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 Facebook上超过5000万套用户信息数据被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公司泄露，用于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针对目标受众推送广告，从而影响大选结果。

剑桥分析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13年的政治数据分析公司，专门为选举过程提供数据采集、分析和战略传播服务。除此之外，它还是 Facebook的第三方公司，长期以来， Facebook开放API接口让外部第三方公司在 Facebook平台上提供心理测验或者是小游戏，Facebook靠此来增加客户粘性。

《卫报》还原了数据遭窃的具体操作：“剑桥分析”作为第三方软件App，先在 Facebook平台发布广告，并以“有偿研究”为噱头，诱使用户下载软件，参加问卷调查。但这些APP会请求查看用户的Facebook资料，若用户“同意”，他们好友的信息也会一并被App套走。利用这种方法，27万的下载量，可给App软件商带来5000万套数据。

（摘编自《 Facebook“泄密门”发酵》）

材料二：

人们在社交网络上的一举一动，都是性格特点与心理特征的某种反映。如果我们在社交网络上展示的内容足够丰富，分析者对我们心理特征的计算可以做到很准确，甚至能超过家人对我们的了解程度。

运用类似的方法，通过社交网络行为数据还有可能识别出个体的政治倾向、价值观等通常意义上更“敏感”的个人信息。而在其他一些只反映某种特定行为的数据集上，如利用匿名之后的信用卡刷卡的地点记录，用户的身份更是很容易被定位。因此，只隐去传统意义上的个人关键信息，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配合下，可能我们的隐私反而会以一种更深刻的形式泄露出去。

社交网络上的第三方App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需要用户授权，授权App服务的提供者获取用户在社交网络上发表的各种数据。如果用户想要使用这项App服务，那就必须对其授权。事实上，所有社交网络平台都允许这样的App存在，并提供相应的开发接口，因为只有如此，社交网络才能具有丰富多彩的功能和不断提升的用户体验。通常App访问用户数据，是为了实现和提升其服务功能，例如我们想让App推荐附近的餐馆，自然要允许它访问我们的位置信息。不只社交网络，搜索引擎、电商、网络媒体等各种网络平台功能与体验的提升，都依赖于对用户数据的收集分析。换句话说，网络用户允许自己的数据在某种程度上被分析和利用，也是享受到更多、更好的服务的必然前提。

同时，社交网络中积累的海量用户行为数据，是科学研究的资源宝库。合理分析利用这些数据，能够获得大量关于人类行为与心理的新知，这不仅能有力促进心理学、社会学等基础学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更能为解决诸如自杀等实际问题带来新的曙光。社交网络行为数据由大众自发产生，也应当被用于旨在增加大众福利的探索与实践。

（摘编自《社交中如何保护隐私》）

材料三：

伴随着互联网的诞生，关于互联网的研究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伦理问题，这些伦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都与隐私权存在一定的关联。在传统意义上，与隐私相关的研究伦理主要集中在发生的场所是公共空间还是私人领城，所涉及的主体是实名的个体还是匿名的个体，以及相关信息是已出版的还是未出版的等问题上。但在互联网上，上述界限已经模糊不清。以詹斯·M·哈德森和艾米·布鲁克曼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如果网民认为其在网络上的传播活动是私人性质的，那么对其网络上的信息进行分析和研究就是不道德和违法的。但也有不少学者持不同看法，比如约瑟夫·B．沃尔特认为，似乎可以明确的是，对公开可获得的储存于互联网上的对话进行研究分析，并不构成对受试人的研究，因此也可免于来自结构审查委员会的受试人管理审查，直接展开研究。

（摘编自《西方新闻传播学关于社交网络中隐私侵权问题的研究现状》）

风格乃文学之大体

郭宏安

《列子》中讲到，秦穆公要找一匹千里马，伯乐推荐的九方皋，说马已找到，是一匹黄色的母马，而秦穆公看到的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不悦，伯乐则大喜，说，九方皋相马，“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事实证明，这匹马果然是匹千里马。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文学翻译和翻译批评，当我们对文学译本进行欣赏和评判时，难道不应该力争做一个九方皋那样的人吗？“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所求者，此之谓也。

