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阳光

王鼎钩

(1)四合房是一种闭锁式的建筑，四面房屋的门窗都朝着天井。从外面看，厚墙高檐密不通风。我是在这样关防严密的“碉堡”里出生的，这碉堡用青砖砌成，黑瓦盖顶，灰砖铺地，墙壁、窗棂、门板，没有一点儿鲜艳的颜色。即使天气晴朗，室内的角落里也黯淡阴冷。

(2)四合房的主房，门窗向南。中午的阳光越过南房，倾泻下来，泼在主房的墙上开在这面墙上的窗子，用一层棉纸糊得严丝合缝，阳光只能从房门伸进来，照门框的形状，在方砖上画出一片长方形。这是一片光明温暖的租界，像一块发亮的地毯。

(3)然后，一只用麦秆编成、四周着棉布的坐墩，摆在阳光里。一双谨慎而矜持的小脚，走进阳光，停在墩旁，脚边出现了她的针线筐。一只生着褐色虎纹的狸猫，喵鸣一声，跳上她的膝盖。然后，一个男孩蹲在膝前，用心翻弄针线筐里的东西，玩弄古铜顶针和粉红色的剪纸。这就是我，和我的母亲。

(4)如果有人问母亲：你最喜欢什么?她的答复，八成是冬季晴天这门内的一方阳光。我清楚记得一股暖流缓缓充进我的棉衣，我的毛孔张开，承受热絮的轻烫。无须再为了抵抗寒冷而收缩戒备，一切烦恼似乎一扫而空，血液把这种快乐传遍内脏，最后在脸颊上留下心满意足的紅润。

(5)在那一方阳光里，我持一本《三国演义》或《精忠说岳》，念给母亲听。如果我念了别字，她会纠正，如果出现生字，——母亲说，一个生字是一只拦路虎，她会停下针线，帮我把老虎打死。渐渐地，我发现，母亲的兴趣并不在乎重温那些早已熟知的故事。每逢故事告一段落，我替母亲把绣线穿进若有若无的针孔，让她的眼晴休息一下。有时候，大概是暖流作怪，母亲嚷着：“我的头皮好痒！”我就攀着她的肩膀，向她的发根里找虱子，找白头发。

(6)在我的记忆中，每到冬天，母亲就会抱怨她的脚痛。

(7)她的脚是冻伤的。做熄妇的时候，住在阴暗的南房里，整年劳作，寒凛凛的水气，从地下冒上来，首先侵害她的脚，使之永远冰冷。冬天乍到，她的脚面和脚跟立即有了反应：看得见的，是肌肉变色、浮肿；看不见的，是隐隐刺骨的疼痛。

(8)分了家，有自己的主房，可是年年脚痛依然。在那一方阳光里，母亲是侧坐的，她为了让一半阳光给我，把自己的半个身子放在阴影里。左足的伤害没有复原，右足受到的摧残反而加重了。母亲不时皱起眉头，咬一咬牙。尽管只是身体轻轻地震动，不论我在做什么，那猫睡得多甜，我们都能感觉出来。

(9)“妈，我把你的座位搬到另一边来好不好?让右脚也多晒一点太阳。”我站起来推她的肩。母亲低头含笑，摇摇头。

(10)座位终于搬到对面去了。狸猫受了惊，跳到院子里去。母亲连声呼唤，我去捉它，连我自己也没有回到母亲身边。

(11)以后，母亲一旦坐定，就再也不肯移动。

(12)母亲在那一方阳光里，说过许多梦。

(13)母亲说，她在梦中抱着我，一双赤足理在几寸厚的碎琉璃碴儿里面，无法举步。四野空空旷旷，一望无边都是碎硫璃，碎片最薄最锋利的地方有一层青光，纯钢打造的刀尖才有那种锋芒。梦中的我躺在母亲怀里，光着身体睡得很熟。母亲独立苍茫，汗流满面，觉得我的身体愈来愈重，渐似下坠……想到这里，她的心立即先被琉璃碎片刺穿了。某种疼痛由小腿向上蔓延，直到两肩、两臂……

