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可以激发诗人的灵感，诗人也可以借酒浇胸中的块垒，所以唐人有“斗酒诗百篇”和“乞酒缓愁肠”之说。由于诗人与酒的关系极为密切，唐代诗歌中不但写到了酒，还写到了酒价。

杜甫在《逼侧行赠毕四曜》一诗中写道：“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杜甫诗歌对酒价的叙述，成了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

以为然者不乏其人。宋代刘颁《中山诗话》写道：“真宗问近臣：‘唐酒价几何？’莫能对。丁晋公独曰：‘斗直三百。’上问何以知之，曰：‘臣观杜甫诗：速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宋代陈岩肖《庚溪诗话》也认为：“少陵诗非特纪事，至于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无贵贱，亦时见于吟咏。如云：‘急须相就饮一斗，恰有青铜三百钱。’”

不以为然者认为，杜甫诗中所谓的“三百青铜钱”之说，来自前人的典故。北齐卢思道曾说过“长安酒钱，斗价三百”，所以王嗣奭在《杜臆》中指出，杜甫诗歌中“‘酒价苦贵’乃实语，‘三百青钱’，不过袭用成语耳”。

那么唐代酒价究竟是多少呢？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建中三年，复禁民酤，以佐军费，置肆酿酒，斛收直三千。”在古代容量单位中，一斛等于十斗，“斛直三千”也就是“斗直三百”。这样看来，似乎杜甫诗歌确实反映了现实生活，无愧于“诗史”的赞誉。但需要说明的是，“建中”是唐德宗的年号，这与杜甫生活的时代相距几十年了，所以不能以此作为坐实杜诗对于唐代酒价叙述的依据。

唐代写到酒价的绝不只有杜甫，许多诗人都在诗中写到了酒价问题。如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王维“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崔国辅“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白居易“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陆龟蒙“若得奉君饮，十千沽一斗”。这些诗人虽然分布于盛唐、中唐和晚唐各个时期，但他们的诗歌却普遍地说到唐代的酒价乃每斗十千钱。

那么，杜甫和李白等人对于酒价的叙述，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呢？也许有读者认为，李白、王维等人所说的乃是美酒的价格。这话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十千沽一斗”之说也有其渊源。曹植在《名都篇》中曾经写道：“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尽管“他人所道，我则引避”，但曹植才高八斗，其于文章，“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因此他的叙述便成为一种难以撼动的范式。唐代诗人受曹植的影响，不排除在诗歌中对这一典则的普遍追摹和袭用。

唐代诗歌中的酒价问题引起了不少误读，初看是诗人的意图意义和读者的解释意义之间出现了龃龉，其实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读者以诗为史。王夫之曾幽默地讥诮这种诗史不分的情况说：“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邪？”在王夫之看来，诗歌与历史差别很大，历史要求具有实录精神，而诗歌则不然，“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曲唱是由中国戏曲传承者和戏曲爱好者在舞台空间之外进行的一种戏曲唱段演唱形式。这种表演方式代代相传，逐渐成为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在千百年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演出传统。比如在昆曲的传承中，就形成了清工与戏工的两个传统，前者主要以清唱曲的坐唱为主，恪遵音律，将昆曲之“曲”及其风格的演绎看作是昆曲传承的核心本体；后者则主要以舞台唱作表演为主，注重舞台效果，将昆剧之“剧”及其个性的演绎视为昆曲发展的重要标准。正是因为有曲唱群体的传承，戏曲艺术不但可以由艺人群体在戏台进行整台大戏的表演，也可以供普通民众在戏台之外的生活空间中自唱自赏。

