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思想在界定人之为人时，通常将人视为具有心灵、能够思维的主体；人的存在的特征，突出体现为既与身体无关、又与环境无关的主体性。这种哲学观念体现在美学上，就是以康德为代表的主体性美学：主体运用其心灵的先验能力构建表象，当心灵中的表象与主体的感受及其情感发生关联的时候，主体就根据其感受的愉悦与否作出审美判断，将能引发愉悦的表象判断为美的，反之则判断为丑的。按照这种美学思路，主体被极度高扬了，客体则被极度贬低了。简言之，现代主体性美学通过高扬主体性及其创造力，将人类这个物种从自然世界中无以复加地突出出来，甚至割断了人与自然界的血肉联系。

针对上述理论弊端，生态美学首先根据生态学原理，将人类的存在理解为“生态存在”，也就是身在生态系统之中的存在：生态系统在其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孕育了包括人类在内的众多物种，是人类存在的母体。人类是生态系统生生之功能、生生之德性的具体体现之一。人类之所以被称为“天地之心”“万物之灵”，是因为人能够凭借自己的天赋良知及其反思能力，将自身对于生态系统的责任理解为“参赞天地之化育”，将自身使命理解为帮助生态系统达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理想共生状态。按照生态美学的思路，自然不是人类可以无度利用的资源，而是人类得以产生且赖以生存的本源。生态美学从生态存在论出发，其核心命题是，自然事物以人类的审美知觉为通道，如其本然地显现其自身。

正是从生态系统的生生特性出发，生态美学展开了对于审美价值的生态重估，探讨审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辩证关系。在生态美学之前的美学理论中，“美”与“审美”都是极其光辉灿烂的字词，审美价值毋庸置疑地居于价值序列之首。但是，从生态审美的高度来看，生态美学的理论思考多了一个重要参照，即生态健康，也就是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平衡。生态学研究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生态美学则研究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审美互动，清醒而自觉地考察人类审美活动对于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严肃地反思和批判审美活动对于环境的破坏。生态美学看到，人们很少考虑审美偏好的生态后果，因而造成了对于环境的极大破坏。比如，人们通常喜欢整整齐齐的草坪，通常用“杂草丛生”来贬低一个地方的审美价值；然而，草坪的维护需要消耗大量的水和化肥，对于淡水资源奇缺的地区来说，草坪审美偏好却成了生态破坏的重要诱因。简言之，生态美学在认真反思形成人类审美偏好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的基础上，以生态健康为价值标准，将事物的生态价值放在审美价值之前，通过探讨审美偏好与生态灾难之间的关系，反思和批判人类审美偏好的生态后果，努力倡导一种有利于生态健康的生态审美观，从而使美学在拯救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摘编自程相占《生态美学：迈向生态文明的美学转型》）

都江堰的茶马余音

李咏

在著名的都江堰，藏着一条特别的老街。

偶然发现这条老街，是在玉垒公园附近。熙熙攘攘的人潮中，忽然看见路边有一个古旧的拱形青砖门洞，里面人迹寥寥，只有“几”字形的青砖盘旋而上，竟像一段斑驳的城墙。

城墙之上，搁着一片晴碧的天空，白云丝缕，伸手欲摘，我转了几个弯跃到顶上，眼前“唰”地一下豁然开朗，只见一长段开阔疏朗的老城墙逶迤而去，没入青城山间。

眼前的城墙俨然有序，青砖之中细细晃动着油碧如丝的浅草，城墙边沿直接两旁绵延的屋顶；瓦片上青苔湿厚，甚至能用手指摁下深深的指印。这种凝结着岁月风华的隐世气度，“藏”的韵味大于“显”的气魄，让人隐隐觉得眼前的景致大有来历。

回到成都后，我专门去几座图书馆查询一些资料，又请教几位在民俗研究方面大有造诣的专家，方才明白我在都江堰无意中发现的，居然是一段源于唐宋、起于明代的古墙遗址。而墙边的小街原名“西正街”，历史比这城墙还长。据说是当年李冰治水时百姓踊跃相助而开挖的运输山道，之后成为“南方丝绸之路”入藏的起点，是典型的“茶马古道”，也被誉为古来茶马“第一街”。

踩上石板路面的老街，街边的民宅多为一至二层的木结构，是一种有着上百年历史的“穿逗房”。沿街拾级而上，尽头就是玉垒山。玉垒之外皆藏羌，作为地势扼咽之处，这里历来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直到迎来旷世奇才诸葛亮。面朝玉垒之外莽莽群山，背靠蜀军百万雄师，眼前本是必赢之争，这位一代谋略大家偏偏轻挥羽扇，用他无双的智慧选择了出人意表的“和”！于是一笑泯恩仇中，关名“镇僚”改为含义深远的“僚泽”。自此，关外少数民族和汉族民众开始自由通商，西正街作为日渐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商旅驿站，为“茶马古道”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唐宋时期，灌州已有一定规模，邑人以巨木植于城周，形成栅栏，以保城池安全。宋代元祐年间（1086—1093年），永康军判官刘随让百姓环城密植杨柳数十万株，形成柳树屏障，以护城池。

就这样柳枝依依，在这座古代枢纽重镇的东南西北柔情飘拂了400余年。

遥想那些时候，南来北往的客商牵着沉沉的马队迤逦而来，疲惫交加间，忽然看到前方翠意盎然一片，“灌县到了啊！”于是，他们的眼神和心灵也跟着这飘拂的绿色慢慢柔软了下来。虽是异乡，但这种不作防备的姿态却给人一种友邻的温情，颇有几分“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的热切。而当他们一番忙碌离开这里时，也许相送的友人又会顺手折下一枝细柳送别。要不怎么顺着丝绸之路的延伸，在敦煌出土的古代民间曲子抄本上就有折柳的深情与不舍呢？

这样的翠色折之不尽，一直到了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知县胡光才筑土砌石成墙，高1丈6尺，周8里，城墙东、南、西、北各设宣化、导江、宣威、镇江四门，奠定了今日都江堰市的基本格局。

漫步其上，只见城墙两侧重重叠叠的青瓦屋顶飞檐斗拱，好像密密匝匝的青鱼正在向着同一方向声势浩大地洄游。左临伏龙隘口，泯江之水奔腾浩荡；右贴玉垒山巅，万千风物美不胜收。

就这样信步走了几十丈，好像一段信口吟下的小令，还没尽兴，城墙就戛然而止，前方尽是一片重重叠叠的民居。我坐在一家古风茶楼里品着功夫茶，泡茶的小姑娘一边奉茶一边笑吟吟地告诉我，我身后那幅旧砖墙就是古城墙的一部分，古墙从来就没消失，它只是融进了老百姓们生活的一部分，“几十年前好多人家都依着它修了房子。”

遥想古时的西街，气韵该是多么的流动——除了驿站、货栈、牲口棚，还有玉石铺、铁匠铺的叮叮作响，以及随之而来卖汤圆的、点豆腐的、打棕垫的、编篾筐的……南来北往、各种口音的吆喝此起彼落，间或夹杂着骡马的轻嘶与牦牛的低哞，日出上路，日落归栈，这是一幅多么生动的图卷。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