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观念是随着时世的推移而改变的。魏晋文学观念的变革，摆脱了经学的束缚，确立了诗文正宗；近代文学观念的更新，突破了正统的范畴，接纳了戏曲小说。林先生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特别重视这种文学本位，着力于文学自身内在规律的探索。在唐诗的研究中，一般都要提到诸如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民族融合、大众喜爱等外部条件，而林先生则不然。先生是位诗人，因而敏锐地发现，在这诗的国度里，诗成了整个文化的灵魂。他说：“诗简直成了生活中的凭证，它无处不在，它的特征渗透到整个文化之中去。中国的文化就是以诗歌传统为中心的文化。”（《漫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借鉴》）他以富于诗人个性的独特视角直切诗歌的文学本位，因而在创作主体中偏重于寒士诗人，在创作方法中偏重于浪漫主义。

林先生的唐诗研究，不同于一般批评者把目光投向诗歌所反映的具体社会现实，而是把握住创作主体的精神，提出了“少年精神”。林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作家大都属于“士”这一阶层，出身寒微，生活困苦。他说：“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学主要是以士为代表，以开明政治为中心的寒士文学。”（《中国文学简史·导言》）唐代正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曾推行开明政治，是寒士积极进取、扬眉吐气的时代，因而表现出一种“少年精神”。“少年精神”是“开朗的、解放的”，充满“青春的气息”和“浪漫豪情”。李白是最富于“布衣感”的“寒士”，也是最富于“少年精神”的诗人，他“即便是悲愤，也不失其豪放，即便是失败，也不失为英雄”（《唐代四大诗人》）。盛唐诗人诗作类皆具有“少年精神”，即便是发牢骚的诗，也是乐观向上的；即便是写空寂的境界，“也流露着与宇宙息息相通的无限生意”。林先生与“汉魏风骨”对举，提出“盛唐气象”，李白诗歌是“盛唐气象的典型”（《盛唐气象》）。林先生是从寒士文学本位去把握唐诗表现出来的主体精神和时代风貌的。

林先生认为抒情才是中国诗歌的传统。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最适合于抒情，所以林先生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浪漫主义作家，晚年致力于《西游记》的研究，也因为它是一部浪漫主义小说。他说：“李白的诗歌气质是浪漫的。这浪漫是意味着更高的解放要求，是鼓舞着更为高涨的热情的。”（《诗人李白》）在他看来，现实主义表现的是现实，是存在，是形而下的，近于“微观”，而浪漫主义表现的则是感情，是精神，是形而上的，近于“宏观”。在社会上强调典型说的现实主义理论，把许多诗人诗作装进现实主义大箩筐之时，林先生却根据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更多地阐发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特性，并肯定其积极意义，这也反映出他那不同流俗的学术品性。

（摘编自林东海《林庚<唐诗综论>导读》）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相符。

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宜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它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他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统伦理观念。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就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宣寄的工具，并把它纳入儒士必备的艺技。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对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选自林建超《围棋与国家》，有删改）

材料一：

留守儿童问题是近年来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走入城市，在广大农村也随之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未成年人群体——农村留守儿童。据2000年五普资料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近2000万人。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与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估算数据相比，五年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增加约242万。

留守儿童一词出现之初并未得到太多关注。1993年到2003年相关的文章仅有6篇。2002年以后国内主流媒体开始关注和报道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先后报道了有关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留守儿童这一社会弱势群体逐渐走入了大众的视野。到2004年新春开学之际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报道达到了第一次高潮。

同样的一条新闻，如果选取不同的新闻报道体裁写出来可能会产生全然不同的传播效果。报道文体的选取可以显示出媒体对于相关议题的重视程度。

表1 《人民日报》关于留守儿童的各年报道数量及占比统计

表2 《人民日报》2003-2012年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体裁统计

（摘编自《〈人民日报〉关于留守儿童报道研究》，2015年1月5日人民网）

材料二：

中国1.2亿农民常年于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近2千万留守儿童。2016年底，民政部发布了《关于在全国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的通知》。

因人口流动引发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一是监护不力，九年义务教育难以保证。据统计，80%以上的留守儿童是由祖父母隔代监护和亲友临时监护，年事已高、文化素质较低的祖辈监护人基本没有能力辅导和监督孩子学习。农村学校受办学条件、师资力量、教学理念的局限与制约，学校与家庭之间缺乏沟通。家庭和学校监护不力，导致相当数量的留守儿童产生厌学、逃学、辍学现象。

二是缺乏抚慰，身心健康令人堪忧。2017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显示，11.4%的孩子称自己父母离世，这一比率明显高于中国年平均死亡率。由于父母长期外出，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遇到心理问题得不到正常疏导，导致一部分儿童行为习惯较差，并且极易产生心理失衡、道德失范、行为失控甚至犯罪的倾向。南方沿海某省一项调查显示，19.6%的留守儿童觉得自己不如人，11.4%觉得自己受歧视，9.5%有过被遗弃的感觉。

三是疏于照顾，人身安全不容忽视。监护责任不落实，监护人缺乏防范意识，儿童防护能力弱，农村留守儿童容易受到意外伤害，甚至成为不法分子侵害的对象。公安部门统计数据显示，被拐卖儿童群体中，第一位是流动儿童，第二位是留守儿童。女孩受到性侵害又不能及时得到父母帮助，极易酿成严重后果。

（摘编自《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2007年9月7日***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