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短短十余年，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BDS）从无到有，进而投入产业化运营。“北斗之父”孙家栋强调，时间、空间信息是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源，中国需要在北斗导航系统自主可控的基础上，探索和其他卫星系统的兼容和互相操作，以提高定位精度与提升服务质量，推动地面应用的发展。

从2017年8月初开始，中国和俄罗斯专家进行了两国导航卫星的联合在轨试验，以测试北斗和格洛纳斯两个系统的兼容和互相操控问题。卫星的兼容，涉及频谱、轨道的协调，目前协调难度还不是很大；但互相操作显得有些复杂，与独立自主有一定冲突，不太容易协调。

（摘编自《“北斗之父”孙家栋：中国发展北斗导航不排斥GPS》）

材料二：

（资料于诺达咨询）

材料三：

在全球卫星导航服务领域，BDS仅占9%的份额，而GPS在中国市场占95%的份额。美国已把GPS做到了极致，BDS布局全球很难再走美国的老路。BDS如果紧跟美国，即使最后成功了，也可能会在很多方面难以获得知识产权的支撑。中国的“北斗”正面临重大的转折，要想做到跨越式发展，就要提出一套新的体系。

主推“服务”被认为是一大出路。四川九洲北斗导航与位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继宏指出，我们要走差异化竞争的道路，以泛在高精度的融合应用为抓手，在“源、端、云、服务”等方面打造位置生态链。只有把BDS的服务做到无缝泛在，做到精准和融合，才可能走出一条特色道路。

（摘编自李惠钰《北斗布局全球应抓住“牛鼻子”》）

材料四：

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其他几个系统相比，具有短报通信功能，这使得用户在沙漠、海洋等正常通讯无法覆盖的区域可以实现位置信息的回传，从而达到报警和救援的目的。再就是，卫星新增自主运行管理能力，即可不依赖地面控制系统，而靠空间运行卫星的星间链路构成管理新体系，这可以减少对地面测控站的依赖，有效降低系统运动管理成本和减少地面测控站发生灾难时对卫星的影响等。

当然，北斗系统也面临来自美国GPS和欧洲伽利略的竞争。美国GPS目前也正在升级换代，预计到2020年实现GPS3，也就是第三代的布局。GPS3与以前的GPS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精度大大提高，甚至可以实现室内定位，而中国的北斗要在2020年实现室内定位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GPS3卫星彻底实现了军码和民码的分离，为屏蔽民码打开方便之门，这意味着战时那些利用GPS民码制导的武器将可能被直接掐断定位信号，或受到错误导引而产生灾难性后果。和欧洲伽利略系统的竞争，主要是系统建成并提供全球导航定位服务的先后之争，谁先布置完毕，谁先获取应用市场和经济利益。

随着北斗特色服务水平和“北斗＋”融合应用水平的提高，北斗导航系统可以给大众生活带来更多、更显著的便利，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摘编自《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展前景广阔》）

材料一

到底何为国学？胡适说：“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显然，胡适的定义外延过于宽泛，內涵不够确定，所以没有被广为釆纳。后来大家把国学和我国的回有学术联系起来。钱穆提出：“用意在使学者得识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事，以培养其适应启新的机运之能力。”马一浮也指出：“今人以吾国同有的学术名为国学。“这是与胡适不同的国学定义了。长期以来，学界使用的事实上是后一个定义。不难看出，只就这两个定义所涵蕴的范围而言，国学概念的界定，已经历了内涵收缩的过程。一个概念的成立，其涵义不应过宽过泛，否则将造成概念的流失。为此，马一浮又给出了国学新定义。他认为定义国学为固有学术，内涵还失于宽泛笼统，仍不易把握，使人不明白是何种学术。所以他提出：“今揩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马一浮给出的国学定义，学理意味极深厚，可惜时人未予重视。

