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葬活动及丧葬文化均起源于人类早期的宗教思想和鬼神思想。早期人类信奉朴素的多神宗教，相信鬼神存在，灵魂不灭，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死亡祭祀活动即丧礼来达到使死者复生、灵魂转世的良好愿望，同时借此表达对亲人去世的悲哀和怀念之情。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演变出一套系统的丧葬礼仪及文化，并表现出明显的国家意志和礼仪特点。从夏商周开始葬礼即已进入了系统化程序化发展阶段，春秋时期进入完善期。史料记载，秦汉丧葬礼仪已相当复杂，共分三个部分：葬前之礼、葬礼、葬后丧服之礼。葬前之礼包括：招魂、沐浴、饭含、小敛、大敛、哭丧、停尸等。葬礼包括：告别祭奠、送葬、下棺等。葬后丧服之礼包括：丧服、丧制等。丧礼的每一个环节都包含有相应的寓意，必须严格遵守。

我国古代丧葬文化与“孝”文化密切相关。“孝”源于儒家的核心思想。“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即是爱。何为爱？孟子对爱作了精辟的论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首先爱自己的亲人，其次爱一切大众，最后爱自然万物。爱亲人首先是爱父母，爱父母则为孝。“孝”作为儒家社会伦理思想的基础，对古代社会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起了重大作用。我国古代社会是以家族宗法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它的社会政治结构，从下至上依次为：家庭、家族、宗族、皇权即国家权力。因此家庭关系稳固了则家族关系稳固，家族关系稳固则宗族关系稳固，进而皇权即国家权力就稳固了。而“孝”文化则是处理和维系家庭成员之间，家庭之间，宗族关系之间的道德规范和社会政治要求。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是处理和规范人际纵向关系的标准，悌是处理和规范人际横向关系的标准，一纵一横，纵横交错，维护和促进了社会政治基础的稳固。统治者还认为“忠臣出孝门”“人臣孝则事君忠”。孔子也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封建统治者深知“孝”文化对于稳固社会统治基础的重要意义，都将孝作为治国的基本国策，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譬如各朝文书中通常都有一句：“圣朝惟以孝治天下”的套语。

孝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养老和送终。养老是对父母生前的赡养，送终是对父母死后的埋葬。根据孝的本意，两方面都很重要，但实施的社会结果是出现了轻养厚葬的现象，这是由封建统治者自身的个人利益和社会统治需要而造成的。统治者生前享尽荣华富贵，希望进入冥国仍能继续享有人世的尊贵。因此他们为父母，为自己建造起一座座豪华的坟墓。统治者的厚葬之风影响带动了民间的丧葬之风，民间纷纷仿效，互相攀比。统治者大力推行“孝”文化，直接的社会政治逻辑结果必然是大力提倡厚葬，并最终以国家法典形式颁布实施。史料证明，最迟在西汉开始就颁布了较为完善的丧葬法规。同时我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发展阶段，人们局限在相对狭小固定的地域，以家庭为单位共同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促使家庭成员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仅具有天然的血亲联系，更成为生存的相互依靠对象。这种重孝、厚葬观念越来越浓厚，礼仪越来越繁缛。

（选自徐止平《中国古代的丧葬文化》，有删节）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祠堂祭祀以血脉为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祭祀先贤，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

古代的“宗族”，是有宗子、行宗法、由同一父系成员聚合而成的“血缘—政治”团体。北宋程颐在士大夫阶层里倡导宗族祭祀，到了南宋，朱熹制作《家礼》，提出“祠堂”这一名词，确定了祠堂祭祀的格局。一个家族祭拜先祖，由宗子主持，叫敬宗；祭祀共同的先祖以聚合族人，即收族。敬宗收族，使宗族不仅成为族人与族人相交流的人伦共同体，而且成为生者与死者相沟通的人神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宋明之后，甚至出现了不设宗子的“族”。这样一个同族同姓的村落，尽管没有“宗”，仍然可以称之为“宗族”。这个时期的宗族，就成了一种“血缘—社会”团体。

祠堂的功能之一就是祭祀宗族祖先或先贤。祠堂祭祀有多种，如季祭、节祭等。不管豪门或是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仪式庄严，礼节隆重。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行为，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祠堂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这是一种惩戒不良行为的方式。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这样，祠堂祭祀就成了一条精神联系的纽带。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家族成员从儿童期就受到孝悌之礼等的熏陶。祭祀活动对族中成员起到了效法榜样或约束行为的作用，从而巩固了宗族的血缘关系，并强化了家族的向心力。

祠堂的动文化（祭祀）体现着祠堂的功能，祠堂的静文化（建筑装饰）也渗透或暗示着祠堂的功能。装饰文化作为祠堂文化的载体，涵盖了浓厚的道德观念、地域民俗，无论是家居陈设还是建筑中的雕饰彩绘，连同牌楼照壁等建筑本身，都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洛阳新安县吕氏祠堂，照壁上刻画的动植物图案，象征着吕氏族人要勤勤恳恳才能福临；墀头上各式各样的“耕读”字样，引导着后人辛勤耕作以立身立命，刻苦读书以立德立行。