(14)就在近乎绝望的时候，母亲身旁突然出现一小块明亮干净的土地，像一方阳光那么大，平平坦坦，正好可以安置一个婴儿。母余用尽最后的力气，把我轻轻放下。谁知道我着地以后，地面忽然倾斜，我安身的地方像是一个又陡又长的滑梯，没有尽头。我飞似地滑下去，转眼间变成一个小黑点。

(15)在难测的危急中，母亲大叫，醒来之后，略觉安慰的倒不是我好好地睡在房子里，而是事后记起我在滑行中突然长大，还遥遥向地挥手。

(16)于是，她有了混和着骄傲的哀愁。她放下针线，把我搂在怀里：“如果你长大了，如果你到很远的地方去，不能回家，你会不会想念我?”

(17)当时，我唯一的远行经验是到外婆家。外婆家很好玩，每一次都在父母逼迫下不情愿地回来。母亲梦中滑行的景象引人入胜，我立即想到滑冰，急于换一双鞋去找那个冰封了的池塘。

(18)跃跃欲试的儿子，想走出那座四合房，正设法挣脱他的母亲。

(19)母亲放开手凝视我：“只要你争气，成器，即使在外面忘了我，我也不怪你。”

(选自王鼎钧散文集《碎琉璃》，有删改)

材料一：

近年来，中国纪录片在国家政策与市场力量的双重驱动下，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动能激发下，呈现出蓬勃的创作发展态势。

中国纪录片始终保有与时代共进的创作传统。作为中国改革发展的见证者，《辉煌中国》《复兴之路》《一带一路》等经典作品先后涌现。近年来，中国纪录片的“主流化”气质回归，注重现实生活和主流价值传播。《记住乡愁》《本草中国》等历史文化类纪录片，成为延续中华文脉、树立大国文化自信的重要影视载体。《乡村里的中国》《中国人的活法》等反映时代发展和百姓生活的题材不断增多。自2012年开始，《舌尖上的中国》让纪录片成为全民话题，纪录片“年轻化”特点愈发凸显。近两年，《我在故宫修文物》《寻找手艺》《人生一串》等纪录片在视频网站上受到了年轻人热烈欢迎。

纪录片的精品化趋势也与制作技术提升直接相关。新型前沿拍摄技术的运用及对录音、音乐音效、视觉特效等技术手段和纪录片工业化流程的重视，让中国纪录片在制作品质和观看体验上更具“大片感”。电视媒体也推出像《如果国宝会说话》这样的微纪录、短视频、纪录电影。大体量的精品力作与小而美的纪录“小品”形成高低搭配，让中国纪录片创作更具层次性和良性化。

近年来，“中国主题”正在成为全球纪录片市场的热门资源，很多国外大型传媒机构推出了中国题材大型纪录片，中外合拍、国际传播成为纪录片制作传播的重要模式。

（摘编自韩飞《中国纪录片的新动能与新趋势》，《人民日报》2019年2月7日）

材料二：

如今，纪录片市场迎来红利期，种种资源向纪录片领域倾斜，国内纪录片生产一改往日困窘，开始吸纳越来越多的商业元素加入，诸如《舌尖上的中国》《了不起的匠人》《风味人间》等依托互联网平台的传播优势构筑自己的生态圈。这似乎标志着这个原本游离在市场与艺术之间的小众品类开始走出市场化的第一步。

在这一过程中，难免有资本改变了创作者的目的，侵蚀了纪录片的真实边界，让作品在商业性与公共性之间进退两难。在这样的作品中，过分商业化使作品“铜臭味”过重，纪录片与广告片的界限不清。各大赞助商品牌和产品强行嫁接，不但打断了故事情节和逻辑的流畅性，而且降低了剧集的艺术水准。同时，强行娱乐化也让纪录片与剧情片难分你我，大量娱乐性的、非严肃的内容挤占了真实内容的空间。

