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作为人文始祖的意义

炎黄文化是根祖文化。一方面，从文明起源上讲，炎黄是人文始祖，炎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龙头文化；另一方面，从中华民族起源上讲，今日以汉族为主体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乃是历史上以炎黄族为核心，经华夏族和汉族不同阶段的民族融合而形成的，炎黄族是早期华夏民族之核心，是中华民族之根。这也是炎黄作为“人文始祖”在中华民族形成进程意义上的解释。因此，炎黄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纽带和精神维系。

20世纪2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古史传说曾有“信古”“疑古”“释古”三种态度和做法。具体说到炎帝、黄帝，信古者当然是把他们作为真实人物来对待；而疑古者则把他们作为神来对待。殊不知，远古时代的人名、族名、图腾名、宗神名是可以同一的。以黄帝为例，黄帝号称轩辕氏，又号称有熊氏。据研究，轩辕氏可以追溯到商代和周代青铜器铭文中的“天鼋”（“天”字下面画有“鼋”即青蛙）族徽铭文，甚至更早；有熊氏可以追溯到商代和周代青铜器铭文中“天兽”（“天”字下面画有“兽”）族徽铭文。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作为古史传说人名的轩辕氏、有熊氏是与天鼋（即青蛙）和熊、羆、貔、貅、豹、虎等图腾一致的。此外，在商周青铜器铭文中，还有以“天”为族徽铭文，其渊源也是来自以“天”为图腾。而在先秦文献中，“黄”与“皇”可通用。如《释文》：“皇帝，本又作黄帝。”《尚书·吕刑》：“蚩尤惟始作乱……皇帝清问下民……”此皇帝即上帝，从黄帝与皇帝通假以及皇帝亦即上帝来看，黄帝一名含有皇天上帝即含有天的意思，这样，黄帝也就成了天帝天神。然而，在《国语·晋语》中又说：“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里的黄帝、炎帝当然是人名。

由于人名、族名、图腾名、宗神名可以同一的缘故，所以黄帝、炎帝等名号是一个沿袭性的名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个人只能生存几十年或百余年，但是作为族团却可以存在几百年或几千年，它的名号是沿袭性的。

炎帝、黄帝等名号既是人名、族名、图腾名、宗神名的同一，也是民族融合的结果。黄帝号称轩辕氏，又号称有熊氏，已经说明他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氏族。《国语·晋语》说：“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我们知道，上古每一姓就是一个血缘姓族，黄帝族有十二姓，则说明黄帝族至少是由十二个姓族融合而成的一个庞大的部族集团，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尊崇“天”，天为其宗神乃至成为至上神，所以我认为以黄帝为宗神即以天为宗神的部族集团的出现是民族融合的结果。

炎帝的情形也是这样。炎帝为姜姓，又号称“烈山氏”“历山氏”“连山氏”“魁隗氏”等。炎帝族崇拜火，崇拜羊，崇拜蛇龙，也崇拜山岳。如《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说：“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再如炎帝族后裔共工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山海经·大荒北经》也说：“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反映出炎帝后裔共工氏崇拜龙、以蛇龙（即无爪之龙）为图腾的情形。《左传》中还有姜姓炎帝族（姜炎）崇拜山岳、以山岳为图腾的记载，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曰：“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所有这些都说明炎帝族的崇拜和图腾也是多元的。而从炎帝族的分布上看，既有活动在北方的炎帝族，也有活动在南方的炎帝族。所以，我主张炎帝族也是民族融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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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今天无论是对炎帝和黄帝的祭拜，抑或是对于历代有关炎黄文化文献的梳理，还是对炎黄文化的义理与价值的阐释，以及面向海内外的传播，都应该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人文始祖”的立场上，站在炎黄文化是中华文明史的龙头文化的立场上。

（摘编自王震中《炎黄作为人文始祖的意义》）

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语言是有声的思维，文字是有形的思维。二者都是思维的外化。像语言一样，文字也是思维能力的反映，蕴含着思维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古文字是对思维进行考古的工具。

古人类主要运用形象进行思维。这种特点反映在古诗歌中，人们喜欢用比兴来说明某种道理；反映在原始神话中，人们通过具体的故事来说明某个道理，抽象的道理是没用的。形象思维曾是人类最得心应手的思维方式。抽象思维是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从文字的创造特点看，绘画文字是最早的文字。这种文字的主要特点是象形。不仅中国的古文字用形象来表示，古巴比伦人、古雅玛人、古埃及人等无一不是从象形开始来创造古文字的。

创造文字的时代，人们抽象思维的能力还比较薄弱。人们进行抽象思维，还很难脱离具体形象来进行，往往要依赖于对形象的类比、比较、联想来进行。表现在文字的创造上，形与义密切结合在一起，人们是从形象来了解符号的意义的。文字的产生一方面是以人类抽象思维的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为基础的。但另一方面，象形文字又标志着人类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发达，这种低下的抽象思维能力不可能创造太抽象的符号。

抽象思维能力的低下还主要表现在古文字上的词类上，表现为形容词的极端贫乏。从甲古文看，形容词数量相当少，只有白、厚、明、光、赤、美、丽等为数不多的形容词。事物的性质包含在事物之中，与事物不可分离，只能通过人的思维才能把事物的性质从事物本身分开。在近代一些少数民族那里，要说热，只能说“像火一样”。