在儒家伦理中，家族观念尤为深刻。祠堂作为整个家族的聚集活动之所，承担的是弘扬祖先美德、传承“孝礼”文化、维系亲情意义等诸多功能。礼仪和道德结合在一起，进而延伸到更大的范围乃至整个社会，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祠堂祭礼，不仅是“情感—道德”性的，而且是“伦理—政治”性的。

祠堂作为礼制性建筑，并非是一种文化虚构。相反，在对亲生父母的爱与敬的仪式中，在对祖父、曾祖、太祖甚至整个宗族伦常尊亲的追溯活动里，以及在对天地诸神的祭拜仪式上，祠堂都关系着古人对于人伦关系、社会结构与政治组织的理解。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

石狮子

胡炎

①一千年前，那个黑脸膛的石匠，在灼烈的阳光下雕刻着面前的巨石。后来，这块巨石变成了一头威严的石狮子，那个石匠反剪着双手，满意地欣赏着自己的作品，打满水泡的嘴里咳出一团污血，倒在了石狮子的脚下。

②当然，历史没有记下那个石匠的姓名。一千年后，我站在石狮子的面前，遥想着石匠炉火纯青的雕刻技艺和那张黑脸膛上纷飞的汗珠，试图还原岁月深处的现场。盛夏七月，毒日头正在我的头顶疯狂燃烧，所以我想当然地为石匠设置了一个燥热的季节。

③这里埋葬着一个古代的将军。石狮子为他镇守着另一个世界。我在史志和碑文里早已领略了将军生前剽悍勇猛的风采。此时，他就躺在石狮子后面那个巨大的墓冢下，让人感到他似乎依然活着，只是改变了肉体的形式，因为他的威名和这一派令人肃穆仰视的庄严从来都不曾消失，无论在文字里还是在人们的传说中。

④消失的，只有那个平凡的石匠。

⑤我坐在石狮子前方的石阶旁，那里正好有一棵树，投下了有限的阴凉。我承认，我像石匠一样平凡，甚至可以说，我连石匠也不如，简直可以称得上平庸。我想我用不了一千年，也许几十年后我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得了无痕迹。没有人会为我雕刻一头石狮子，我当然更不可能躺在那个雄伟的墓冢下，身穿驰骋疆场的铠甲，受万世瞻仰。就此而言，我有理由羡慕那个名不见经传的石匠，因为屹立千年的石狮子告诉我，那一定是个杰出的石刻艺术家，尽管他在浩瀚的历史中同样微渺如蚁。

⑥日光也许穿越了千年，保持着同当年一样的温度。我看着石狮子，仿佛听到叮叮当当的凿石声。石屑在石匠粗糙的手下像岁月一样飞扬、沉落，终化于寂灭。石匠是一个沉默的人，我想，因为凿斧是他唯一的语言。他的眼睛很大，但却经常眯起来，从不同角度观察着石头的造型、布局与线条。他双手的虎口由于不间断的摩擦和冲击而迸开了一道道血口，但他感觉不到疼痛。那些血珠和他的汗水一起融入了面前的巨石，而让那块沉默的石头获得了灵性。石匠就这样凿着寂寥而漫长的时光，生命在幽微的刻痕里变得瘦削、单薄而憔悴。他想象着石狮子的样子，而完全忘掉了自己的样子。

⑦我不知道这是否有些悲哀，那个石匠，让一块在地壳里沉睡亿万年的石头有了生命，而他却把自己凿成了一块人形的石头。

⑧在接到这个重大任务前，他可能是一个享誉民间的匠人，雕刻过不计其数的石兽、石碑，甚至包括石碾这样的农具和石臼之类普通的家用器皿。在那个时候，他或许像寻常百姓一样一面雕刻一面抽着旱烟、拉着闲话，考虑着是否把这个吃苦受累的手艺传给子孙，或者干脆什么也不想，只用这个手艺换得衣食，在雇主的家里饮着自酿的烈酒，直到乾坤倒悬，酩酊大醉……

⑨但是某一天，他接到官府的指令，要为战死沙场的将军雕刻一头石狮子。

⑩石匠离开家的时候，回头久久地望着他的妻儿。他没说一句话，似乎预感到这将是一次永久的诀别。在这里，我猜测石匠当时的心情一定非常复杂，因为这个任务非同寻常，倘若失手必然性命难保。但我更愿意相信，石匠当时想的并不是这些，而是满怀着对将军的敬仰，他要为这个戎马一生、保家卫国的将军做点什么，那就是用一头骁勇无敌的石狮子镇守将军的仙府，让他的敌人和跃跃欲试的盗墓贼望而生畏。他要为这头石狮子献出毕生所学，用他的血和生命滋养艺术和精神，为石狮子安放一个充满血性的灵魂。