（节选自刘梦溪《国学辨义》）

材料二

国学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表面上它是研究过去的文化的，因此过去有些学者使用“国故”这样一个词。事实上，它既与过去有密切联系，也与现在甚至将来有密切联系。现在不是都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什么叫“特色”？特色表现在什么地方？我觉得，特色最容易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等都属这个范畴。这些东西也是能够交流的，所谓“固有”并不排除交流，这个道理属常识范围。以上这些学问基本上都保留在我们所说的“国学”中。其中有不少东西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中华智慧的结晶，直至今日，不但对中国人发挥影响，它的光辉也照到了国外。最近听一位领导说，他在新德里亲耳听到印度总统引用中国《管子》关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话；在巴基斯坦他也听到巴基斯坦总理引用中国古书中的话。这足证中华智慧已深入世界人民之心。这是我们中国人应感到骄傲的。所有这些中国智都明白无误地表露了中国特色，它产生于中国的过去，却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今天，连将来也会受到影响。

（节选自季羡林《谈国学）》）

材料三

究竟何谓国学？国学内容究竟何指？又该如何理解？迄今仍众说纷纭。理解的歧义主要表现在国学内容究竟指何方面。吕思勉说：“国学者，吾国已往之一种学问，包含中国学术之性质与变迁，而并非与外国绝对不同之学问也。又常有以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等以区别东西洋之文化，实亦不然。”吕思勉对国学并未就学术本身予以界定，只是较为概括地指出国学包含中国学术性质与变迁，尤为强调国学与西学并无绝然不同，而在这方面是有深意的。它表明吕思勉并不认同国学与西学是古今之学，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反击了西化派认为国学与西学绝然对立，不可和，而必以西学取代国学的观点。虽然就国学本身而言，吕思勉并未讲得分明。

（节选自姜寿田《国学概念的提出与辨析》）

材料一：美国农业部近日发布转基因食品标识最终版规定,要求从2020年1月1日起,含转基因成分5%以上的食品以适当方式标注转基因信息。这是美国在转基因食品方面出台的第一个全 国性强制标注规定。

美国是转基因作物的第一种植大国，市场上70%至80%的加工食品含转基因成分。但美国政 府此前并不要求给转基因食品贴上标识，理由是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实质等同”。

2014年5月，美国佛蒙特州立法要求在该州销售的转基因成分超过0.9%的食品均须进行转 基因食品标识，一些州也随之跟进。2016年美国农业部发布《国家生物工程食品信息披露标准》， 它将转基因食品称为生物工程食品。新标准规定，转基因食品的标注阈值是5% ,转基因成分含量不高于5% ,就不必标注。转基因成分含量高于5%的食品，就必须向消费者披露转基因信息。标识有多种选择，包括文字说明、写着“生物工程”的图标、电子或数字链接以及使用短信等，小型食 品生产商或小型包装也可选择提供电话号码或网址,供消费者查询转基因信息。

（节选自《美国发布转基因食品标识新规，各方褒贬不一》,科技日报微信公众号,2018年1月1日）

材料二：

材料三：有人认为，转基因标识政策会让消费者认为产品不安全或对环境有害。不过也有研究发现，明确标注转基因信息不但不会“吓跑”消费者，反而有助于减少他们对转基因产品的顾虑。

美农业部长桑尼·珀杜在一份声明中说，新规“增加了美国食品系统的透明度，为受监管实体 就何时、如何透露生物工程成分建立了指导方针”确保了转基因食品标识的一致性，“避免了可能 让消费者产生困惑的零碎州级标识体系”

同时，新规招致一些批评。一些反转基因组织认为，新规细则不够严格，对标识的内容与形式 的要求宽松。

有批评者称，新规有太多的豁免。比如一些转基因原材料如果经过了“高度加工”最终产出 的食品可由生产商自愿而非强制标注。这意味着，一些从转基因作物提取的成分可能被排除在转 基因食品之外，包括从转基因甜菜提取的糖、用转基因玉米生产的玉米糖浆、转基因菜籽生产的油 等。

目前，主流科学界认为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可安全食用。比如，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学院2016年曾发布报告确认，转基因食品对健康无不利影响。

