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以来的近两千年间，我国城市建置一直是市（商业区）与坊（住宅区）分设，唐朝长安城最为典型。城内纵横25条大街，把住宅区划分成整齐的110坊，形似围棋盘。坊门定时启闭，非时翻越坊墙处以杖刑。商业区只有东市和西市，四周也有围墙，是官方集中管制的封闭型的商业交易场所。坊市制的城市以便于统治管理为原则，突出的是政治中心，商业地位低下，城市活力有限。

剧烈的变化在宋代发生了。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意义的商业革命……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管理为中心的大城市”。《哈佛中国史》评价道：“（宋代）开封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新型城市，它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都市布局和生活方式。开封城是城市史上由古典型转变为近代型的开端，而且是世界历史中率先转型的城市。其特征就是城市格局由坊市制改善的街市制，即由封闭式转变为开放式，店铺遍布城市内外，居民、商人不但可以不受空间限制，在时间上同样不受限制，这就是夜市的盛行，繁华地带的夜市甚至通宵达旦。这就意味着，整个城市都是一个开放的大市场，是一座充满活力与自信的不夜城，也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座不夜城。

城市由宋以前封闭式的“城”强“市”弱的城堡，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即突出“市”的近代新型城市，由主要体现统治意志的城市体制，蜕变为兼顾商业、市民意志的城市体制，随之形成崭新的都市人文景观和管理模式。城市居民坊郭户与农民乡村户在户籍中分开，市民阶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市井文化随之应运而生。市民阶层成为引导市井文化的主体，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这一开封拐点，走出一条新路，人民生活有了更多的精神、物质享受，其核心价值是城市的解放、人性的解放。正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所揭示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传统文化由此从单纯的农业文化变为农业文化与市民文化开列，农耕一元结构更新为城乡二元结构。商业的发达，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和选择。有了熙熙攘攘的闹市，有了高耸林立的酒楼，有了欢歌笑语的勾栏，城市的美感怦然显现。新型城市所展现的繁华美，强烈地冲击了文人，使之兴致勃勃地诉诸笔端，予以充满激情的记录或描绘，于是就有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城市的美首次充分展现并被发现，令后人神往。这一时代命题，正是《清明上河图》具有元典性的原因。美学学者罗筠筠即指出：中国城市审美文化的真正发生在宋代，“以《清明上河图》为代表的描绘世情的民间风俗画也创举性地登上画坛，其纯朴生动的内容、细腻写实的手法，不仅是宋代城市生活的艺术再现，而且是宋代城市审美文化物化产品的典型”。由此可以说，中国城市审美文化诞生于汴京，标本就是《清明上河图》。东京开封因此俨然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琥珀，遂成永恒，并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故乡。中国市井文明就是由此诞生。

节选自程民生《〈清明上河图〉的文化效应》有删改）

“忘言得意”是玄学在认识方法上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思维方式之一。玄学大家王弼在《老子指略》里说：“夫欲定物之本者，则虽近必自远以证其始。夫欲明物之所由者，则虽显而必自幽以叙其本。”这里的“本”“始”即他所谓无形无象、无称无名的“道”。郭象也同样强调，欲求圣人之道，不应停留在有形之“迹”上，而应当进而把握其“无迹”之“所以迹”。因此，“忘言得意”的实质，就是认识事物不要停留在迹象上，而要深入内部去把握其根本。就这方面而言，“忘言得意”反映了人们对宇宙深化、社会认识的要求。

对于“得意”，王弼认为要通过言象获得，而郭象不仅仅讲“寄言以出意”，还更多地强调通过“超言绝象”的“冥合”去获得。无论哪一种，都强调要充分发挥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而“得意”之深浅，又与认识主体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此而言，这种认识方法包含了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得之于外、证之于内、内外合一、主客通明的过程。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法中的一些最重要的特点。

“忘言得意”论不仅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创作论，尤其是欣赏论也有着巨大的影响。中国人最注重得意于言外，喜欢那些“意犹未尽”“韵味无穷”的文学艺术作品。对于只能就眼前呈现的形象来评论文学艺术的人，则认为他根本不够一个真正欣赏者的资格。苏轼就在一首论画诗中写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中国这种传统的欣赏论，给文学艺术欣赏者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同一对象，不同的欣赏者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心情去欣赏，往往各有所得。即使是同一欣赏者，在不同的环境和心情下，对同一欣赏对象也往往有不同的体会。欣赏者可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至可以完全离开创作者的原意，体会出另一种新意来。