一千年后，石狮子高踞于我的面前，佐证着我的猜测。不仅如此，它随时准备冲跃的姿态还告诉我，石匠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他也许把自己变成了一头石狮子，他平凡的生命和非凡的灵魂最终和一方巨石融为一体。

我站起来，走到石狮子跟前，抚摩着它滚烫的身躯。它的温度应该超过了40度，那是灵魂的体温，比日光更加炽烈。它看着我，穿过千年的风雨说：

 “如果没有他，我只是一块石头。”   

我点点头：“我懂。”

石狮子微笑了，它微笑的样子竟然如此亲切，就像一个脸膛黝黑的石匠，在阳光中绽开的密密麻麻的皱纹。一千年前他忘记了微笑，而在一千年后，他微笑着递给我一只凿斧和一把雕刀。我犹豫了一下，接过来。在我远离石狮子的时候，一方伟岸的巨岩从我生命的地壳里站起，对我说：“来吧，我一直在等你。”

   （原载《大观·东京文学》）

材料一：制作科幻电影不仅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还需要科学素养的支撑。反映的是电影工业乃至国家的综合实力。中国科技的迅速发展，为科幻文学和科幻电影发展提供了沃土。《纽约时报》发现了《流浪地球》与嫦娥与四号着陆在时间上的“巧合”，联想到中国在太空实现里程碑式跨越的时代背景，指出“中国在太空探索领域和科幻片领域都是后来者，但现在这种局面就要改变了”。

与令人叹为观止的情节和特效同样吸引外国观众的，还有《流浪地球》中体现的中国亲情观念、英雄情怀、奉献精神、故土情结和国际合作理念。很多国外影评人都注意到这部电影的“与众不同”——尤其是“不再是超级英雄拯救世界，而是人类共同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样的理念，是对好莱坞科幻电影叙事套路的突破。将中国独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融入对人类未来的畅想与探讨，拓展了人类憧憬美好未来的视野。

（摘编自《＜流浪地球＞折射源自现实的未来感》，2019年02月14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在电影《流浪地球》中，我们还能看到许多不同于美式科幻片的元素。在春节的北京地下城，街头张贴着“福”字，孩子们穿着蓝白相间的校服，课堂上朗读朱自清的《春》，而冰封的大地上，济宁、上海、杭州的路标宛然。甚至是对“流浪”与“回家”这- -组关系的理解，都充满了中国式的对家的向往、对故土的眷恋。这或许也是很多人对这样一部电影开启的世界更为期待的原因---我们期待能看到更多中国价值、东方理念，在人类想象力的疆域里延伸，在更为极端与特殊的情况下处理人类面临的永恒拷问。

对于观众而言，对电影的评价，或许可以少一些意气之争、多一些理性之言。既看到长处也看到短板，既不是捧杀也不是棒杀，才能激励文化产品质量的进一步提升。换个角度看，指出电影甚至原著的不足和漏洞，也不是用来贬低作品的，而是让我们的想象力跟着小说、跟着电影一起激荡，一起去迎接中国科幻电影真正的春天。

（摘编自《＜流浪地球＞争论意味着更高的期待》，2019年02月11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流浪地球》是用世界听得懂的电影语言电影语言讲述的中国科幻故事。电影的构思、讲述手法和拍摄技术等借鉴了好莱坞等西方经验，但又没有照搬照抄，而是消化吸收再创新。它胜就胜在，将中国的“道”与西方的“术”有机融合。中国文化、中国视角和中国价值观赋予了《流浪地球》不同于好莱坞大片的精神和灵魂。尽管电影仍有不少瑕疵，有很大改进空间，但充分证明了中国电影正步上与世界一流水平作品相比肩之路。

《流浪地球》也在启迪西方，怎样建设一个更好的新世界。好莱坞的科幻片剧情几乎都是逃离地球，孤胆英雄以一己之力拯救地球，而《流浪地球》展示的是用集体协作的办法带领几十亿同胞一起拯救地球。西方个人主义与中国集体主义、家国天下情怀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对比恰恰反映了当代西方的困境。

（摘编自《借鉴好莱坞　又没有照搬照抄》，2019年02月2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四：《流浪地球》原著作者刘慈欣说：“它很好地建立了一个各方面对中国科幻、高成本科幻电影的信任。”

长期以来，科幻片被认为是中国电影的短板，有过的一些尝试，不是制作太粗糙就是故事太拙劣。《流浪地球》却用比较成熟的制作手段讲述了一个好故事，这个故事有着恢弘的想象力，却又具备了中国文化的内核，既能唤起中国人情感上的共鸣，也能让老外觉得好看。所以，它能赢得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并不偶然。《流浪地球》的成功也证明，中国并不是拍不出科幻大片，关键在于怎么找对方向、精益求精把它拍好；也不是讲不了故事，而在于怎么去精心打磨，讲好一个故事。

（摘编自《＜流浪地球＞，＜焦点访谈＞告诉你它赢在哪》，2019年02月26日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