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三立梦露

周海亮

马三立梦露本名马三。他姓马，排行老三，很俗很实际的名字。马三立梦露这个怪异的名字是村里人送给他的外号，他觉得挺好。他种地，养猪，打牌，喝酒，打孩子，弹三弦……把乡村沉闷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收音机还不多，可是他有一台。每天他坐在炕头上听收音机，最初听新闻，后来听评书，再后来就迷上相声，迷上马三立。收音机乃稀罕之物，他听的时候，炕沿上、窗台上、锅台上甚至院子里，挤满前来蹭听的村人。一段听完，见村人仍不走，他说，我给你们来一段吧！他开始惟妙惟肖地模仿马三立，村人前俯后仰，喷喷称叹。特别是那句充满喜感的“逗你玩”，竟然真假难辨。正逗着，小儿内急，喊了几声“爹”，见他不应，就全都局到炕上。他只得暂别马三立，冲院里喊：大黄！狗跑进屋，蹿上土炕，欢天喜地地将小儿的秽物舔了个精光。

喜欢马三立很正常。村里人都喜欢马三立。然而几年以后，他又开始喜欢梦露，在村人眼里，就有些不正常了。

八十年代初，即使城里人，也多不知道梦露是何人，但他不仅知道，并且对梦露拍过的电影如数家珍。他阅读有关梦露的书，又从杂志上剪下梦露的照片，贴满整整一面土墙。一个大男人不好好干活，天天迷一个脸上长颗瘩子的金发碧眼的袒胸露乳的美国大妞，很是让村里人看不懂。他老婆骂他，你还要不要脸？他说，你不觉得她挺好看？他老婆说，她好不好看关你鸟事？他说，好看，就能让我心情舒畅。心情舒畅，就能干好地里的活。他开始弹三弦，唱《送女上大学》，边唱边瞟着墙上的梦露，似乎梦露就是那个穿着红格子衬衫和学生蓝裤子的桂兰^①。弹完一曲，下地干活，竞真的不觉累。然当他回来，墙上的梦露一张都不见了。他喝来老婆，问，我的梦露呢？他老婆说，都被我撕了！他不由分说，上前一巴掌，将老婆干净利落地打翻在地。你这个不懂事的臭婆娘！他说，我不看梦露难道看你？

那次他与老婆闹翻了天。他老婆欲与他离婚，他诚恳地承认错误并发誓永不再往墙上贴梦露，两人的日子才得以继续。马三立梦露这个外号也由此传开，开始只是村里人叫，后来传到镇上，镇里人也叫。每叫他，他便应：哎！声音里，透着一股子快乐。

墙上没有再贴梦露，并不能证明他不再想着梦露。有梦露的杂志仍然天天看，看时，目光痴迷，口水澎湃。看一会儿，家里来了村人，便打开黑白电视，与村里人一起看马三立。那是村子里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他在两年前开始赶集卖书卖杂志，赚下一笔钱。

几年后他把儿子送到镇里读中学，一家人就搬到镇上。他在镇上开了一家音像店，卖磁带和录像带，也卖书和杂志。店里有录像机，每天都会吸引很多无所事事的人过来看录像。多是香港式打片，有时也播马三立的相声和梦露的电影。每逢这时，别人就让他快换片快换片。他不屑地冲那些人撇撇嘴，说，真没品味！

经常有村里人来镇上找他，喝喝酒，聊聊天。村里人夸他有本事，说他从农民发成老板，不过几年的事。他笑笑，说，不是你们把我赶出来了吗？村人说，谁赶过你？都喜欢你呢。他说，反正在你们眼里，我就是与你们不一样的怪人。说完，喝一口酒，盯着电视里的梦露，说，你说她怎么可以这样迷人？

再几年过去，他去了县城，开了一家更大的音像店。城里的年轻人不知道他的过去，只知道他这里片子多，价格也便宜。没人知道，他便主动说给那些年轻人听。他说我有个外号叫马三立梦露。大家就笑，说，知道你迷马三立，可是梦露是怎么回事？

那时他刚给这些年轻人说了段马三立的《逗 你玩》，嗓音还没有调回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梦露的照片，“啪”地往来面上一甩，粗哑着声音说，瞧瞧！几个年轻人凑上来，仔细瞧过，说，原来梦露长这模样啊！

他愣愣，长叹一声说，在你们眼里，梦露也成马三立了。

（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第1期，有删改）

（注）①桂兰，京东大鼓《送女上大学》里的张桂兰。

   司马迁是一个史官，对于那样一个泱泱大国，他所能做的多半是记录。和同时代的许多官员相比，他可以改变的东西相当有限，而其性格更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劣势。客观地讲，后人纪念司马迁，既是对他的尊敬，也包含了许多同情，这让司马迁成为了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悲情英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淹没在一个所谓“盛世”的大汉。

司马迁的爱憎分明是大部分人爱他的主要理由，但这四个字却远远不能概括司马迁的全部。之所以他的名字能够和他的《史记》一起被载入史册，不仅因为他有一颗心怀天下的赤诚之心，更重要的是他做到了一个史官和一个人的境界——真。这种真概括起来就是一种“实录精神”，这种精神源于他父亲临终前的嘱咐，也一直延续到司马迁生命的终点。

为了得到历史最真实的素材，司马迁必须以最近的距离去触摸每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今天才得以将《史记》奉为历史真实公正的范本。从技术上讲，司马迁收集史料的方式是原始而落后的，没有碳-14定位仪，没有多少人的协助，也没有今天史学家们系统的理论知识，他能做的只是朴实的记录。

面对现实，记录现实，秉笔直书，看上去不及征伐疆场将领之勇，也不及社稷江山帝王之智，但司马迁的《史记》真实的呈现告诉我们，王侯将相、布衣百姓只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又一个等质量的元素，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记录方式，对于司马迁来说既是一位史官的职责，更是他胸中最大的心愿。

比了解到真相更难的是把真相说出来，而钱与权正是说出真相最大的阻碍。幸运的是，历史人物不会因为自已的丑像被暴露而找司马迁算账，但他所经历着的一切钱与权的现实压力，却也着实考验着他作为一个史官的秉性——而他做得很好。

实录精神的存在需要社会的宽容，也需要实录者的勇气，而一个宽容的社会也注定会增加实录者的勇气。记录现实比记录历史更需要勇气，因为现实中的丑陋者从来害怕让人知道自己的丑陋，而记录也远远不止于美丑之辩！不要说记录者代表正义，但起码应该代表事实——这是记录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呈现真实是一个技术活，但更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

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创造者，他们在历史的巨钟上猛敲，要让后人也能听到余音。历史让我们记住了他们，可谁又让我们记住历史？司马迁正是用他这种呈现真实的执着，让后人记住了历史，也记住了这本巨制背后的那个曾受腐刑的司马迁。

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谈道：“我们国家一直有三个大祭’，一是祭黄陵，属于国之祭、族之祭；一是祭孔子，属于文之祭祀，是对文脉的一种追踪；还有一个就是祭司马迁，它既是文祭，又是心祭，是对一种伟大人格的缅怀。”

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悲剧感的民族，喜欢大大团圆、喜欢盛世、喜欢辉煌、喜欢纪念成功人物，司马迁的存在就有了他特殊的意义，我们应该负重，要有悲剧感，心存忧患意识。所有这些司马精神，为我们今后悼念司马迁，敬仰我们的民族精神，建树我们的文化灵魂，提出了非常久远的任务。

（选自《司马迁实录精神》，有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