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相符。

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宜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它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他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统伦理观念。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就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宣寄的工具，并把它纳入儒士必备的艺技。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对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选自林建超《围棋与国家》，有删改）

微 火

周蓬桦

我在野地里闲逛，手里夹着一支香烟，它可以和内心暗藏的微火呼应，还可以让你在夜幕下或者大风中游走，穿过一条危机四伏的道路。

一个人内心的火焰，生来就有。我曾经的一位邻居，有一年他得上一种怪病，躺在床上再也没有起来。他用仰躺的方式延续生命倒也罢了，令我感到残忍的是，几乎每天，他的身上必需要扎满银针才能缓解疼痛。我隔一段时间就去看望他，出门后都要难过好久，因为我看到一个全身被扎满针的人如何向来客展示微笑。他太太告诉我，如果哪天碰巧天气不好，大夫没有及时赶来，老人就会陷入恐慌状态，即便他的病当时并没有发作。他让家人一次次打去电话，“大夫到哪儿了？快催催，我觉得快不行了。”一场大雨过后，大夫终于赶来，他迫不急待朝身上指指：“快，给我的全身都扎上针。”

我听了这样的讲述，又对死亡的疑虑增加了几分。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每个人必须付出死的代价才能验证。可气的是，对于它的验证结果，哪怕是个美妙仙境，也无法将信息完整地传递给活着的人们。换一个角度说，假如死亡世界果真是个美妙的仙境，这个事实得到科学的鉴定，人类会不会忽然就变得轻松呢？会不会丢下眼前痛苦琐碎的生活，纷纷往死亡的仙境里逃跑呢？

我记得在夜晚穿行的那一刻，总是在头上闪烁的星光突然消失。四周晚冬的荒野，扭曲的枯树，几丛苇草，早已干涸的水洼，斜坡上的幽暗洞穴，给人造成一种很可怕的错觉，觉得自己置身于上帝的某种设计中了。此刻，风声、夜鸟的叫声、远处的村庄，都达到了对生命考验的联盟和默契。人的恐惧正是源于这种未知，心想如果今夜神开恩让我走出荒野，就是最大的恩赐。而当我走出困境、抵达温暖的屋舍之后，与友人饮酒、聊天，畅谈历险，却又很快忘记了神的存在。神之所以为神，就是不轻易计较人类的失礼，而人做不到这样。

田野上有一幢草楼，那是被农人废弃的护青人的居所。想起它，我的脑子里就立即浮现出一个满头长癞疤的人，手里提着一杆火枪围着大片的农作物转悠。这个人是我母亲的叔伯兄弟，我叫他癞疤四舅。他的生活没有讲究，饿了从土里拔下一只萝卜，渴了削下一根秫秸，从中汲取甘汁。他的身上没有一点赘肉，因为他身上有了多余的东西，就把它归还给野地。他的整个人生，与粮食、牲口、日月、河湾、土炕等事物有关，而远离研究、礼仪、述职、嫉妒、级别等一切所谓文明社会的零部件。

日益重复的生活已经消磨了我们的激情，我们需要不间断地到野地里摄取，才能获得天然的元素。有时候我真的羡慕癞疤四舅，他怀抱一杆土枪做梦，秋收后离开田野，熬过冬天直至过完一生。后来在一年秋收过后，他果真死去了，过了一个多月才被人发现。于是人们感叹：“癞疤可真可怜啊!” 但我分明看到他倚着土墙的样子，死亡在他的脸上，流淌得十分安详。

在癞疤四舅死后不久，我姥姥镇上的大人物—— 一个姓胡的镇长死了，镇上顿时热闹起来，全镇停工三天。接下来是隆重的追悼会，吹吹打打，送葬的男男女女都哭肿了眼睛，可结果还是得把镇长埋到荒野里。胡镇长死后不到一年，他年轻的老婆就改嫁了。而此前，人们就早已不再提起胡镇长。

今天，在沉沉夜幕下，我重温着人世间发生的这些事情，感到人的一生像一支燃烧的香烟，吸一口才能亮一下。

（选自《天涯》，有删改）

材料一（光明网）：

中国拥有3000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

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尖。

材料二（央视新闻客户端）：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同样任重道远。

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一次去日本制笔企业参观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在一个日本制笔企业，我看到在笔头的生产线上，一个女工，大概45岁左右，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推到边上检验台做记录，这么厚的本子，我一看这个本子，她大半本记掉了，这样一本东西要从开始记到现在，没有五年十年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说明他们的员工工作的那种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的员工流动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你就很难培养出哪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骛、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材料三（新浪网）：

地理环境、区域差异、族群分布、文化区隔等对于文学活动有不同影响。这些影响，最终将反映到作家个性、作品风格、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族群特征、区域传承等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上来。刘想在《文心雕龙》中谈到北方《诗经》和南国《楚辞》的不同文风，认为前者“辞约而旨丰”，后者“瑰诡而惠巧”。法国丹纳的《艺术哲学》明确将地理环境、种族与时代并列为文学生成“三要素”。

关于文化地理差异带给文学创作的功能性影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做过阐述。他说：“自然环境决定着一个民族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审美习惯，这种习惯一旦养成，就像人的皮肤一样，长久地保持下来并渗透到人们精神的各个领域。”事实正是如此，地理环境以及据此而来的综合性人文氛围，不仅影响到区域习俗、文化传统、作家性格等，而且还会作用于文学文本的传播路径和接受方式，而这一切都将以文学作品的题材、主题、语言、文体、风格诸层面的综合指数为核心。四川乐山依山抱水的开阔环境造就了郭沫若豪放不羁的性格特征，风凰封闭唯美的自然环境塑造了沈从文敏感柔弱的个性心理。

地理区隔所造成的重要文化延异表征之一，便是语际交往中的非对称性。语际交往实际上指的是不同语种之间的跨文化交往，其中自然包含了不同区域不同语种间的文学对话。语际交往过程中的非对称原理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语际交往中暂时处于强势地位的语种对相对弱势语种的强迫性渗透，二是不同语种之间相互翻译或转译的非饱和性和不完满性。文学语际交往中存在着的“语言霸权”问题。比如西方的主流语种——英语对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种的霸权。我们有理由预期，英语霸权地位还将持续下去，据此进行的关于文学本质的种种讨论也会受到英语表达惯性的牵制。

造成语际之间文化交往不对称的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是经济原因。一般而言，经济实力强大或较强的国家、民族或地区的主流语种文学在文化交往中常常处于主导地位。这种“财大气粗”的交往原则的文化效应古今皆然。其次是政治原因。说到底，政治影响力仍以经济增长力为基础。经济发展了，政治强大了，说话的分量自然就加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语言的广谱性常常成为政治地位的象征符号。其三是文化原因。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准确地说，所有语种的语言都是文化的产物。

跨语际交往通常隐含着跨文化对话机制的“异地原理”。犹如巴赫金所言：“在文化方面，异地是理解最有力的手段。只有通过另一种文化的视点，一种外国文化才能完整地、深刻地表现出来。”他同时认为，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被绝对翻译，文学语言尤其如此。法国的舍普等人则认为，文学语言的翻译未必要追求绝对性，不饱和翻译或许正是语言艺术交往互动的诗意所在。他明确指出，“文化有一种珍贵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这种可译又不可全译的文化征侯，在语言论转向之后或许会变得更加突出，并可能由此加剧全球化时代文学语际交往的挑战性。

（摘编自龚举善《文学本质多向生成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