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是个普世的概念

⑴一个人，为什么要做公民？因为他或她，不能当臣民，也不能做“顺民”。

⑵在中国，“公民”意识的缺位，来自沿袭千百年的臣民、顺民、子民观念。辛亥革命以来，我们经历了从“子民”到“国民”的进步；然后又从“国民”改入“人民”的行列，一圈圈转磨，却滋生出更多的顺民、愚民甚至于“文革”暴民。虽然“公民”一词自建国始已进入国家宪法，却始终没有真正进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这一步看似近在咫尺，历经近一个世纪仍然步履艰难。

⑶翻开“五四”的页面，一批文化精英钱玄同、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等凭借独立思考之理性精神，勇于探索社会出路之责任意识，积极投入到挽救国家危亡的行动中。当时无论是工商界的罢市罢工，还是各个阶层的抵制日货行动，甚至是底层劳动者抗击自身卑微地位的斗争，整个社会都在试图寻求“独立人格”与“个性解放”。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以青年知识精英为首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责任等意识，实际已悄然在社会肌理中生根发芽，“公民社会”的雏形开始具备。从这个层面来说，当今社会倡导的“公民意识”、“公民精神”实质正脱胎于“五四”。

⑷然而，由于战乱、运动、传统惯性等种种原因，中国的公民社会一直不发达，一直不足以影响政府决策，中国社会治理模式也一直没有完成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根本转换。近几年，“五四”所倡导的公民精神终于获得了成长的机会。2007年，政治学者俞可平以一句常识性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名震四海；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阐述中国市场上国营、民营、外资三股力量在此消彼长、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对公民社会成长产生的积极作用；乙肝病毒携带者雷闯，因为“反乙肝歧视”，当选为“2009年度中国十大法制人物”……

⑸是的，他们都是公民。作为公民，地位有高下，名气有大小，但公民的义务和责任是相同的。我很佩服两位中国公民：韩寒与郝劲松。作家韩寒积极对公共事务发表看法，其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智慧的言说和理性的态度，树立了一个公民样板，“公民韩寒”成为一个蕴含着青春和寄托了希望的流行称谓。作为法律工作者，公民郝劲松挥舞“法律斧头”，以“不服从”的劲头，勇敢地站出来，依法理性维权，成为一个“勇于用法护法的公民”表率。一位网友说：“对游戏规则的尊重，对民意的谦卑，正是公民社会一个获得理性光照的公民的高贵举止。”

⑹公民要“说话”。公民表达是为了公共利益。作家鄢烈山把自己的写作称为“公民写作”，说“首先得把自己当成公民，表达是最基本的权利”；摄影师卢广用照片“说话”，以《关注中国污染》的专题摄影呼吁政府与民众保护环境；中国绿眼睛保护组织，以“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为使命，用眼睛“说话”。2009年广东番禺“反垃圾焚烧行动”被视为公民用行动“说话”、理性维权、官民良性互动的样本。这一事件最终获得了多赢的局面：居民保护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公众增强了社区意识和环保意识，媒体坚守了新闻操守，政府学会了协商与对话，体现了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空间和潜力，也表明中国公民社会在各种进步力量的合力作用下促成并逐渐成长起来。

⑺公民是人，公民的生存生活环境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应该是尊重公民权利、公民自我做主的社会，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而“身体维权”，则是2009年公民在尊严遭践踏、利益被侵害的时候，公民以一己之力绝地反击的一曲悲歌。无论是工人张海超被逼无奈开胸验肺，最终推动了职业病相关法规改良；还是司机孙中界为尊严一怒断指表清白，揭开上海钓鱼案黑幕，无不显示公民维护个人尊严和权利付出的高昂代价，以及当下中国社会与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之间的距离。

