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桔者言

张五常

①作为一个研究价格理论的人，我对实证工作好之成癖。要了解玉石市场的运作，我曾在广东卖玉。在美国研究原油价格时，我曾到油田及炼油厂调查了好几个月。理论若经不起实证的考验，是很难站得住的。一个有实据在手的后起之秀，有时只要用三招两式，就可把一个纯理论的高手杀得片甲不留。

②香港年宵市场在年宵（除夕）的那一晚，需求的变动极快极大。变动的方向大致上大家都预先知道。1000块钱一枝的桃花可在几个钟头之间变得一文不值。若不是买卖双方在期待上有了错误，上好的桃花哪会有弃于街头的明显浪费？同样一枝花，有人用200元买也有人用50元买，如何理解？年宵货品不断变动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买卖双方期待上的错误是怎样产生的？这些问题既困难又重要。

③要在这些问题上多一点了解，我决定在年宵的那一晚亲自卖桔。这算是我第二次的经验。第一次是一年前的年宵。那次连天大雨，年宵当晚更是倾盆而下。摆了数天的桔子十之八九都因雨水过多而掉了下来。我知道大势已去，无心恋战，数十元一盆成本的四季桔，以5元清盘了事，蚀了数千元。

④今年卷土重来，也是意不在酒。入货200多盆，每盆成本40元。送了一小部分给亲友，余下大约二百盆就在年宵晚上8时起，在一个行人众多的空地盘出售。我和三个朋友一起出售的是四季桔，邻近地盘少有卖桔的人，所以到凌晨三时半便将桔子全部卖出。全部卖出并不一定有钱赚，赚钱与否是要看每盆桔子平均售价的高低。在我们一定要全部卖出的局限下，入货的多少，价格转变的快慢，价格高低的分布，讨价还价的手法，都有很大的决定性。我们200盆的平均售价大约是每盆55元（最高80元，最低20元）。我们所赚得的就是那些送给亲友的桔子。而我自己从卖桔所领悟到的经济含义，却是大有所值！

⑤9时左右，客似云来。年宵市场没有不二价这回事。无论开价多少，顾客大都讲价。整晚我们只有五六盆桔是照开价卖出的。因为一般顾客都知道年宵市场是要讨价还价的，所以实行不二价就很难成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开价是预备要减的。每个顾客的讯息资料不同，所以成交价格不一。卖桔的人所求的就是要以最高的平均价格，及时将全部货品出售。我们起初开价是每盆80元，最低以60元出售。11时开始下雨，开价立减；半小时后雨停了，开价立加。午夜后开价减至70元。这一小时内顾客最多，□□都以为午夜后可买便宜货，因此讲价较烦。其后减价次数渐多，到后来每盆开价30元。

⑥同样的货品，同样的成本，以不同价格出售，叫作价格分歧。这是经济学上的一个热门题目。要在同时同地用不同的价格将桔子出售，我们四个人就要独立作战，尽量将顾客分开。若要将桔子出售，就要使顾客相信自己所付的是“特价”。若没有价格分歧，生意是很难不蚀本的。买卖双方因此都有不老实的行为。

⑦价格分歧的现象众所周知，但在经济学上，年宵卖桔的经验却使我领悟到几个重要的含义。在所有经济学课本上的分析，实施价格分歧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将市场分开或将顾客分开，而经济学者都一致认为在同时同地将顾客分开是不可能的。这个观点显然是错了。价格的讯息费用相当高，而这讯息卖者要比买者知道得多。只要买者相信自己议订的价足够便宜，他不会再费时去查询，也没有意图去公布自己的买价。

⑧第二个价格分歧的主要条件，就是付不同价钱的顾客的需求弹性必定有所不同——付较高价钱的需求弹性系数一定是较低。这个条件显然也是错了。讯息较少的人付价较高，而讯息的多少跟需求弹性的系数却没有一定的关系。在逻辑上，以需求弹性引证的价格分歧的分析，有着很大的错误。

⑨有些经济学者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价格分歧是唯一可以赚钱的方法。那就是说，不二价是会蚀本的。诺贝尔奖获奖人史德拉教授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我卖桔的经验却认为这没有错。若机缘巧合，史德拉能在年宵期间访港，我会请他到街头一起卖桔的。

⑩卖桔的经验还使我对讨价还价及不忠实的行为有了较多的认识。要作经济研究，香港有如一个金矿，好而重要的论文题材是信手拈来，俯拾即是。

读书其实是一种“遇见”。打开书本的刹那，就开启了一扇去往不同时空的大门，碰见各种各样的人，听说形形色色的事，接触不同年代留下来的思想菁华。

如果说，“遇见”是读书与生俱来的产物，那么，选择怎样的“遇见”，读书人理应有属于自己的主动权。苏东坡说得好：“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那么，什么才是“所欲求者”?我想，除了要选择那些契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功课长进的书籍外，关键一定要按优中选优、精中选精的原则，去选读那些经受过时间和一代又一代读者淘洗的经典。须知，读一本经典抵得上读几十本、上百本普通之书。而对于那些平庸的书籍，我们还是少读或者不读为妙。那样的“遇见”，只是重复，只会无端损耗你去选择读一本经典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太不值得。

交朋友要交五湖四海的朋友，读书当然也是“遇见”的人和事越多越好。读书面越广越好。读报看到一个材料：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在读书方面都是学贯中西，打通文理。因此吴宓、陈岱孙、金岳霖、贺麟等能用中国话语、中国文化娴熟诠释西学；冯至讲《浮土德》时可以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诠释《浮士德》“一个越来越高尚越纯洁的努力，直到死亡”的主题。一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教授，也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识。物理学教授王竹溪编写《新部首大字典》，在语言学界颇有影响；化学系教授黄子卿工于书法，热爱旧体诗，时常与文学教授游国恩探讨诗歌：年轻的数学家华罗庚则对散曲充满热爱……