（摘编自牛梦迪《纪录片商业化之路别走偏了》，《光明日报》2019年1月10日）

材料三：

《国际先驱导报》2015年10月13日刊登一篇题为《西方涉华纪录片不断升温：从好奇到研读》的文章。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的提升，以前相对强势的西方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在反思自己的同时，希望通过研读中国寻找出路。随之而来的是，近两年西方纪录片对中国题材的关注一直在升温，即将达到一个新的高潮。

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西方涉华纪录片的拍摄曾达到一次小高潮。20世纪80年代，更多国家加入记录中国这一队伍中来，直到现在全面铺开。不管哪一个时期，拍摄中国题材的纪录片的原因无外乎好奇和需要——希望了解和传递关于中国的信息。相比之前的那次高潮，现在的涉华纪录片更倾向于研究和研读的视角，从过去的误解和片面认识的阶段回归更加客观、平和、直面的阶段。一方面，以中国的经济崛起为出发点，他们表现出充分肯定的态度和希望寻求更多合作机会的意图。另一方面，从自身利益考虑，希望保持本国强大的经济地位，害怕中国的崛起所造成的威胁，表现出对中国的警惕和批判。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5年10月13日）

蚂蚁的确太像人了，这真够让人为难。它们培植真菌，喂养蚜虫作家畜，把军队投入战争，动用化学喷剂来惊扰和迷惑敌人，捕捉奴隶。织巢蚁属使用童工，抱着幼体像梭子一样往返窜动，纺出线来把树叶缝合在一起，供它们的真菌园使用。它们不停地交换信息。它们什么都干，就差看电视了。

最让我们不安的是，蚂蚁，还有蜜蜂、白蚁和群居性黄蜂，它们似乎都过着两种生活。它们既是一些个体，做着今天的事而看不出是不是还想着明天，同时又是蚁冢、蚁穴、蜂窠这些扭动着、思考着的庞大动物体中细胞样的成分。我认为，正是由于这一层，我们才最巴不得它们是异己的东西。我们不愿看到，可能有一些集体性的社会，能够像一个个生物一样进行活动。即使有这样的东西，它们也绝不可能跟我们相关。

不管怎么说，这些东西还是存在。野地里一只独行的蚂蚁，不能设想它头脑里想着很多。当然，就那么几个神经元，让几根纤维串在一块儿，想来连有什么头脑也谈不上，更不会有什么思想了。它不过是一段长着腿的神经节而已。四只或十只蚂蚁凑到一起，围绕着路上的一头死蛾，看起来就有点意思了。它们这儿触触，那儿推推，慢慢地把这块食物向蚁丘移去。但这似乎还是瞎猫撞着死老鼠的事。只有当你观看聚在蚁丘边的、黑鸦鸦盖过地皮的数千蚂蚁的密集群体时，你才看见那整个活物。这时，你看到它思考、筹划、谋算。这是智慧，是某种活的计算机，那些爬来爬去的小东西就是它的心智。

白蚁有一个方面更为奇特：群体变大时，其智慧似乎也随之增加。小室里有两三只白蚁，就会衔起一块块土粒木屑搬来搬去，但并没有什么结果，什么也没有建造起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白蚁加入，似乎达到了某种临界质量或法定数，于是思维开始了。它们开始把小粒叠放起来，霎时间竖起一根根柱子，造成一个个弯度对称的美丽拱券。一个个穹顶小室组成的晶状建筑出现了。迄今还不知道它们是怎样交流信息的，也无人明白，正在建造一根柱子的白蚁们怎样知道停止工作，全队转移到一根毗邻的柱子，而时候一到，它们又怎样知道把两根柱子合拢，做成天衣无缝的拱券。一开始使它们不再把材料搬来搬去，而是着手集体建筑的刺激物，也许是在它们的数目达到特定阈值时释放的外激素。它们像受了惊一样作出反应，它们开始骚动、激奋，然后就像艺术家一样开始工作。

（选自刘易斯•托马斯《作为生物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