⑻公民权利是国家的底盘，而“公民”本身更是一个普世的概念。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首位变性人阿曼达·辛普森为商务部工业安全局高级技术顾问。是啊，变性人也是人，也是公民，也有平等参政的权利。公民社会，哪有那么多的身份禁锢呢。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表达出诗所难以传达的情绪，但也有时不能表达诗所能传达的情意。换句话说，诗有诗的意境，词有词的意境，有的时候诗能表达的，不一定能在词里表达出来，同样的，有时在词里所能表达的，不一定在诗里能表达出来。比较而言，是“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诗里所写的内容、意境更为广阔、更为博大，而词所能传达的意思是“言长”，也就是说有余味，所谓“长”者就是说有耐人寻思的余味。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论词》中也曾说：“诗显而词隐，诗直而词婉，诗有时质言而词更多比兴。”

为什么诗与词在意境和表达方面会形成这样的差别和不同?其既有形式上的原因，也有写作时语言、环境、背景的原因。

我们先说形式上的原因，如果以词跟诗歌相比，特别是与五言古诗相比，二者之间便有很大的不同。像杜甫的《赴奉先县咏怀》《北征》这样的长篇五言古诗，所叙述的内容这样博大、这样质朴，像这种风格和意境，在词中是没法传达的，因为词在性质上本是配乐歌唱的歌辞，它有音乐曲调上的限制。

另外，在形式上的字句和音律方面，诗一般流行的是五言和七言的句式，通篇是五言或七言，字数是整齐的，押韵的形式都是隔句押韵，即第二、四、六、八句押韵，形式固定；而词的句式则长短不整齐，每句停顿的节奏不尽相同。一般说来，诗的停顿，五言诗常是二三或是二二一的节奏，七言诗常是四三或二二三的节奏，像杜甫诗句“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可是在词里，不仅是词句的字数是长短不整齐的，而且在停顿节奏方面也有很多不整齐的变化，就算是五字或七字一句的，其停顿也有时不同于五言或七言诗的停顿。即如五言的句子会有一四的停顿或三二的停顿，七言的句子会有三四的或三二二的停顿，如周邦彦词句“嗟——情人断绝”和“似——风散雨收”。当然，词里面也会有与诗相同的停顿。这两种不同的停顿方式有两个名称：凡最后一个停顿的音节是单数的与诗相同的，这样的句式称之为单式；最后一个音节的字数是双数的，则称为双式。一般说来，一个词里单式的句子较多，这个调子就比较轻快流利，而双式句子较多，这个调子则比较曲折、委婉、含蓄。

有的人要问，不仅是词里才有不整齐的句子，诗里面也有杂言的形式，也是不整齐的句式。即如汉乐府诗：“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同词一样是长短不等的句式。有人还说，汉乐府和词一样都是可以配乐歌唱的诗歌，两者相似，其间有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呢?

我以为，乐府诗是先有歌词后配乐曲的，而词则是先有曲调而后按照曲调填写歌词的；乐府的长短句是完全自由的，而词则是完全不自由的。二者虽外表形式很相似，而完全自由写作的乐府诗和按曲填写的歌词是有很大区别的，而且所配的音乐也是不同的。

（选自叶嘉莹的《诗显而词隐》，有删改。）

仁与孝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仁”作为儒学核心理念,结合时代需要演化为“仁德”(完美的个人修养)、“仁爱”(理想的人际关系)、“仁政”(完善的政治统治)思想,形成了完备的“仁学”体系;“孝”作为孔子思想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同时又贯穿于“仁德”“仁爱”“仁政”之中。

孔子使孝由源出的宗教意义转化为纯粹的伦理意义,从宗教道德传统转化为个人道德修养及家族道德原则。孝成为一切高尚道德的内在根据,在具体践行过程中,奉行孝道成为建立各种美德的起点;实践孝道的过程就是仁德不断扩充发展,进而实现孝的目标,同时进达仁德境界的过程。孔子提出:“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悌是仁德的基础,在家里行孝尽悌就是仁德培养的开始,是达仁的有效途径,从而实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境地,最终达到仁德兼善天下的目的。

