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文化符号中，受访者对“中医针灸”的认知度最高。俄罗斯受访者对“中医针灸”“丝绸之路”“泰山”3个文化符号认知度最高，对“火锅”“敦煌舞(飞天)”“莫言”3个文化符号认知度最低。印度、巴西、南非3国的受访者均对“算盘”“中医针灸”“汉服”3个文化符号认知度最高。认知度最低的3个文化符号中，印度受访者选择了“中庸”“和而不同”“川滇金丝猴”，南非受访者选择了“敦煌舞(飞天)”“孙悟空”“中庸”，巴西受访者选择了“川滇金丝猴”“篆刻”“中庸”。

在文明互鉴、民心相通战略的推动下，金砖***利奇建议中国大力推动民间交往，他认为，政府的作用在于制定规则，人民之间的直接交往才最具实质意义。推广当代文化要善用策略与资源，借助强大的民间力量，巩固和扩大文化发展的基础。

(摘编自《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文化》)

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本源？

②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的“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或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的外交政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③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思想文化本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传统，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多“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的重要依据。

④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盟以反对另一个国家联盟，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而是从世界范围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变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合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

⑤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人类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量。

⑥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片祥和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维护和平的综合力量与进行战争的力量之间的对比，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与国际经济秩序不平等现实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对抗的矛盾因素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难题。

⑦“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将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自我定位。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呼吁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选自“中国社会科”，有删改）

语言是我们表达、沟通和传承记忆的主要工具，也是体现民族特性的重要元素。但是，人们经常会错误地使用某些词语，也会说出一些不合语法规范的句子，甚至生造出一些不伦不类的概念和表达。因而，我们不厌其烦地制定一些语言规范，以此来维护语言的纯洁性、准确性、完整性和表现力。不过，在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看来，语言的规范纯属多余。那么，语言的规范真的毫无必要吗？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平克虽然看到了语言发展和演化的内在规律，也注意到了语言规范对语言发展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制约和阻碍，但他忽视了规范对于语言的重要性。一方面，语言规范可以帮助人们确立基本的语言表达习惯、言语技巧和思维体系，维护语言的完整性、统一性和连贯性。另一方面，语言是公共的，语言的发展取决于共同体的存在。语言的规范其实是将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与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黏合在了一起，使人成为理性意义上的存在者。语言规范之所以必要，主要有三方面理由。

其一，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思维和认知。虽然每个人都是凭借其先天遗传的“语言本能”或“先天机制”来掌握语言，但这并不代表语言没有或者不需要应有的规范。正如罗素指出的那样，语言具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特性，一个是社会性，一个是它为思想提供共同的表达形式。如果没有语言，我们就只能依靠感官知觉去获得有限的知识，但是语言却可以为我们提供更便利的方法去记忆、存储和推理，能够获取和创造更多知识。混乱的语言极易导致混乱的思维，也会影响我们的认知，而语言规范则有助于提升思维的清晰性与严谨度，提高我们的认知水平。

其二，语言的不规范使用会影响我们的文化审美甚至道德判断。按照约翰·塞尔的观点，学习一种语言，也就是学习如何以言行事，如何以言取效，而这些都是规范性问题。通过了解语言规范，我们可以知道何谓恰当的、有效的或正确的表达，可以区分雅言与俗语，还可以知道如何避免在语言的使用中“以语伤人”。换句话说，学习一种语言并不只是学习语法知识和语言表达技巧，同时也是学习与之相关的共同体的规范和价值。

其三，语言是民族认同的堡垒，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就中国而言，由于不同方言的差异，在进行跨区域交流的过程中难免存在各种沟通障碍。因而，通过一种共同的语言来消除这些沟通和交流上的障碍就十分必要。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语言是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石，是维系民族文化血脉的基本条件，语言的规范不仅有助于民族之间的融合，更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发展和进步。

总之，虽然语言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和演化之中，但保持其相对稳定、纯洁和规范都十分必要。当然，我们在对语言进行必要规范的同时，也要积极推动语言的创新和发展。

（摘编自刘松青《语言规范缘何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