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各地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生态文学创作也迎来崭新面貌。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重视并尝试这一题材的创作，他们以文学笔触对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进行艺术化再现。生态文学作品在思想性、艺术性上都较以往有所突破。它们在文学版图中的重要性也获得提升。去年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就有散文《流水似的走马》《遥远的向日葵地》、报告文学《大森林》、中篇小说《蘑菇圈》等多部生态题材作品。

从作品思想内涵来看，早期生态文学创作者往往直接指出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的破坏，以此呼吁人们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在近年涌现的生态文学作品中，作家更多地把生态保护话题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现实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不断深化，作家写作姿态更加理性。如阿来中篇小说《三只虫草》，没有单纯渲染挖掘虫草的行为对草原植被的破坏，而是更加强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应是孤立的，应该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扎实推进基础教育等民生举措紧密联系起来。

在文学表现力方面，生态文学创作也获得进展，生态文学作品正通过跨学科的知识谱系、多样化的社会视角，带给读者更加丰富新鲜的阅读体验。此前生态文学作家的笔墨往往倾注于对原始森林、草原等自然环境的奇观化赞美，对栖居于原始自然环境中人们生活的传奇式讲述，进而与当代现实生活形成对比。简单地说，即通过渲染某种陌生化经验激发读者对破坏自然生态行为进行反思，及对原始自然环境产生向往。

在近年来的生态文学作品中，更多的作家开始用多样化笔触表达丰富立体的情感，展现良性生态环境带给人们生活品质和精神面貌上的变化。很多作家也开始在生态文学写作中重视融入多学科知识，更加全面与系统地还原生态环境获得改善、科学生态观念建立的过程。如艾平中篇小说《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通过老牧民在不同牧区的现场感受，呈现当前经济政策在保护草原生态、提高牧民生活水平方面的积极作用；蒋蓝散文《豹典》串连整合生物学、生态学、地质学、历史学、地理学等领域知识，使读者能够更加全面与深入地思考。

当前生态文学创作整体上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有的作家并未建立起完备的知识体系，对生态保护工作实际缺乏深入细致的把握，因而或出现科学谬误，或从新闻报道中借用二手信息，用假想、模仿代替踏访、调查，非但没有通过文学创作引发人们对现实的关注和思考，反而简化弱化人们对生态保护实践的认知。

任何一种文学类型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生态文学也是如此，它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取得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人民生态观念的变化息息相关。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和丰富成果，为生态文学繁荣发展提供取之不竭的创作资源。生态文学的生命力就在于把生态环境的发展更立体、更全面、更深刻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在读者心中建立起更加科学的生态观念，为人们勾勒出更美好的未来图景，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加充足的精神动力。

（摘编自邱振刚《生态文学创作开拓新局面》）

殷商末年，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得知商纣王的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即率 兵伐商。当时，周武王率本部及八个方国部落军队，进至牧野。纣王惊闻周军来袭，调动少量的防卫兵士和大量奴隶，开赴牧野迎战。以数量而论，商军的兵力超过了周军， 但由于匆忙结阵，士气低落，加上奴隶们阵前倒戈，最后招致惨败。对此，《尚书·武成》 篇记载：“受（纣王）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 血流漂杵。”

生活于战国中后期的孟子，披览至此，大不以为然，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这里的“书”特指《尚书》，亦即《书经》。《武成》是其中的一篇。孟子认为，《尚书》 中的记载未可尽信，并举出了具体实例。这一论断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同。宋代理学家 张载、朱熹等，还就此做了进一步的引申与发挥，强调读书要“有疑”，且在“无疑处有 疑”，要“濯去旧见以求新意”。道理就在于，怀疑方能开启觉悟之门。