早期文字中的“鱼”字是各种各样的鱼类象形，后来逐渐概括出一种共同的鱼的特征的象形文字，作为各种各样鱼的代表。早期文字中，几乎每个文字都经历了一定的概括过程。没有概括过程，就不可能产生一般意义上的文字。这种概括能力使人们能概括出事物的共同性质，撇开了同类事物之间的差别性、个性和偶然性，产生了最初的种、类概念。

在概括能力发展的同时，形象思维本身也在不断发展着。形象思维从自身中演化出了抽象思维。抽象思维的发展又推动着形象思维的发展。古人类从事物中抽象出事物的性质，从而创造了形容词，又创造了代表新的形象的词。例如，从羊的肥大的形象创造了“美”字，进一步又创造了“美服”“美女”等新的名词。形容词产生后，也使原有的一些代表具体形象的词成为更形象生动的新词。例如“月”字、“镜”字，在抽象出了“明”字后变成了“明月”“明镜”，使形象更逼真。古人类从众多的个别的事物中概括出代表一般意义的词后，又以此为指导去认识新的个别事物，创造新的字。

从古文字的演变进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中辩证地发展，使人类的思维能力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从而使人类能够更广更深地认识世界。

（摘编自朱长超《从古文字看原始思维及其发展》，有删改）

西西弗斯，我需要你的勇气注

①1940年的夏天对于法国来说是一场灾难，然而这场灾难来得太快，以至于像是在梦里。战争，警报，倒映着无数璀璨灯光的塞纳河，令人难以相信也不愿相信的法国军队溃败的消息……《法兰西组曲》的第一部《六月风暴》就是这样开场的。

②出生于如今的乌克兰的犹太法语女作家内米洛夫斯基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为我们呈现了这一幅关于法国二战的历史画卷：弃城而逃、无谓而无聊的抵抗、占领。这幅画卷里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法国民众：从事金融业的大资产阶级、从事艺术创作或是艺术收藏的中等资产阶级、身为普通雇员的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原先已经确立的秩序不复存在，在被突然到来的历史事件剥夺了差别的时候，他们仿佛被剥去了所有用来遮蔽或美或丑的人性的衣衫。他们逃跑、抵抗、捍卫、思考；他们怀有这样或那样形式的仇恨与爱情；他们掩藏、压抑这样或那样形式的仇恨与爱情，直至爆发。

③然而，几乎和所有伟大的小说一样，《法兰西组曲》的情节无法概述。世界大战、爆炸、血泪、逃亡始终只是作为小说的背景而存在。小说只是由一群人物，由一群人物的眼睛组成。因为作者坚信“最好的历史场景是通过人物的眼睛所看见的历史场景”。因此，我们在作者的笔下看到了一个又一个鲜明的人物：大资产阶级佩里冈，大作家科尔班，收藏家朗日莱，农民伯努瓦……这群人物支撑起了经由作者精心安排、彼此相连的场景和写实细节。在大逃亡的画卷上，在被占领之后的日常生活中，作者让每一个人物充分展示了他的存在，让我们重新体会到巴尔扎克时代的小说魅力和托尔斯泰的小说技巧。

④而与小说所显现的那个特殊时代相对应的是，小说本身的出版故事也像一个传奇。这是一部被埋藏了62年的手稿。作为犹太人的内米洛夫斯基在战争初期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已是成名作家的她没有能够得到法国的国籍，也没有能够受到已经沦陷的法国的有力保护。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她开始计划写一部一千多页的五部曲。不是为了描述自己所亲身经历的悲剧，而是——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要在这部小说里“尽一切可能描述使人们在十年乃至百年后都会关注的事件和论战”。就在被法国宪兵带走之前，在为两个女儿安排好她们未来的生活保障的同时，她已经完成了五部曲中的两部，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六月风暴》和《柔板》。手稿被装在一只箱子里，在她离去之后，一直跟着她的大女儿德尼丝四处逃亡，直至德国战败投降。此后的60年，女儿始终没有能够有勇气打开它、出版它：因为对于个人来说，它连接的是太痛苦的回忆。直至2004年，出于某种历史的机缘，小说才得以出版，并且获得了该年的雷诺多大奖。这也是这个知名的文学奖项首次颁发给已经辞世的作者，于是再度掀起轩然大波。

⑤ 在读了小说之后，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小说本身所呈现出来的魅力并不在于其身后的这个传奇。传奇所做到的只是让读者等了60年。让读者感到惊喜并且有些难以相信的是，身处悲剧之中的这位年轻女作家能够跳出具体的悲剧之外，始终用冷静而不乏残酷的小说家的眼睛注视着她的人物，注视历史，注视人类，注视似乎在左右所有人的命运黑手。

⑥在历史事件猝不及防地到来之际，民众的反应、态度以及被裹入这历史事件的程度又反过来组成了历史事件本身，凸显出它“所具有的戏剧性的一面”。在成名之前，就因为“才气逼人、残忍、大胆，并且笔法老到”而震惊过著名出版人贝尔纳·格拉塞的内米洛夫斯基深谙其中的道理。她在自己的写作笔记上为自己明确规定了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所必需承担的责任：她所要完成的，是一幅让包括她在内的千千万万无知而不幸的人身陷其中的巨幅历史画卷。在命运未决的时刻，描绘这样的画卷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因此，借用《六月风暴》中的科尔特之口，她写道：

“为了举起如此沉重的负荷，

西西弗斯，我需要你的勇气。”

⑦是的，作为个体，我们无力抗争神话模式中早已规定的人类命运荒诞，但是，我们有勇气，也有责任——作为一个小说家——追问它的荒诞性所在。这才是这部小说能够在时隔六十多年闪耀出夺目光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