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有所专而又多能，精于一而又博学

梁思成先生是我国建筑学界一代宗师。1961年，他撰文教导清华学生“求学问需要精，但是为了能精益求精，专的更好就需要博。”“既有所专而又多能，能精于一而又博学；这是我们每个人在求学上应有的修养。”

1901年4月于日本出生时，其父梁启超流亡日本。梁启超给他取名“思成”，希望他多思而事业有成。

中华民国成立后，梁启超一家回国，先住天津，后搬至北京。1915年，梁思成考入清华学校，求学期间，梁思成才华出众，爱好广泛，对音乐、美术、体育都有浓厚兴趣，还是学生运动领袖之一。“五四”运动中，他是清华“爱国十人团”和“义勇军”等社团的中坚分子。一次，梁思成和同学进城宣传被拘，他与其他人一起坚持斗争，迫使军阀政府派一名参议员当众道歉，在军乐队护送下凯旋回校。由于他具有冷静而敏锐的政治头脑，被同学誉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

1923年梁思成于清华毕业，1924年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建筑，开始了作为建筑家的光辉生涯。梁思成出生后在学校和家庭里都受到深切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外求学时，他看到外国博物馆收藏着不少被帝国主义掠夺去的我国文物珍宝，看到许多西方国家对古代建筑文物都有妥善保护并有专门机构进行长期而系统的研究，而仅有的几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著作都是外国人写的，深感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从那时起，他就下决心要写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

在上世纪30年代的动荡岁月里，梁思成与林徽因以及他们的同仁，以简陋的交通工具，奔波于穷乡僻壤与山峦沟壑中，从事艰辛的古建筑踏勘与测绘调查，对中国古建筑研究做开拓性的工作。他坚持调查研究，从总结匠人抄本经验起步，用现代的建筑表现方法，记录整理古代建筑遗产，成为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克服种种困难，历经数年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著作，迄今此书仍以其选例精当、引文浩博、文字精炼而独树一帜。同时他还用英文撰写了《图像中国建筑史》等。李约瑟曾称赞梁思成是中国建筑历史学家的翘楚。

梁思成是我国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先后创办了东北大学建筑系和清华大学建筑系。梁思成培养、发掘和团结了一大批人才，他经常说“君子爱人以德”，并以满腔热情无微不至地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受到普遍爱戴。

梁思成认为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综合体，他对文化的理解并非狭义的限于某些学科，而是涉及到更广更深的领域。他主张建筑师必须有广泛深厚的文化修养，建筑师的认识领域要广，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但是，最本质的是建筑师应当是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他强调教育要“理工与人文结合”，认为西方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人文教育缺乏，形成“半个人的世界”，只懂得工程而缺少人文修养的人只能算半个人，他反对“半个人的世界”。在建筑系课程设置上，他有意识地加强专业课程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认为学术修养要博精结合，“‘专’不等于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牛角尖’里”。“既有所专而又多能，能精于一而又博学；这是我们每个人在求学上应有的修养。”“为了很好地深入理解某一门学科，就有必要对和它有关的学科具有一定的知识，否则想对本学科真正地深入是不可能的。”

梁思成先生将自己一生的心血投入教育事业，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结出了丰硕成果，清华建筑系人才辈出就是对先生最好的汇报。

（选自《梁思成：有所专而又多能，精于一而又博学》）

与西方感性、理性两分的格局不同，在儒家学说系统中与道德层面相关的要素共有三个，即欲性、仁性、智性。欲性负责人的物质部分的生存；仁性指孔子的仁，孟子的良心，也就是传统中所说的道德本体；智性原本指孔子学诗学礼学乐的思想，泛指人与道德相关的一种认知性向。在这三个要素中，与成就道德直接相关的是仁性和智性。从一定意义上说，道德学说即是如何处理仁性与智性相互关系的一种学说。

在仁性与智性的关系中，首先要关注的是仁性。创立仁的学说是孔子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孔子关于仁的论述非常多，但这些论述只是随宜指点，并没有说明仁究竟是什么，也没有讲清仁究竟来自何处。这两个问题是由后来的孟子解决的。孟子以其大智慧，创立了性善论。性善论表面看只是讲人性之善恶问题，其实是要解决仁是什么以及仁来自何处的问题。为此，孟子提出了一个核心的概念，这就是“良心”。“良心”一词尽管在《孟子》全书中仅出现这一次，但意义重大。良心即是道德的根据，又是性善的根本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孟子的良心，性质并无二致。我将其统称为仁性。

在仁性与智性的关系中，同样不能忽视智性。仁性和智性的关系之所以要紧，一个重要原因是智性对仁性既可以有好的作用，也可以有坏的影响。从好的方面说，如果智性发达了，不仅可以认识道德的法则，而且可以“以其然求其所以然”，“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对仁性进行反思，使之达到自觉的程度。康德在建构其道德学说时，希望将普通的道德理性上升为哲学层面，提高到形而上学的调试，所蕴含的意义正在于此。但必须清楚地看到，智性对于仁性也可能发生坏的影响。智性与仁性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智性必须在仁性的基础上进行，虽然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超越仁性的范围，达到更高的程度，但仁性这个基础一刻也不能脱离。如果没有仁性这个基础，智性就没有了凭借，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很可能会对仁性造成根本性的损害。

《云南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