近代以来，中国戏曲的曲唱内容在不同的文化区域中，展现为更多形式的戏曲剧种经典唱段，这些小而精的戏曲唱段正是通过曲唱者的传唱而让剧种得以流播。例如在近代商业城市发展起来的粤剧，其发展流行之迅猛就主要倚重于曲唱的演出形式，1947年出版的《广东大戏考》中就收录了大量的名伶名曲，将粤剧独重生旦的声腔演唱做了搜集和推送。至今在岭南地区的酒吧歌厅都能看到人们传唱《胡不归》《李后主》等不同时间创作的粤剧名唱段。在京剧、越剧、黄梅戏等众多中国戏曲剧种中，均存有与粤剧类同的生态形式，这些剧种也都以曲唱的方式，得以久远地存留下来，这也是中国戏曲始终保持着民众基础的重要原因。

戏曲曲唱是以唱段演唱传习作为基本的艺术表现内容，其特点自然反映着戏曲声腔与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具体而言，一是曲唱具有普及性，其传唱的内容基本都是适合大众欣赏、自我娱唱的唱腔唱段。戏以曲传，流传甚广的曲唱就是一部作品最成功的段落，汇集了创腔者、词作者的艺术智慧，集大成地展现了最具影响力的音乐文学成就。二是曲唱具有代表性，鲜明地展示着戏曲流派乃至剧种的基本特色，脍炙人口的唱段几乎等同于对剧种及其代表人物的认同，一个时代的文化印象是通过杰出的戏曲艺术家及其代表作得以彰显的，而这些艺术成就正凝聚在曲唱中。三是曲唱具有可流播性，这主要在于其词文唱腔契合度高，使得曲调流畅且朗朗上口，易于传唱。正基于此，曲唱当然会成为评价戏曲创作取得成功与否的一个市场标准，也自然会成为戏曲创作是否走向契合民众文化需求的一个艺术标准。

当前戏曲创作需要重视曲唱对戏曲传承传播的作用。音乐是戏曲的灵魂，剧种音乐创作是戏曲剧种能够长效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当前戏曲音乐创作最容易走入无视戏曲规律的歧途。由于倡导为主角量身定做新腔，创腔者往往按照主角的音乐素质创腔，新腔往往超越观众接受的艺术限度；由于倡导戏曲音乐的丰富性，创腔者往往忽略了唱段的可流播性和简便性，反而追求唱腔的技巧展示，在编创时逐渐加大曲腔的繁难程度……这些创作方式虽然会推动优秀新作品的创作，但是限制了普通受众的曲唱流传，当然也限制了戏曲市场的深入拓展。在当前的戏曲发展中，戏曲市场是衡量剧种生命活力的重要标准，戏曲曲唱是市场接受的重要方式，能够创作适合观众曲唱的唱腔曲文是戏曲音乐创作的重要努力方向。

（摘编自李春沐《曲唱传统与戏曲传播》.）

自 尊

周海亮

那是一段令他刻骨铭心的日子。

他失去工作，粮尽弹竭。他认为城市里，纵是一条狗也比他活得幸福。因为狗可以乞讨，他不能。因为狗没有尊严，他有。

他开始拣垃圾。纸箱、啤酒瓶、香烟壳、食品包装袋……所有能够换成钱的东西。在夜里，当他将头深深探进臭气熏天的垃圾箱，他泪流满面。

只要熬过这段最艰难的日子，他还是那个骄傲的年轻人。他的领带会打起漂亮的结，他的西装口袋里会插着洁净的手绢，他的皮鞋，一尘不染。

他把六个垃圾箱在租住的小区里一字排开，夜里，他像一条落魄的狗。

每天都有收获。其中一个垃圾箱，更是一个富饶的宝藏。那里面有成箱的空易拉罐、成捆的旧杂志、奇形

怪状的玻璃瓶……每天晚上，这些东西会在垃圾箱里静静地等着他，然后，待第二天，它们就会变成馒头和咸菜，让他有力气在这个城市里继续奔走。

后来他发现一个问题。似乎，这些东西是有人故意放在那里的。它们总是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出现，它们摆放整齐，就像夜市上精心摆置的小摊。夜里他偷偷观察，果然见到一个男人将一包“垃圾”规规矩矩地放好，然后躲到远处，静静等待。

