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写冯

马犇

代写是个老行当，多在邮局附近出摊。少时，一两家；多时，十多家。

这个行当无需太多东西，一张桌，一沓纸，一支笔足矣。讲究的代写人，会使专用笺纸，且以毛笔书之。但多数代写者只用钢笔，纸也就地取材，机关、企业、学校的稿纸都有人用。

代写多是代人写信，偶尔也代写诉状、遗嘱、传记、家史。代人写信并不复杂，顾客口述大概内容，代写人书之。也有代写回信的，不识字的人拿来收到的信，请代写人读信，然后将回信的大致内容告知代写人。

代写冯不是最早的代写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加入队伍。选择代写，并不是因为他已从工厂病退，而是另有他因。

代写冯秉持着自己的原则，每写完一封信，就忘掉内容，在写信的过程中尽可能准确地呈现出顾客的想法。加之其润格在同行中最低，所以找他代写的人特多。

与别人不同的是，当有人往台湾寄信时，代写冯写信封前，都会与顾客商议，“同志，请允许我在信封背面画一个代写摊的标志。”多数顾客不会拒绝，或者说并不在意，因为别说他画个标志，就是涂满信封，邮资也不变。

代写摊的标志是个大头菜，下面写有“大头菜·冯”。后来为提高效率，代写冯刻了枚章，上置大头菜图案，下刻文字，极易辨识。

解放前，淮城有不少人在南京加入国民党，蒋介石兵败台湾前，有很多淮城籍的国民党军官回乡将亲友带走。所以后来，淮城往台湾寄的信，往往比寄往周边的信还多。

代写冯清楚地记得，他六岁时，哥哥十岁，身为国民党军官的舅舅回乡省亲，在冯家小酌，代写冯和哥哥在院里玩耍，哥俩路过堂屋时，舅舅立即召唤哥哥。谁也没想到，饭毕，哥哥即被带走。从此，一条海峡分隔开哥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岸掀起寻亲潮。由于老家所处的街巷已被更名数次，即便哥哥记得旧址，信也会被打回。而哥哥的地址，代写冯更是一无所知。

令哥俩终身难忘的或许只有大头菜，因为他们小时候，家里有个腌制老卤大头菜的作坊。当年，站在巷口，就能闻到大头菜那极为特殊的香气。

那些年，因为贫困，大头菜被广泛食用。虽然条件艰苦，但淮城人一直乐观，他们尝试着“细做”大头菜，且将腌制大头菜的卤留下来，像传家宝一样传下去，到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卤仍在缸里。用老卤腌制大头菜成了当地的习俗。

旧时岁月，老卤大头菜不仅让单调的饮食多了些滋味，还给困窘的生活提了鲜。后来，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老卤大头菜并没消失，它成了淮城人的情结。再后来，它在外地也红火起来。淮城有民谚曰：“大头菜不是菜，出门人得外带。”淮剧《补缸调》更为直白：“河北闻名大头菜，招来宁沪大客商。肩挑车运到码头，货到南边用船装。远销南京和上海，还有扬州和镇江。河北地方腌切户，家家都有腌菜缸。”

《补缸调》里的河北，即河下古镇北边的河北村。代写冯家正住在河北村，当年，哥俩餐餐都离不开自家的大头菜。

代写冯干了十多年，代写的寄往台湾的信有数百封。一个冬日，梁二拿来台湾亲戚的回信，代写冯照例读给梁二听，除了梁家的信，还有张宣纸，几列隽秀的毛笔字，上书──近日，几位淮城籍友人相聚，席间，谈及家乡的大头菜，梁君便拿出一封来自家乡的信，信封背面盖着大头菜的印章。梁君说淮城有个代写摊，所代写的来台的信皆有此印。“大头菜·冯”，这个代写摊莫非恰是吾弟所设吧，今借梁君的信，附上通联，含泪盼复。

代写冯热泪盈眶，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笨方法竟能找到哥哥。代写冯替梁二写完信，即给哥哥写信，一口气写了十多页。自此，哥俩频繁通信。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哥哥回乡，五十年了，哥俩终于重聚家乡。代写冯做了很多家乡菜，还特意放了碟老卤大头菜。令代写冯意想不到的是，哥哥从包里拿出一个从未开封的小坛。这是当年离淮时，母亲塞给他的。

哥俩夹起大头菜，老泪纵横。

材料一：

按照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中国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建立健全脱贫攻坚责任体系、政策体系、投入体系、动员体系、监督体系和考核体系，取得积极成效。同时，中国积极推动减贫南南合作，为全球范围内实现减贫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重要贡献。

2015年11月，中国政府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脱贫攻坚总体目标。各地也相继出台和完善“1＋N”的脱贫攻坚系列文件，涉及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劳务输出扶贫、金融扶贫、资产收益扶贫等。截至2018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5年底的5575万人减少至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5.7%下降到1.7%。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5年的7653元增长到10371元。同时，贫困地区新业态快速发展，内生发展动力明显增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民生问题得到明显改善。

四川省乌蒙山片区“五位一体”产业扶贫治理模式

（摘编自外交部《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19）》，张文雯《四川省乌蒙山片区产业扶贫研究》）