孔子的仁强调人与人相处的基本原则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孔子要求人们用博大的胸怀去爱人,发自内心深处的爱亲之情成了仁的根本内容。对父母的亲亲之爱即“孝”,就自然成为仁爱的起点。孝与仁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百姓通过对父母的亲情之爱推己及人,彰显个人对社会、国家的责任和担当,不断追求仁爱的最高目标。孔子以“爱人”回答樊迟,意在强调家庭是人际关系的起点,爱从家人开始,进一步推扩到爱他人爱万物爱万民,进达仁爱境界。孔子希望通过孝建立起良好的家庭秩序,从最基本的亲亲之爱入手,通过发自内心深处爱的情感表达,达到博施于民的仁爱大道,实现家庭和睦、社会安定、人民和谐。

孔子从家庭内部父子、兄弟之间的自然“亲亲”出发,将孝的功能推扩到社会和政治层面,试图较为圆融地和解家庭、社会和国家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各负其责、各尽其能、各安其分,才能营造一个安定、和谐、有序的社会,君主才能实现有效统治。在家能够孝悌父母兄弟,就形成了亲亲、尊尊、长长的社会伦常秩序,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必然循规蹈矩、克己复礼,犯上作乱的事情不会出现,使父母不至受辱,使家族不至蒙羞而尽到孝道。孔子认为孝是为政的始基,孝悌是可以实现和操作的道德实践,从孝悌在家庭内部的实行推扩至整个国家,仁政的目标就可达到。

总之,在孔子由仁德、仁爱而达仁政的具体途径中,孝始终贯穿其中。孝是仁德的根本,是仁爱的根基,是仁政的根源。孝是仁得以塑造的道德根据,是仁得以展开的实践基础,是仁由下而上得以施行的内在动力。

(节选自《论孔子之仁与孝》,作者丁立磊,有删改)

新诗与旧诗，是中国诗坛的两朵鲜花，两者相互关联、不可割裂，本应并肩携手，共创中国诗歌的辉煌前程，但可惜两者间似乎一直存在深沟高垒，不由得令人感慨万端。

诗歌作为一门艺术，当然有新旧之别。但新旧之分仅是从时间、内容与形式上做出的区分，并不代表质量、成就的高低之别。新的作品好，旧的作品未必不佳，有许多艺术形式与艺术品，所历年代越久，价值反倒越高。艺术不是时装，不能以追新逐奇来掩饰内中的空虚。简单的线性进化思想并不足以概括艺术的发展。艺术作用于人类的灵魂，因此，触动心弦、深入人心才是它的价值所在。唯有将人类的体验深化、升华，清晰准确地予以美的表达，给人以无穷启迪的艺术，才永远是新的、伟大的、不朽的艺术。

新诗、旧诗皆是诗。旧诗中有不少宣扬封建落后思想的作品，这是需要我们加以摒弃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有许多风清骨峻、思精韵美的流芳之作，有许多感时忧国、魂牵中华的灿烂篇章，怎么能将其一笔勾销而全盘否定呢？如果以相同的标准来衡量新诗，同样不也是精品稀少，而多为应时应景、歌功颂德、肤浅跟风之作吗？

若说诗歌是人类文化的无价珍宝，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那么这珍宝和明珠是由旧诗、新诗共同组成的。倘若说中国曾是诗的国度，那么这诗指的主要是旧诗而非新诗。出于以上原因，我认为近百年来，旧诗被放逐得太久，被不加分析地排斥得太厉害，已到了该重新认识它的时候。

新诗与旧诗须要结盟。新诗、旧诗相互以自己的意趣与标准去评价不同的东西，不是致力于求同存异、互相学习，而是希望以己驭人，让别人来归顺自己，这都是不可取的。诗歌的天地大得很，与其独演独舞，何如联手共舞？新诗、旧诗联盟，绝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大于二，大于三。

从实际来说，只须将现今散落在民间的旧诗词组织、刊物吸引、纳入文联、作协或诗歌学会，给予他们同等的政治待遇、经济资助，帮助他们更好地存活成长，就可以大大增强诗歌的创作力量。同时，积极开展相互间的沟通交流和深度对话，在交流中不断消除分歧，增进融通。总之，对新诗、旧诗要一视同仁，不能怀抱歧视与偏见而区别对待。