他感激那个男人，可是他有被伤害的感觉。强烈的自尊心让他想放弃那些东西，强烈的饥俄感又让他一次次将那些东西拣回来，然后变成馒头、咸菜……他暗想，假如他将来发达了，一定要回来好好感谢这个男人。

后来他真的发达了，资产足以买下一条街。他想到了报恩。

他回到当初租住的小区，见到了那个男人。

他知道，现在的那个男人，生活得并不容易。

似乎那个家至少二十年没有装修，地板翘起了角，水龙头“嘀嗒嘀嗒”地滴着水。老式的家用电器，老式的厨房用具，老式的沙发和桌椅，男人似乎仍然生活在十几年以前。

他说：“我知道那些东西是您故意放进垃圾箱的。我知道当初，您在顾及我的自尊。”

“是的，我在顾及你的自尊。”男人说那时我生活得尚好，可以送你一点多余的东西。它们虽不值钱，但也许可以帮你撑日子。”

“您的确帮我撑过了那段日子。”他说，“如果没有您的暗中相助，我也许早就回到了乡下。那么现在，我就不再是一个企业家……”

“我在报纸上见过你，”男人说，“我知道你现在很有钱。”

他笑笑，说：“这些年，我过得并不容易。您知道，白手起家，这有多难……”

“你不是白手起家。”男人说我知道那个花瓶即使在当时，也最少值十万。”

“花瓶?”

“是啊。”男人说你离开的前一天，我在给你收拾废品的时候，将那个花瓶也装进塑料袋，放进垃圾箱。那时我并不知道那个花瓶能值那么多钱，否则我也不会把它当成废品……”

“可是我没有拣到花瓶……”

“你拣到了。”男人说我亲眼见你拣起那个塑料袋……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元朝的花瓶，值很多钱…… 你肯定也知道……那么独特的花瓶，你不会当它是一件废品……”

“可是我真的没有拣到花瓶。”他说，“如果拣到了，如果我知道它很值钱，我会还给您的……”

“你不会。”

“我会。”

“那你为什么第二天就搬走?”

“因为我找到了工作……要住集体宿舍。”

“那你怎么会发达了？”

“两年以后我与朋友合伙，赚了点钱。然后我开始单飞，资产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

“谁信？你白手起家，这么短的时间就腰缠万贯，谁信？你卖掉了那个元朝的花瓶……”

他盯着那个男人，突然产生出一种厌恶并且愤怒的感觉。很显然，那个男人记错了。他记得很清楚，那天，男人放进垃圾箱里的那个塑料袋里，根本没有花瓶。他绝不会漏掉。那段时间，每一天，他都将那个臭哄哄的垃圾箱翻个底朝天。

“真的没有花瓶。”他说，“我没拣到你的花瓶。”

“你不必害怕，我不会跟你要的。再说花瓶早被你卖掉了，还怎么要?”男人说，“可是你不承认，就不对了。现在我生活得很落魄……前几年下岗，做生意，赔光了家底，贷款……老婆也跑了……近来我常想，假如那一天，我没有把那个花瓶送给你，该是另外一种生活吧……”

他低下头，不再说话。本来他带了很大一笔钱，这笔钱，也许远远超过那个花瓶的价值——如果男人真的有那样一个花瓶的话，然而最终，他没有拿出那笔钱。

他认为没有必要。他不想将那笔钱送给男人。他离开。走到门口，他扭头，认真地对男人说：“你的确伤害了我的自尊。却不是以前，而是现在。”

（有删改）

材料一：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第三次网瘾调查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城市青少年网民中，网瘾青少年约占14.1%，人数约为2404.2万；在城市非网瘾青少年中，约有12.7%的青少年有网瘾倾向，人数约为1858.5万。网游成瘾者显示出种种被网游加害的人生。重者，导致青少年自杀，他杀、自残、严重损害健康甚至毁掉生命（过度游戏导致多动症，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和脑卒中死亡）；轻者，导致青少年走向暴力化，失能化（不能应对现实世界），从而被边缘化。