玄学的“忘言得意”论，无论在思维方式上，还是在文学艺术的欣赏上，都表现出一定的主观随意性。这从一方面来说，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缺乏精确性的弱点，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却又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观能动性和灵活性，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如玄学本身，即是借用这种思维方式，才把人们的思想从两汉今文经学的荒诞和古文经学的繁琐中解放出来，从而开创了一种简约而深邃的义理之学。宋明理学正是继承着这一方法而发展起来的。

（摘编自楼宇烈《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

作为公共媒介事件的文学

陶东风

⑴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界给人的一个重要印象，就是所谓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的边缘化，准确地说是文学越来越远离公共领域，其承载的公共性和公共意义越来越稀薄，被媒介关注并成为媒介公共事件、新闻事件的概率、可能性大大减少。

⑵近些年来，只有当文学被媒介关注、成为公共事件甚至新闻事件之后，才会受到公众关注，才能摆脱所谓“边缘化”的命运。近几年一些受到媒体和公众关注的文学现象，实际上都是我们所说的作为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比如韩白论争、中学语文教科书该不该拿掉一些鲁迅作品的讨论等，都是属于媒介化文学事件。

⑶一个不可否定的事实是，只有这些 “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似乎还能给今天的文坛注入一些活力，引来一些关注。当然，在那些坚守审美自律立场、艺术自律精神的人看来，恰恰就是这种来自公共性的“活力”导致了文学的死亡。不管是活力也好、死因也罢，文学必得成为公共媒介事件、新闻事件，才能引起公众，也包括大多数批评家的兴趣。诚然，我们这个时代不是一个纯文学的时代，但它却是一个疯狂渴望新闻的时代，是一个没有了新闻就会不知所措的时代。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作为媒介公共事件的文学现象大多是由媒体人、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炒作”起来的。

⑷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的特点是：它们全部不是纯文学或纯审美的现象，而是和其他公共问题、社会问题紧密交叉在一起的，比如教育、伦理道德、公民素质问题等。但是在这个媒介普遍低俗化和商业化的时代，加上很多大众对于私人隐私的窥探欲，所谓媒介化的“公共事件”也可能只有公共性之名而没有公共性之实。也就是说，它们只是因为被媒介化而赢得了知名度和可见性，却缺乏和公共利益的实质性关联。

⑸那么， ？ ？由于作为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不仅仅是文学现象，而是以文学为缘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因此，对于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我们不能完全以审美的、文学的标准来进行评价，我们不能只看媒介文学事件之后是否留下传世的文学作品或伟大的文学观念，而且也要看它是否产生了超越了文学、审美的公共意义。比如“韩白论争”中的语言暴力可以了解网民公民素质的缺失，暴露“80后”理性沟通能力的欠缺。红色经典是否可进入语文教材的讨论，实际上涉及教育理念问题，如何认识革命文化遗产问题等。这些问题是文学问题，又 文学问题，或者 文学问题。也就是说，对于作为公共媒介事件的文学，我们不应该坚守文学自身的评价标准，至少是不能用纯文学的那套批评话语去把握它，否则就会导致不必要的错位。

⑹遗憾的是，作为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的缺点，除了其可能产生恶俗的、没有真正公共意义的八卦式媒介事件之外，还有它的非持久性。在一个媚俗的、急功近利的消费主义时代，大凡公共事件、新闻事件都有很大的时效性，难以获得公众和媒体的持久关注。就近来的一些媒介化文学公共事件而言，比如“二锅头”事件，“韩白论争”等，本来都是很有意义的媒介公共事件，但是却无一不是随着媒介和公众的兴奋点的迅速转移而转移，成为短命的媒介事件。

⑺比如，顾彬教授把中国现代文学比作五粮液（喻优秀），把当代文学比作二锅头（喻低劣），并认为个中原因是现代作家多懂外语而当代作家不懂。这个说法本来应该可以引发对于中国文学与语言关系的认真讨论，并获得结实的学术成果，但结果却是不了了之。无论是顾彬自己，还是顾彬的反对者、支持者，都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看来，作为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只能挑起话题而不能持续话题，要把一个有意义的话题持续下去，我们不能指望媒体，而应该指望学者和批评家及时地接过话题并进行深入的研究。今天的批评家和理论家，既不能一概拒斥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对之嗤之以鼻，也不能不加批判地加入炒作起哄的队伍，忘记了自己的独立自主性的批评立场；而应该仔细分辨，把其中真正有公共意义的事件分离出来，接过来进行认真深入的学理探究。

⑻但不管如何，作为公共事件的文学提醒我们，文学是多维度的，它可以不进入公共领域，基本上不具备公共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视文学的公共性和公共意义。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