从事文学翻译以及翻译批评的人，能够从九方皋身上获得的启发是：判断译本的优劣，就要看它是否表现了原作的精气神，而不只是看译本的语句词汇是否与原作一一对应，是否严格正确、准确或精确。所谓原作的精气神乃是其“原有的风味”（钱钟书语），即风格。风格者何？岂非“绝尘弭迹”者乎！译作传达原作的风格做到铢两悉称，是不可能的，但是尽力传达，努力做到惟妙惟肖，则是可能的，这就要求译者准确地感觉、体会到原作的风格，并且能够用汉语加以正确表达，这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也是全面落实“信、达、雅”的结果。风格是贯穿原作的一股气势，或刚或柔，或动或静，或显或隐，精气神是也，例如夏多布里昂的华美，斯丹达尔的简枯，波德莱尔的阴冷，加缪的冷静……这股气势同样应该在译文中显现。至于细节上的瑕疵，在这种风格气势的统领下，是不难纠正的。

许多名著往往有几处瑕疵，不害其为名著，这是因为有风格的存在。唐韦庄说：“班、张、屈、宋，亦有芜辞，沈、谢、应、刘，犹多累句。”这是中国古人衡文评诗时的基本态度，即采取了瑕不掩瑜的立场。还是清沈宗骞说得明白：“每见古人所作，细按其尺寸交搭处不无小误，而一毫无损于大体，可知意思笔墨已得，余便易易矣。亦有院体稿本，竟能无纤毫小病，而鉴赏家反不甚重，更知论画者首须大体。”

沈宗骞所说的鉴赏家正是我所说的文学翻译批评家，前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对现实世界的加工和改造，而后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和想象力的产品。如果让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评论傅雷译的《高老头》，他是着眼于风格，还是细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版的《高老头》中，傅雷把“鸡”译成了“鸭”，只能说不留神犯了一个小错，无关宏旨。像这类小错可以纠正和避免，但并不影响《高老头》被看作是准确传达了原作风格的一部优秀译作，正如批评家李健吾所说：“巴尔扎克的庞大段落，在他是气魄，是气势，是酣畅……”傅雷译的《高老头》的风格，庶几近之。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译品的风格上，要独具只眼，看出作品整体的美。

细节不可滥用。因为整体的美并不必然建立在细节的精确之上，有时候过于追逐细节的完美，以至于失去创造的活力，那就得不偿失了。法国19世纪的大批评家波德莱尔对整体与细节的关系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例如他毫不犹豫地赞同德拉克洛瓦“为整体而牺牲细节”，因为后者“唯恐因作业更清晰更好看而产生的疲劳减弱他的思想活力”。当然，细节的错误仍然是错误，当它危及整体的美的时候，就必须毫不留情地指出来。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30日24版）

荒漠战士

朱增泉

东大山哨所比甘草泉哨所更偏远，环境更艰苦，他们的寂寞才是真正的寂寞。他们守卫在大气层试验区的入口处，身后离后方基地有几百公里；前方是放射性沾染区，不让任何人进入或通过。哨所的战士一年到头见不到什么人，白天看石头，晚上看星星，躺下看孤灯寂寞生孤独啊。

孤独是战士面对的可怕敌人，它天天折磨着人的精神，足以将人弄傻、逼疯。在东大山哨所，班长彭德才带领着他的4名战士，天天同这个可怕的敌人对峙着，打着一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

我关心着一个问题：彭德才和他的战士们平时是如何击退寂寞、战胜孤独的？

彭德才将我们领进他们的宿舍参观。两间相连的小屋，里外放着5张单人铺，一只水缸，一张小桌，除此之外，别无他物。看什么呢？看被子。从战士们叠被子的水平上看每个人的心态、毅力，看这个小小集体的精神面貌，看他们的纪律，看他们战友间相处得是否和谐。我进门目光一扫，外间的三条军被叠得方正极了，立刻给我一个惊喜。两间小屋，5条军被，叠得一模一样。靠窗户的那条军被已被洗得发白，不用问，肯定是班长彭德才的。彭德才，这是一个具有军旅气息和阳刚大美的名宇，他同我们永远崇敬的开国元帅彭德怀的名宇只有一宇之差。我向他提醒这一点时，他灿烂地笑了。

叠被子是军旅生涯的一大基本功。如何将一名散没青年训练成规矩方圆、军纪如铁的战士？绝招之一：叠被子。从入伍第一天起，晚上熄灯抖开，早晨起床叠起，酷暑严寒，风雨无阻，夜夜抖开，天天叠起。从元旦叠到除夕，从入伍叠到退伍。每天必须将它叠得刀切斧削一般，纵四拳横五季，差一点都不行。一年365日，天天大小方正一个样，不塌角，不起皱，不变形。被形严整，说明这条军被的主人身心两健，好着哪。连长看兵，先看被子。