如何应对游戏成瘾问题﹖一方面，我国卫生部门需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游戏成瘾这一新疾病的诊断标准，根据国内情况进行更多的研究，包括生活研究和临床研究，以推进国民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认识；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多种方式来矫正游戏成瘾，包括心理，教育，亲情和行为方式，毕竟游戏成瘾是一种非常复杂和顽固的社会心理问题，不是只有依靠医学一种方式才能治愈。

（摘编自“搜狐网”）

材料二：从游戏本身的设计来看，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有关专家指出，游戏中正面反馈的周期较短，而现实中正面反馈的周期较长。人之所以会重复一个行为，是因为在这一行为之下，内心会有一种获得感，也就是“阳性强化”。在游戏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一个奖励，游戏者很容易在这种一个接一个的奖励体验下沉浸其中。

以前段时间最为流行的一款手机游戏为例，游戏者每击杀对方控制的角色一次，都会获得大量金钱和经验值，这些金钱和经验值可以用来购买装备提升等级，从而让自己控制的角色更为强大，通过不断击杀对方角色，自己的角色也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强大，当双方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就可以轻易地摧毁敌方基地，从而取得胜利。

在这个过程中，击杀敌方角色获得经验、金钱，可以视为第一次正面反馈；通过购买装备提升等级，可以视为第二次正面反馈；装备和等级的提升，又可以为下一次击杀对方角色奠定基础，这样很容易形成正面反馈的循环，最终在摧毁敌方主基地的时候，正面反馈臻至最大化，带来最大程度的心理满足。

即使是一局游戏结束之后，反馈机制仍然存在，赢了，会提升段位，进一步巩固游戏者的心理满足感；输了，会跌落段位，通过游戏者不服输的心态让其再开始一局游戏，以弥补自己对正面反馈的需求。

（摘编自赵丰、李轶群《记者调查游戏成瘾问题，虚拟空间诱生“虚拟人格”》，《大众日报》2018年6月）

材料三：世界卫生组织（WHO）18日发布新版《国际疾病分类》，“游戏障碍”（即通常所说的游戏成瘾）被列为疾病。消息甫出，就引发广泛关注。

在此之前，有些家长为了强制孩子戒除“网瘾”，不惜将孩子送去接受杨永信的“网瘾电击疗法”，或者送去豫章学院接受暴力体罚，很多孩子因此留下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可见，将游戏成瘾列为疾病，将进一步引发诸多家长对孩子沉迷游戏的焦虑，从而诱发更多不科学惩戒机构的盛行。

当“网瘾”还未被正式列入精神类疾病的时候，仅仅因为一些家长的焦虑和恐慌，以及一些不负责任的培训机构的宣传，许多儿童就被强制剥夺人身自由，甚至被虐待。事后，许多相关责任人并未受到法律处罚，那些期望通过强制惩戒改变儿童行为的家长也未能调整自己的认知。

英国心理学会发言人钱德拉·萨克塞纳认为，玩游戏的人中，仅少数会发展到“游戏障碍”所定义的程度，把它列入《国际疾病分类》可能会引发家长不必要的忧虑。

如今，最值得警惕的，就是这些不必要的忧虑。他们忽略世卫组织对于精神疾病的定义和初衷，忽视对精神疾病患者权利的尊重，而更加迫切地去拥抱那些错误的戒除办法。

如果真的希望孩子们有一个健康的人生，正确做法是引导他们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培养更全面健康的生活兴趣，而不是一味地迷信暴力可以改变一切。越是不健康的引导方式，越是会强化儿童通过游戏来逃避现实，从而变成恶性循环。

将游戏障碍列为疾病，需要全社会关注精神卫生，而不是变成杨永信和豫章学院们敛财的由头。

（摘编自姚遥《游戏成瘾列为疾病：警惕杨永信们重新抬头》，《新京报》2018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