材料二：

亿利资源集团在库布其治沙30年，投入产业资金300多亿元、探索出了“治沙、生态、产业，扶贫”四轮驱动、平衡发展的库布其模式，创造出沙漠绿化＋生态修复、生态牧业、生态健康，生态旅游、生态光伏、生态工业的生态产业体系。

亿利生态光伏项目采用“治沙＋种草＋养殖＋发电＋扶贫”五位一体模式，实现“生态修复、土地增值、光伏产业、种养殖产业、农牧民脱贫致富”的五个层级的循环收益。通过土地租用、项目建设期雇工、贫困户承包种植养护等方式带领当地人脱贫致富。

库布其当地的农牧民，是治沙事业的参与者、支持者和受益者。亿利集团打造的沙漠生态产业链，让农牧民拥有了“沙地业主、产业股东、旅游小老板、民工联队长、产业工人、生态工人、新式农牧民”7种新身份，每种新身份都能带来不菲的收入。

这些成功的做法，既为中国荒漠化防治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摘编自王文彪《大漠奇迹》，朱富乐《46国记者打卡库布其沙漠探秘荒漠化防治秘诀》）

材料三：

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位于撒哈拉沙漠西部，其中撒哈拉沙漠占国土面积的2/3，剩余的1/3土地也属于沙漠边缘的半荒漠地带。

毛塔是联合国认定的全球17个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持续的干旱使植被严重受损，而人口的迅速增长使大部分地区贫困化加剧，人们为了生存，被迫毁林毁草，过度开垦土地，超载利用牧场，形成了“贫穷加剧沙漠化，沙漠化又加剧了贫穷”的恶性循环。荒漠化已严重制约着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毛塔人口不足450万，贫困率达31%，如何有效脱贫成为历届毛塔政府面临的老大难问题。

近年来，中毛经贸合作发展势头迅猛，毛里塔尼亚对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热情高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期间，中毛两国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为未来中毛合作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孙红等《毛里塔尼亚终于走出了历史 \frac{Hb}{ 怪圈》尤源等《毛里塔尼亚的荒漠化回题》）

材料四：

目前，中国金融科技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巨大贡献。

以支付为例，我国充分发挥移动通信、条码识别等技术优势，建成网络支付资金清算基础设施，实现卡基支付向移动支付的转变，形成多层次、广覆盖的移动支付服务格局。贫困农户可以实现快捷、安全、高效的支付，大大降低交易成本。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尚有20亿人没有银行账户，有贷款需求的人中仅21%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中国的移动支付和金融服务的海外拓展，帮助很多金融欠发达国家直接越过支票，信用卡等传统交易阶段，让他们享受到数字时代的红利，给他们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摘编自赵阳《让“金融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张妮等《中国移动支付，用暖科技贡献世界》）

喊杀与不杀    林 维

①最近，文强、王益等案件又将有关经济犯罪的死刑问题乃至整个死刑适用问题，重新引入公众视野。法学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死刑对于经济犯罪的遏制成效甚微，因而建议在非暴力犯中取消死刑。与此相反的是，公众要求对腐败分子更多适用死刑的呼声却犹如排山倒海一般越来越强烈。在这样一种极端对立的、民愤激涌的气氛下，讨论对包括贪污贿赂犯罪在内笼统所谓的经济犯罪废除死刑，实在是一件风险颇大的行为。

②学者主张减少经济犯罪的死刑，并逐渐全面废止死刑，这已经近乎成为国际通则。然而这样的主张要成为现实，关键之一在于能够获得所在国民众的认同。但是，中国民众对于腐败的厌恶、痛恨愈来愈烈，腐败的金额却又越来越巨，死刑的运用已然成为无计可施之下的不得已。这就形成了民众舆论和精英话语之间的巨大反差。

③对人民的呼声置之不理是一种极为偏颇的精英主义立场。学者们可以轻描淡写、不屑一顾地说，普通民众对于死刑的热情是非理性的、盲目的，然后一耸肩膀，继续在书斋中闭门鼓吹死刑废除。问题在于，刑法集中反映着当下社会的价值观，法律也必须能够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如果刑罚制度不符合国民的规范意识，不能得到公众对规范的认同，它就不能有效地发挥其机能。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民众的想法是幼稚的，国民的朴素正义感和对死刑的认同感在正义的塑造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④然而，对那些非暴力犯判决死刑，表面上似乎实现了刑罚的威慑力和特殊预防目的，但本质上，它仅仅是形式主义地呼应了民众对于社会公正的渴望，民众的每一次欢呼实际上都是一种对社会公正的虚幻满足。大家应该认识到，现实的社会公正问题没有随着任何一起非暴力犯的死刑而得到改善，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腐败无数次验证了这一点，死刑并没有震慑腐败。

⑤国家有义务告诉民众另外一种遏制腐败的路径，而不是依赖于死刑来掩盖目前在反腐败工作上的深层次问题。对死刑的过度崇拜甚至迷信，必然导致对其他正常管控手段的轻蔑或者忽视。对某一个腐败官员的死刑，当然意味着反腐败事业的重大胜利，但是在某一层面上，反复的死刑适用同样意味着腐败预防工作存在着的体制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