日报》）

垃圾分类，一般是指按一定规定或标准将垃圾分类储存、分类投放和分类搬运，从而转变成公共资源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垃圾分类的目的是将废弃物分流处理，利用现有生产制造能力，回收利用回收品，包括物质利用和能量利用，填埋处置暂时无法利用的无用垃圾，提高垃圾的资源价值和经济价值，力争物尽其用。

垃圾在分类储存阶段属于公众的私有品，垃圾经公众分类投放后成为公众所在小区或社区的区域性准公共资源，垃圾分类搬运到垃圾集中点或转运站后成为没有排除性的公共资源。从国内外各城市对生活垃圾分类的方法来看，大致都是根据垃圾的成分、产生量，结合本地垃圾的资源利用和处理方式来进行分类的。进行垃圾分类收集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和处理设备，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具有社会、经济、生态三方面的效益。

（摘自中国环境网）

近期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生活垃圾中与国外发达国家对比含有杂质较多，不可燃物质较多，增加了垃圾焚烧难度，杂质复杂在燃烧过程中产生重金属及二恶英等多种有害物质。国内每吨燃烧产生热值是发达国家每吨垃圾燃烧产生热值的1/5-1/6。2012-2018年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量及增长预测（单位：万吨，%）

（摘编灵核网）

深圳特区报讯从11月起，《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就要正式实施了。昨日，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办法》公布实施有关情况进行解读。记者获悉，每年全市安排总激励补助资金共6250万元，第一个评选周期统一为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往后以此类推，有效期3年。

从《办法》内容看，此次激励对象类别广。既涵盖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学校、农贸（批发）市场和超市、社会组织等单位，也包含垃圾分类督导员、志愿者、教师和从事垃圾分类工作的其他人员等个人，以及住宅区和家庭住户。根据激励对象不同，分别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单位”“生活垃圾分类积极个人”“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小区”和“生活垃圾分类好家庭”。

激励对象数量也多。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名额为家庭5000个、个人1000个、住宅区500个，单位不限定名额。各区还可以根据年度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成效和实际情况，适当扩大激励补助范围。

激励方式为通报表扬和资金补助相结合，通报表扬的同时，“生活垃圾分类好家庭”资金补助为2000元；“生活垃圾分类积极个人”资金补助为1000元；“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小区”资金补助为10万元/1000户，每个小区最高补助不超过30万元；“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单位”的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或主管部门领导、经办人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积极个人”，给予补助资金1000元/人。

除直接激励外，《办法》还提出间接激励措施。如“生活垃圾分类好家庭”可优先推荐申报参评“深圳市文明家庭”和“深圳市最美家庭”；“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可优先申报深圳市级绿色物业管理评价标识；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单位”的学校可优先推荐申报参评“绿色学校”等。

（摘编自《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