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今年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和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AI伦理研究计划，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蔡映洁《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

杨绛的美丽人生

黄薇

2012年的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101岁生日。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逝世，享年105岁。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杨绛与朋友一起北上，当时大家都考上了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但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随后，钱钟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地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杨绛的同乡费孝通暗恋着杨绛，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去拜访杨绛，送他下楼时，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有段名言：“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安排杨绛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总是笑嘻嘻的。其实十年“文革”，钱杨夫妇备受折磨：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而在此期间，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编》，杨绛也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唐吉诃德》。

八年后从干校回来，杨绛动笔写了《干校六记》，名字仿拟自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这本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胡乔木很喜欢，曾对它下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1958年，47岁的杨绛，利用大会小会间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从原文翻译《唐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唐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

写于1980年的《洗澡》，是杨绛迄今为止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洗澡”是建国初“三反”运动中的专有名词，指的是知识分子需要对自己思想“肮脏”面彻底“清洗”。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1994年，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媛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钱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时隔4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

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也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03年出版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也于2011年面世！

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九十岁寿辰时，她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原载《文史参考》，有删改）

李叔同早年的艺术追求

1904年，24岁的李叔同参加了沪学会，沪学会里有“乐歌课”，教授西方现代乐理及西洋作曲法。李叔同天资聪颖，很短时间内便学会了作曲。他以民间的《老八板》为乐调，创作了一首乐歌《祖国歌》：“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呜呼，大国民！呜呼，唯我大国民！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祖国歌》词曲豪迈，极富感染力，经沪学会首唱，很快唱红全国。李叔同首次展现他的音乐才能，便一举成为闻名全国的乐歌作者。

1906年9月，李叔同考入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油画，期间，他还在东京音乐学校兼修音乐理论与钢琴课。他在自己创办的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的序言中写道：“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情神之粹美。”《音乐小杂志》的扉页，是李叔同的木炭画《贝多芬像》，这是中国人绘制的第一幅贝多芬像。

李叔同居日五年，成就斐然，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与同学曾延年一起创立中国最早的话剧社——春柳社，演出《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开中国话剧之先河。早在天津少年时代，李叔同对演戏就怀有浓厚的兴趣，读书之余，常去戏园学戏。在南洋公学读书时，他便粉墨登场，演出过京剧《黄天霸》《白水滩》等。与写作《祖国歌》几乎同时，沪学会演出新戏《文野婚姻》，剧本即出自李叔同的笔端，创作该剧时他还赋诗明志：“誓度众生成佛果，为现歌台说法身。孟旃不作吾道绝，中原滚地皆胡尘。”先他四年到日留学的鲁迅因受日俄战争幻灯画片的刺激，觉悟到医治精神上的麻木比医治身体上的病弱更为重要，于是决定弃医从文。这与李叔同欲以演戏唤醒民众、文艺救国的理想有异曲同工之处。传说春柳社演出话剧《黑奴吁天录》时，鲁迅就曾在台下观看。李叔同曾将自己在日本读过的一本《莎士比亚剧作选》送给丰子恺，上面密密麻麻布满笔记，可见其曾用功研读，对话剧早有准备。春柳社公演《茶花女》时，李叔同饰演茶花女玛格丽特。后来成为著名戏剧家的欧阳予倩，当时还是台下的一名学生观众。他回忆道：“这一回的演出，可说是中国人演话剧最初的一次。我当时所受的刺激最深……我就入了春柳社。”

回国后，李叔同担任上海《太平洋报》的编辑，负责画报副刊。李叔同开设了“西洋画法”专栏，以连载的形式介绍石膏写生、木炭、油画等技法。著名画家吕凤子先生推李叔同为中国传统绘画改良运动第一人，称“李先生应是民国以来第一位正式把西洋绘画思想引介于我国，进而启发了我国传统绘画需改良的思潮，而后的刘海粟、徐悲鸿等在实质上都接受了李先生的影响，进而成为中国传统绘画改良运动的推行者”。对于此论，刘、徐二人都是认可的。

任教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期间，李叔同教学成就斐然，著名画家丰子恺、著名音乐家刘质平等都是李叔同这个时期的弟子。李叔同在浙一师六年，继续开文艺风气之先：最早撰写欧洲文学史。他在浙一师创办《白阳》杂志，以此为阵地广泛介绍西洋文学艺术，其中的《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一文是中国人撰写的最早的一部欧洲文学史；最早倡导木刻艺术，李叔同和夏丏尊发起成立漫画会和乐石社，指导学生研习木刻和金石技法，并印制中国最早的现代木刻版画集——《木刻画集》，李叔同因此被称为中国木刻艺术的先驱；创作中国第一首分声部合唱歌曲——《春游》。“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首曲调源于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由李叔同填词的《送别》，多次成为电影的主题歌或插曲，流传甚广。

(选自瓦当《慈悲旅人：李叔同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李叔同(1880－1942)，中国戏剧家、艺术教育家、文学家、书画家。浙江平湖人，生于天津。出身于清进士、盐商家庭。擅长书画篆刻，工诗词。作有歌曲《春游》《早秋》等，并采用外国歌曲配制新词作为学堂乐歌教材，如《送别》《西湖》等。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后专研戒律。

(选自《辞海》第六版，有删改)

②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至此已可作一结束。

(选自出家后李叔同写给侄子李圣章的信，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