朋友中有好几位现役军人，还有几位过去曾经当过兵，都说哨所的内务好。另外几位没有当过兵的朋友，虽然不一定能领悟战士们天天在叠被子上下功夫的全部含义，但见了叠得如此方正平服的被子也都叹服。叠被子是战士们最见功夫的绝活儿。当没当过兵，当的是哪一路兵，光吹不行。拿条军被来，当面叠一下，如果是真家伙，那动作，那规范，一看便知。如釆是冒牌，立马露馅。有的人虽然当过兵，如果当的文艺兵、机关兵，平时散散漫漫、吊儿郎当，被正规连队的战士讥讽为“稀拉兵”“老爷兵”者，也往往过不了叠好被子这一关。在部队是越往基层走战士叠被子越认真。千万别把战士们叠被子这一手军旅绝技看成是形式主义，须知，他们天天将一条军被抖开、叠起，抖开、叠起，那是在通过这一手打磨意志、历练人生哪。东大山哨所的这几名战士能将被子叠得如此严整，说明班长彭德才带兵有方，说明战士们在这里生活得很有信心，没有被寂寞和孤独击倒。

在里间的小桌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摞自办的文艺小报，这是他们所在的连队发往各哨所的。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都市青年早已将上网获取信息和进行人际交流视作寻常手段，油印小报已成隔世之物。但在这个哨所，报纸信件只能由定期送粮的车子成捆捎来。战士们每天靠一台以太阳能做电源、直接接收卫星电视信号的电视机来获取外部信息。同一个连队的战士分布在各个哨所上，哨所与哨所相距上百公里至几百公里，战士们只能凭借这张油印小报进行战友间的心灵交流，小报上面刊登有各哨所战士们写的短文、诗歌等。战士们对它倍加珍惜，保管得如此精心，一期不缺，一张不损。它们来自核试验场的一个孤独哨所，上面负載着特殊的军人信息，它们完全有资格作为珍稀文物，选入军事博物馆展出。

哨所外面是几座严重风化的秃山，山坡上都有战士们用捡来的白色小石块镶嵌的口号和各种困案，表达着他们的精神追求和寄托。

（选自纪实文学《罗布泊随笔》）

材料一：

据台湾媒体消息，12月14日，台湾著名诗人、《乡愁》作者余光中先生在台湾高雄辞世，享年90岁。

（新华网）

材料二：

余光中先生走得有些遗憾。他曾说：“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两管永生的音乐”。今天，诗人溘然长逝于海岛，长江黄河若有知，应会为他歌一曲。

（人民日报《余光中的江河深处》）

材料三：

下面是余光中先生接受澎湃新闻的一段采访（有删改）：

澎湃新闻：但是大家喜欢的还是你那些抒情、浅显得诗文。

余光中：这是我写作的一面。我的有些诗文比较深，但对那些真正前卫的朋友来说，这也算不了什么前卫。有的时候，我任其自然，用最单纯的语言写最单纯的意念。最典型的一首就是《台东》：“城比台北是矮一点/天比台北却高得多/灯比台北是暗一点/星比台北却亮得多/街比台北是短一点/风比台北却长得多”。台东大学把这几句话拿去刻在了墙上。我觉得雅俗共赏是一种乐趣。有人要我写点诗做实用，我大半也认为是一种挑战。作为一个诗人，不要老是埋怨这个社会不读诗，不需要诗。问题是，社会需要你的时候，你能提供什么服务。在铅笔上，在运动衫上，我都把这种事情当作挑战。诗可以实用，可是别商业化。“中山大学”2000年过20周年校庆时他们要我为校庆题两句话，我就写：“20岁的活力，2000年的新机”，他们就印在T恤衫上。垦丁公园里也做环保袋、运动衫，上面的题词也有我的。古人是到处写诗的，写在旅馆墙壁上，写给歌伎。

澎湃新闻：听说你很喜欢鲍勃·迪伦和琼·贝茨？

余光中：我对媒体和朋友讲，除了我的家人之外，还有一些精神上的家人，比如凡·高，我还翻译了一本《凡·高传》；还有一个家人就是王尔德，我翻译了他很多东西；还有就是披头士，他们曲高和也众，充满了自信。他们藐视社会但并不捣蛋，歌词也很有深度，比如《Let it Be》等。