（节选自《综述:美国转基因食品标识新规褒贬不一》，新华网,2018年12月26日）

材料四：标识转基因食品，原本是保护和尊重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的一种做法；实际上，却可 能同时意味着是对转基因和非转基因的区别对待。有转基因技术的支持者因此认为，既然无法证 明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大于传统作物，就没有必要对转基因成分进行标识，因为这种区分只会强化公 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负面印象。而转基因技术的反对者则强调，转基因技术本身具有人工“特殊 性”它违背了生物演化的“自然性”因而蕴含风险,一些风险可能还尚未被科学家发现，进行标识 是在对人类社会负责。

我们认为，在我国现阶段，采取强制标识的方法是恰当的，这是在社会和民众仍然对转基因技 术及其产品的安全性存在巨大关切和争议性认知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负责任的做法。尽管标识本 身可能带来一系列的成本问题和认知误区，但取消标识并不有助于减轻误解。相反,将有关产品中 含有转基因成分加以标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也能传达出政府和企业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信心。 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视作一种制度性背书，长远来看有利于减少或消除人们对这一技术的排斥与害 怕，进而提高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度。

在转基因食品的标识问题上存在争论，这是正常的现象。但这种争论不能混淆问题的性质。 人们应该意识到，标识转基因食品，和这类食品的安全性没有关系。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其实在其获得许可进行生产时，理论上已经得到确保。

（节选自《转基因标识:风险意识与食品安全的逻辑辩争》，澎湃新闻，2018年10月27日）

从DG辱华事件到故宫筷子展

原定于2018年11月21日在上海博览中心举行的意大利奢饰品牌DG服装展示会因为300模特罢演，各大明星取消“大秀”行程而被迫取消。第二天该品牌代言人迪丽热巴和王俊凯发表声明与DG解约，接下来中国9大电商平台下架了所有与DG品牌相关的产品，DG中国专卖店更是门可罗雀……我们再一次看到在国家荣誉面前中国人民的正义感是多么强烈。

而事件的起因是DG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意大利经典饮食相结合的广告宣传片，标题为“起筷吃饭”。其中的模特矫揉造作，令人作呕地展示了如何使用筷子吃披萨、意大利式甜卷等。女模特的广告语称“用两根小棍子形状的餐具吃我们伟大的意大利披萨”。同时，片中旁白所用的“中式发音”、傲慢语气以及模特用筷子的奇怪姿势，均被认为是歧视中国传统文化。

11月21日，中央电视台用一段视频回应，主旨是我们作为一个礼仪之邦，并不会因饮食习惯而看低任何人，或者是侮辱任何人，我们尊重各个国家不同的文化与习俗。而中国的筷子，不仅仅是吃饭时所使用的工具，更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之一。

紧接着，故宫博物院展示了清宫的九张筷子图片，并说：中国的筷子，每一双，都不简单。它们华丽、高级且美，真的突破了筷子实用价值，成为了一件艺术品。 

其中一双是清宫“金镶青玉嵌乌木箸”。金、玉的使用历来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历史上，“玉”的使用较“金”要早，不过，两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行发展。用于饮食器具，寓意宫廷金玉满堂、富贵荣华。

一双是清 宫“金螺旋纹箸”。这双金光闪闪的筷子长约24cm，重约120g，头部为圆柱形，上部饰以花朵，后部錾鱼籽纹地。最特别的是，这双筷子以金制锁链相连，神似“双截棍”。

一双是清宫“ 碧玉箸”。清代碧玉玉材主要来自新疆地区。新疆有多处玉矿，重要产区为和田和玛纳斯。目前玛纳斯所产碧玉多以绿色为基本色，带有黑斑、青斑、铜锈色斑。类似的玉料清代宫廷玉器中有较多使用。

一双筷子，承载着中国人的情感和记忆，更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首先，中国筷子的标准尺寸为“七寸六分”，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七情六欲。其次，筷子一头圆，一头方，圆的象征天，方的象征地，这对应中国古人对世界基本原则的理解。再次，手持筷子时，拇指、食指在上，无名指、小指在下，中指在中间，是为天地人三才之象，这是中国人对人和世界的关系理解。还有，中国人使用筷子过程遵守太极和阴阳的理念。太极是一，阴阳是二；一分为二，这代表着万事万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合二为一，这阴与阳的结合，也意味着一个完美的结果。