新诗、旧诗要互相学习。具体来说，新诗可以向旧诗学习其严谨、简洁、精练，学习其重音韵、重意境、音调铿锵、朗朗上口、易记易流传。旧诗可以向新诗学习其自由无拘、求新求变、永不满足、永远探索的精神。新诗、旧诗本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只要能打消人为芥蒂，相互学习，博采众长，一定能接续《诗经》传统，彰显汉语音、形、义的内部特质和精妙关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诗歌审美言志、表情达意的深刻内涵，推动中国诗歌进一步发展。

想要实现这一目标，想要让旧体诗词重新振兴，与新诗一道发展，除了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外，每个写诗爱诗和关注诗歌命运的人都应尽己之力，献计献策，去接续文脉，创造佳构。最根本的是要写出音韵铿锵、神足意满、打动人心、能传之久远的诗来，“让金子般的诗句出现”，就一定能迎来诗歌繁荣昌盛的美好明天。

（有删改）

程千帆评传

莫砺锋

程千帆先生家相当清贫，但却是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诗书之家。因一家数代皆有诗人。生性颖悟的程先生耳濡目染，自幼便能吟咏。程先生十多岁曾在伯父君硕先生所办的私塾“有恒斋”里读过数年古书。君硕先生的教育方法与一般的私塾完全不同，他讲授古文时文辞义理并重，而且要求学生用文言文写文章、日记与学习心得，并练习书法。正是这种严格的训练使程先生具备了阅读古书和写作文言文及诗词的能力，并使他熟精古典典籍，从而对古代文化 具有感性而深刻的体会，这是他在文史研究尤其是古代诗学的研究中如鱼得水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程先生在“有恒斋”中的学习仅仅是打好基础的话，那么他进入金陵大学后就真正跃入学术的海洋了。在金大的四年中，他如饥似渴地吸取营养，学问大进。他在晚年还深情回忆说：“在大学四年中，诸位老师各有专长，已使我耳濡目染，枵腹日充；而因求知心切，又曾向不在金大任教，或虽任教而不曾讲授某项课程的先生们请教。”程先生真正做到了专益多师、博采众长，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学批评史诸方面积累了深厚的学养，而且学到了大师们的许多治学方法。

程先生不是只知埋首于故纸堆中的旧式学究，他是紧跟时代脚步的新型学者。他的气质中兼有学者的严谨、深刻和诗人的灵性、敏感。虽然他从小就学会了写作古体诗词，但在金大求学时却更醉心于新诗创作。他与同学孙望、友人常任侠等人组织了一个诗社——土星笔会，还办了一个新诗半月刊《诗帆》。《诗帆》虽然只办了十七期就因故停刊了，但程先生已在上面发表了四十五首新诗，显示出他对新诗的热情。

解放后，程先生在学术上已经成熟，而且形成了独特的治学方法。一九五四年，他与沈祖棻把自己的十多篇论文结成集子出版，取名为《古典诗歌论丛》。这是程先生诗学研究成果的第一次展示，也是他所倡导的治学方法的最早范例。沈祖棻在此书后记中指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当中，我们感到，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证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应该说，这种方法后来在程先生的著作和言论中曾得到过许多不同的表述，但其基本精神却是完全一致的，这是贯穿他一生学术工作的精髓，是他对古代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一九五七年，程先生被打成“右派”，受到了残酷迫害。程先生当时虽然不能操笔作文，但他常常在心里进行思考，这实际上就是“打腹稿”式的“发愤著书”。于是，一旦阴霾散去，大地春回，程先生的思考结果就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了。他后来陆续推出的十多部著作，正是他“发愤著书”的结晶。他的这些著作是用整个生命铸成的，这样的著作所蕴含的生命激情常态下的论著难以拥有的，它们所达到的思想深度也是常态下的论著难以企及的。

一九七八年八月，程先生就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一般来说，一个学者在被耽误二十年后，最着急的事当然是整理自己的学术成果。然而程先生却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他常常引《庄子》的话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在他看来，弥补“文革”造成的损失，让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后继有人，这是重中之重。于是，程先生怀着虔诚的心愿重新走上了母校的讲坛。他不顾年老体弱，亲自为本科生上大课。几个学期之后，程先生的健康情况不允许他再上大课了，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大教室，转而以培养研究生为主要的教学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