澎湃新闻：大陆读者对你的认识只是一个面向的余光中，那个乡愁的、抒情的、课本上的余光中。这是否有点遗憾？

余光中：深入了解我的人是不多。我开玩笑说，粉丝不嫌其多，知音也不嫌其少。这个情形也很正常。那天和孙甘露（注：上海作家）对话时，有一句没有说，我当时说到读古典诗的作用，其实我还想说，中国的小说家一定要会写诗，比如《三国演义》里“有诗为证”，《红楼梦》里更不用说了。以前，小说和诗是不分的。

澎湃新闻：从那天和孙甘露的对话中看得出，你最推崇的还是中国古典文学。

余光中：我觉得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还是中国古典的诗文。胡适当时就讲：要有国语的文学，先要锻炼文学的国语。意思就是说，白话文文学也不能够大白话写来写去。所以我写诗写文，都酌量用点古典的好处，这样比较耐读一点。因此，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他们要把国文课中的文言文锐减，把《论语》《孟子》变成选修课，我就写了很多批评文章，好几个回合过招。很幸运，媒体站在我这边。那个“教育部长”杜正胜是许倬云（注：台湾历史学家）的学生，本来就研究中国古代史的。

《2018中国科幻产业报告》认为，今年中国科幻产业的发展势头将超越2017年，细分市场的数据反映出这一趋势。比如，2018年上半年科幻产业产值已经接近100亿元。

报告分析了我国科幻活动的发展情况。科幻活动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涵盖学习、工作和休闲内容的社会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参与，科幻教育有望成为科幻行业的增长点。“去年，涌现了大量以科幻为内容的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的教学课程。今年全国多地的高考试题出现跟科幻相关的作文或知识点，这些有望对科幻教育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专家说。同时，专家表示，我国科幻资源总体上比较稀缺，管理部门、行业组织以及相关企业等，有必要聚集整合有限的资源，营造良好的产业氛围和生态。

2019年将上映的《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等国产科幻电影，受到业界期待。作为科幻文学、漫画等视觉化呈现的载体，科幻电影被认为是提升科幻影响力的重要产品。

我国电影银幕数量增长情况

（摘编自《2018年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回顾、市场格局分析及2019年发展前景分析图》，产业信息网2019年3月11日）

新华网记者：目前来看，您觉得未来中国科幻发展有哪些有利条件？

刘慈欣（科幻作家）：最有利的条件就是中国社会本身。就中国社会来说，它的未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有吸引力。中国可以说是现在世界上最有未来感的一个国家，因为我们周围的世界、中国社会都在发生着快速的变化，这个就是对科幻产业，尤其是科幻文学最有利的一个肥沃的土壤。

新华网记者：科幻小说搬上影视屏幕的很少，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刘慈欣：科幻影视对中国的影视界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表达方式，不管是从故事还是从特效，各方面都是一个全新的表达方式。以前这种方式我们实践不多，特别是高成本的科幻片，那种工业化的科幻片，尤其没有任何经验。这可能就是你说的到目前为止科幻片比较少的原因。另外科幻电影的投资一般都很大，在这种没有经验的前提下，投资方、制片方肯定都是比较谨慎的，但是刚才说过这种情况估计很快就会改变。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科幻影视将迎来黄金时代。

（摘编自《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科幻影视将迎来黄金时代》，新华网2018年11月16日）

近年来，随着电影院线不断扩大，受众观影习惯不断养成，影院建设不断从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拓展。从开始排片较低到之后一路逆袭，《流浪地球》一枝独秀，上映第二十三天，票房已超44亿元，《流浪地球》选择背负更深沉的题材与更宏大的叙事，选择用中国智慧改造世界、拯救世界，选择对人类命运和地球未来进行深刻思考，从而增强了影片的视觉震撼力和穿透力。父辈牺牲和家园情愫、人类普遍的人性与中国式情感、“硬奇观”和“软感动”融合在一起，矛盾更加突出、更加集中，这是中国式科幻与好莱坞同类影片的不同之处。

2018年12月1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国加入城市电影院线的电影院银幕总数达到8万块以上”的目标。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要完成2万块银幕的飞跃。这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国家战略和现实基础，也是中国电影产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摘编自《中国科幻电影的类型突破》，《人民日报》2019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