中国筷子的发展史

中国很早就已经使用餐具。原始社会，人以手抓食。新石器时代，大多采用蒸煮法，先是食粥用上匕匙（就是勺子），8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匕匙。当匕匙的使用不能满足烹饪文化的发展时，需要以箸挟取菜叶，便产生筷子。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筷子是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的铜筷子。《韩非子·喻老》言：“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纣王为商朝末期的国君，可见中国人使用筷子至少已有3000年历史。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刀叉，河姆渡遗址就出土了7000年前的骨质餐刀和圆雕鸟形刻纹餐刀；餐叉直到战国时仍在用，河南洛阳的战国墓葬曾出土捆成一捆的51枚餐叉。战国以后，餐叉可能被淘汰了，记载和实物较少出现。勺子和筷子在先秦时的分工很明确，勺子用来吃饭，筷子用来吃羹里头的菜。

筷子在先秦时代称为“梜”。汉代时已称“箸”，明代开始称“筷”。《礼记·曲礼上》提及“羹之有菜者用梜”，《礼记》成书于西汉时期，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给 “箸”的解释是：“梜，犹箸也”。明陆容《菽园杂记》：吴俗舟人讳说，“住”与“箸”谐音，故改“箸为快儿”。因为吴中船民和渔民特别忌讳“箸”这个音，他们最怕船“住”，船停住了，行船者也就没生意，他们更怕船“蛀”，木船“蛀”了漏水，就无法捕鱼。在这种谐音思想指导下，故见了“箸”反其道叫“快子”，以图吉利，因多是竹制，于是有了“筷子”。

相传筷子的发明和大禹有关。大禹在治理水患时三过家门而不入，都在野外进餐，有时时间紧迫，刚烧开锅就急欲进食，然后开拔赶路。但汤水沸滚无法下手，就折树枝夹肉或粉粢（米饭）食之，这就是筷箸最初的雏形。传说虽非正史，但因熟食烫手，筷箸应运而生，这是合乎人类生活发展规律的。

而我们的祖先发明筷子肯定与食物有关。中华民族很早就开始了农耕生活方式，主要作物是适应性强的粟。在最初的时候，我们祖先可能是将谷粒捣碎煮粥食用的，往往还要掺杂一些野菜、树叶之类一起煮，以便改善口味，并节约粮食。据有人研究，“茶”字的原始意义是掺有野菜和树叶的粥状食物。茶吃起来比较费事，汤粥可以用汤匙，而其中的野菜和树叶之类会妨碍茶的流动，而不容易把茶喝进口中。于是我们的祖先就发明了筷子来夹取其中的菜叶。

《礼记》郑玄注 “以土涂生物，炮而食之”。这是把谷子以树叶包好，糊泥置火中烤熟。有专家推测当先民把包好涂泥的谷粒置火灰中烤时，为使其受熟均匀，一定要不断用树枝拨动，天长日久，筷箸的雏形也渐渐地在先民手中出现。

箸的材质也在不断演化。从木箸、竹箸到满足贵族需要所产生的象牙箸，材质从简单到复杂。早期的筷箸类似于木棍，商周时期出现青铜制品，汉代则流行竹材质，以漆涂之，甚为精美。隋唐时出现了金银制作的筷箸。迄今为止我国出土最早的银箸是隋代的，由于铜氧化会产生铜腥气，铁氧化会生锈，影响进餐效果，于是铁箸、铜箸渐渐为银箸所替代。唐代箸匙等餐具也向金银豪华方面发展。宋辽夏元也有不少筷箸出土，质地多为银制和铜铸。明清时期筷箸的材质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宫廷用箸费尽匠心，有的甚至成为高雅的工艺品。

筷子，是中国常用的饮食工具，通常由竹、木、骨、瓷、象牙、金属、塑料等材料制作。不同于古人的用手指去抓取，它是中华饮食文明的标志之一，发明于中国，后传至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汉文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