《公羊传》中有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说法，其实，成文的历史，又有哪一种不是间接的传闻呢？那类“生无旁证，死无对证”的事，所在多有。何况“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东汉王充《论衡·艺增》篇，对此做进一步的阐述，专门揭橥了古代一些典籍增益其事以致失实的现象。他说，《尚书》中赞美帝尧的德政，说是“协和万国”，实际上，当时，“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尽于三千之中矣”，说是“万国”，“褒增过实”了。他还举出《尚书·武成》篇：“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助战者多，故至流血如此”。“案：武王伐纣于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干燥。兵顿血流，辄燥入土，安得杵浮？”再者，“周殷士卒，皆赍干粮，无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这种种陈述与批驳，都至为确凿。古时是这样，那么近世呢？王充接着又列举了汉代言过其实的事例：郎中贵光上书光武帝，言汉文帝“时居明光宫，天下断狱三人”，以颂美文帝。光武帝当即予以驳斥：文帝并不居住明光宫，断狱也不是三个人，正式澄清了事实。为此，王充慨叹道：“汉为今世，增益功美，犹过其实，况上古帝王久远，贤人从后褒述，失实离本，独已多矣。”

当然，这里还有一层复杂的关系。如果把包括《诗经》在内的经书都看作史书的话，那么，对其所记失实予以切责，当然没的可说；但《诗经》本身又是文学作品，如果句句都去这样要求，就有些失之过苛，甚至是“刻舟求剑”了。比如，《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王充加以批驳，说其声高远，可以，“言其闻于天，增之也”，“人无在天上者，何以知其闻于天上也”？这就未免吹求过苛了。看来，学术研究应该合理区别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

（选自王充闾《国粹人文传承书》，有删节）

法国作家雨果曾说：“建筑是石头的史书。”然而此话只适用于欧洲，对于中国并不贴切。中国传统建筑以土、木为主，19世纪以来，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建筑只不过存在于书面文献上，甚至干脆说中国古建筑的实物等于零。这种片面的看法曾得到很多本土学者的呼应，并汇成一股妄自菲薄的浊流。时至今日，中国石结构建筑的低调表现，仍令很多学者感到困惑：为什么直到明清，在技术条件完备，同时也不无需求的情况下，石材在中国始终未能登堂入室？古建筑专家梁思成曾经给出一个推论：“中国结构既以木材为主，宫室之寿命固乃限于木质结构之未能耐久，但更深究其故，实缘于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之观念。”然而为什么中国人“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依然是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并不缺乏石材，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到处都蕴藏着适合建筑的优良石材。其次，古人的石材加工技术并不落后，先进的玉石文化，以及秦始皇陵西北大规模的石材加工场遗址就是明证。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中国古代，适用的木材并非随处都容易取得。秦朝修建阿房宫，许多木材就是从千里之外的四川运到陕西的。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建筑材料的长途运输是很不经济的；只有当使用木材的意义超越物质层面，进而成为一种执着的文化选择乃至建筑观念中的要素时，人们才会如此不惜人力物力地寻找木材来盖房子。

这种选择与华夏民族古老的价值观息息相关。与西方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宗教观念淡薄，从未出现过神权凌驾一切的时代，因此我们的祖先有关建筑的基本思考，是从“人本”出发的。建筑既然服务于人，其理性和适度的使用就十分重要。从材料性质上看，木材显然比石材更便于加工，用木材建造房屋效率更高，耗材更少。《礼记•檀弓上》说：“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 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可见对于务实的中国人来说，费力气建造石头建筑是奢侈的表现，是无法被崇尚节俭的主流价值观所接受的。

中国传统哲学从未认真看待过“永恒”这一命题，儒、释、道三家学说大体上都认为“万物无常”。人是建筑服务的主要对象，人一直处在不断的繁衍和传播之中，不同时代的人对于建筑物也会有不同的需求，因此建筑应该新陈代谢，没有必要永久保存，经久不变。而陵墓建筑在功能上则有耐久的要求，在意象上更与永恒相关，因此这里便成了石材发挥作用的主要场所。此外在耐久性要求较高的建筑部件，如铺地石、台基、柱础中也曾大量使用石材。木是土的产物，土木具有易取、可塑、可循环等优点，由此可知中国传统建筑在材料选择上的理性。 

（摘编自方拥《中国传统建筑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