读书的“遇见”，又并非不动脑筋地匆匆而过，而是一种主观能动的行为。换言之，一定要避免人云亦云的做法，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善于从无疑处读出有疑。诚如孟子所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据说，梁启超先生对于所读之书是不愿轻易相信的。他作《王荆公》，为搞清楚王安石新政的真相，不仅反复研读《王临川全集》，还参阅宋人文集笔记凡数十种。所以当与《宋史》互相参证时，他始发现其中的一些以讹传讹抑或故意诋毁、污蔑的谬误，然后他“一一详辩之”，以还原历史真相。这种实事求是的“遇见”方式，不仅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自己的治学态度负责。

中西美学比较

彭吉象

人类都在追求真善美，但是，中国的美学和中国的艺术更多地追求美和善的统一，更加强调艺术的伦理价值；而西方的美学和西方的艺术更多地追求美和真的统一，更加强调艺术的认识价值。正因为如此，两种艺术表现形式具有很大的不同。以西方话剧和中国戏曲中的悲剧为例，西方的悲剧可以说是彻底的悲剧，一悲到底，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到最后差不多台上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死了。中国的戏曲不是没有悲剧，但它一定要有一个光明的结局，或者称为大团圆的结局，一定要让“善”战胜“恶”，这就是中国文化强调的美与善的统一。

中国传统美学强调的是表现、抒情、言志，而西方美学强调的是再现、模仿、写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国的艺术注重表现艺术家的情感。如中国绘画更多地强调表现，不注重焦点透视，而是注重散点透视；西方绘画却强调再现、模仿和写实，非常注重焦点透视。为什么会这样?区别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觉得除了两种文化不同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两种文学的源头不一样。中国文学史是从《诗经》《楚辞》开始的。《诗经》大部分在黄河流域，而《楚辞》是在长江流域。它们分别代表了中国的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抒情诗歌。抒情诗歌就是要表现、抒情和言志。所以中国文学艺术的源头是抒情文学，文化的传承形成了中国艺术强调抒情的特点。西方文学公认的源头是《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荷马史诗》是史诗，是在讲故事，而且故事非常精彩。还有古希腊的戏剧也很有名。我们可以发现，《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都是叙事文学，叙事文学一定要再现、模仿、写实，和我们抒情文学的表现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两种文学艺术的源头不同，造就了中西方美学与艺术各自的特色。不过，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民族文化的不同。中国文化的特色是什么?答案众说不一，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文化的话，我国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和汤一介先生都曾经说过，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最精髓的地方，“天人合一”强调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西方文化从古到今都是“二元论”，最早是上帝和人，文艺复兴以后，变成了人和自然二元对立。因此，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的自然科学发展得非常快。“二元论”就是强调主客分立，人要不断地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我们现在用的自然科学包括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和天文学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现在进入21世纪了，西方文化潜在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在人一味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最后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现在西方很多思想家甚至是科学家，要求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精华，他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东西是可以借鉴的，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因此，就中西文化来说，很难说哪个优哪个劣，应该说是互相取长补短。归根到底，中西方美学的不同是由于两种文化的不同造成的。

（摘编自《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艺术精神》，有删改）

人间鲁迅

一个可以由此得生，也可以由此得死的时代是大时代。大时代总要产生巨人。

鲁迅是巨人。他不是帝王，不是将军，他无须挥舞权杖。作为旧世界的逆子贰臣，惟以他的人格和思想，召引了大群年轻的奴隶。他把对于民族和人类的热爱理解得那么深沉，乃至他的目光，几乎只让人望见直逼现实的愤怒火焰。数千年的僵尸政治，“东方文明”，专制、强暴、虚伪、保守和蒙昧，都是他攻击的目标，他教奴隶们如何反抗，如何“钻网”，如何进行韧性的战斗。他虽然注意实力的保存，却不惮牺牲自己，必要时照例地单身廛战。在一生中，他呐喊过也彷徨过，甚至在横站着作战的晚年仍然背负着难耐的寂寞，但是从来耻于屈服和停顿。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赢来众多的“私敌”，没有一个像他一样招致密集的刀箭，因此，也就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获得更为辉煌的战绩。他所凭借的仅仅是一支“金不换”，便在看不见的但却是无比险恶的战场里，建树了超人一等的殊勋。

在他身后，自然要出现大大小小的纪念物、石雕、铜像以及传记，可悲哀的是：当再度被赋予形体的时候，这个始终屹立于人间的猛士，却不止一次地经过有意无意的铺垫与厚饰，成了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注）。

平凡的伟大才是真正的伟大。鲁迅是“人之子”，人所具有的他都具有。正因为他耳闻了愚妄的欢呼和悲惨的呼号，目睹了淋漓的鲜血和升腾的地火，深味了人间的一切苦辛，在他的著作中，古老而艰深的象形文字，才会变得那么平易，那么新鲜，那么富于生命的活力。

这样一个毕生以文字从事搏战的人，他的形象，其实早经文学本身表达无遗了。世间纪念物，丝毫也不能为他增添或减损什么，无非是后人的一种感念而已，如果它所激发的，不是对真理的渴求，不是奔赴生活的勇气和变革现实的热情，而是宗教式的膜拜，那么毋宁说：我们什么都不需要！

历史人物之所以伟大，正在于我们可以因他而深刻地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在存在的方式的选择中间，我们根本不愿拒绝他的灵魂的参与。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没有把黄金世界轻易预约给人类，却以燃烧般的生命，成为千千万万追求者的精神的火光。真正的巨人活在时间的深度里。应当相信，历史终会把最有份量的东西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