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载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官吏也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因为文学是你们的专业，所以我还要谈谈文学，在我的心目中，文学是非常神圣的。我们讲敬业，就是要对文学怀有敬畏之心。文学，有人说起源于劳动，有人说起源于游戏。在文学的功能中，是有游戏的成分，有让人愉快让人轻松的作用，但文学从根本上说不能等同于游戏，因此，我们不能游戏文学。

文学中的优秀部分，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人类崇高精神的诗化。文学是一种让人变得高雅、变得充实、变得聪明、变得有情趣的精神劳作。我们学习文学，是要把文学当作事业去创造、去发展、去发扬光大，而不是把它当作手中的玩物。我讲这些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感于当前文学的某种缺陷和某种失落。

创新与想象

王生平

艺术贵在创造，科学贵在创新。艺术是情感的表达，追求的是美；科学是理性的事业，追求的是真。二者似乎不搭界，但都离不开人类的想象力，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

艺术不是科学，但艺术创作却具有科学的品格，所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就是这个意思。古人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深沉慨叹；今人把“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中的“是”改成“这”，而提议者被尊为“一字之师”；著名钢琴家因演奏成名的钢琴曲错了一音而后悔。这一切都说明了艺术上的一字之差、半拍之慢，是美感强弱的构成因素、决定成分。尽管艺术采用的是形象的表达方式，但它的表达也有一个基本的技巧适中问题，也要符合客观的规律即科学问题。无科学性，艺术表达就不会有美感，也就难以为人所理解。

科学不是艺术，但科学发现也常有某种艺术创造的品格，即使有了新的突破、价值和意义，也会是“睫在眼前常不见”，只是有些“美妙”感，至于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是不能说清楚、道明白。杨振宁20世纪50年代关于“交换规范场论”的论文就经历了一个由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只觉得这篇文章很美妙。到了60年代，才觉察到它的重要性。我到1964年以后才清楚认识到它跟数学的关系。”(《杨振宁文集》)电报的发明者美国人莫尔斯原本就是画家，1832年10月他在由法国返回美国的轮船上，一名叫杰克逊的医生在介绍一种叫“电磁铁”的新器件时说：“实验已经证明，不管电线有多长，电流都可以神速地通过。”正是这句话使莫尔斯沉浸在神奇的幻想之中，他大胆设想：既然电流可以在瞬间通过导线，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用电流来远距离传输信息呢？这个想法使他坐卧不安，从此以后，他告别了艺术，投身到科学领域，专门研究电流传输信息的问题，最终发明了电报。美国发明家郝奥发明缝纫机的针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发现“苯环”结构，都是在“无意识”的梦中完成的。钢筋混凝土的发明者既不是著名的建筑师，也不是卓越的力学家，而是一位整天摆弄花草的法国园艺家约瑟夫·莫尼埃。这些事例意味着，科学发现并不只是理性思维的产物，它还依赖于艺术的想象力、创造力，依赖于人们的灵感和顿悟。

上述的创造和发现说明，艺术与科学、美与真，有重叠、有交融，二者是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的统一。王国维曾提到了这一现象，他通过对辛弃疾词《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的研究，认为“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1964年8月，***在同周培源、于光远谈哲学时也认为，“这首诗含有地圆的意思”。西方物理学家海森堡说“美是真理的光辉”，而爱因斯坦直接把科学发现称为“自由创造”，表达的均是同样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审美与科学殊途而同归：同归于历史、实践和生活，分途在求真、抽象与求美、具体的社会分工上。分工的优点是产生了专业和特长，缺欠是出现了职业的痴呆。中外先贤、学者给了我们以忠告。达尔文说，若有来生，不再成为制造公司的机器，每周要读诗、赏画、学音乐。工程院院士许国志诗云：“他生倘得从吾愿，甘为诗书再献身。”由于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又由于生活、实践是整体的、不能分割的，产生了专业和特长的强强联盟，消化着消极的弊病，使二者互补成为主流，于是便有了科学与艺术的相得益彰态势。科技美学的诞生标志着这一点，而美育学科的建立，则意味着我国在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方面将大有作为。

艺术与科学的关系启示我们，不论是理论创新、科技创新还是其他创新，都不仅需要科学的逻辑推理，而且需要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仅需要理性，而且需要感性、直觉、顿悟。因此，我们要不断提高理性思维能力，不断提高艺术品味和形象思维能力，这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