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是房屋，园林是园林。没有园林的只能算是房屋，没有房屋的只能够是荒野。房屋加上园林才是完整的建筑。故此，较小型的房屋附设庭院，大型的园林附设房屋。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在官场俗务之余，都会向挂在墙上的水墨山川投以向往的一瞥。这种寄托看似无足轻重，却被视为知识分子达到“完整人格”的基本条件。

在条件未成熟时，“寄托”会投射在住屋的方丈庭院里，明、清两代就有不少名士对处理小庭院（小至天井）的心得大作文章；一旦有足够的经济条件者，例必大造园林。无论建造房屋的目的如何，园林的要求都大致相同，就是在现实的目的之外，创造一个令身心舒放的境界。

君子慎其独也。“独”是在非公开的场合，往往就是自己在家的时候。于是大家的“家”就带着培养“君子”的严谨和克制的气氛。长期居住在行必有据的礼仪之所得君子，身心未必可以平衡，幸而有园林。儒家思想落实在严谨规整的合院式建筑布局里，老庄强调的生命则弥漫在园林中。

中国历史绵延漫长，园林之嬗变，皆有迹可寻。传说中黄帝有个百兽都来饮甘冽泉水的玄囿（前27世纪）（《穆天子传》），很明显，有皇室就有皇家园囿。囿，园有垣也。一日禽兽有囿。圃，种菜曰圃。园，所以种果也。苑，所以养禽兽也。信史（有文字记载）开始，整个商代值得一记得可不是园林，而是纣王的“肉林”和“酒也”。所以一般园林故事大都从英明有为的周文王开始（前12世纪），他营造的灵囿是人类第一个可以开放给百姓捉雉猎兔的野生公园。与民同乐的时间很短暂，四分五裂的春秋时代，各国都忙于兴建高台，高观重楼，望敌方，望属于自己的一片江山。园囿用来狩猎野兽，操练骑射大于游玩欣赏。

魏晋南北朝，战争和佛道思想一起兴盛，南朝烟雨楼台中，寺寺园林。“登山临下，幽然深远——岩岩清峙，壁立千仞”，“朗朗如日月之入怀——谡谡如劲松下风”。写崇山峻岭，却是形容人的风采，园林景致开始与内在品格相应。这个不稳定的时代，清高的知识分子大多远离是非地，隐逸山居，参禅读书，开田园诗、山水画和山居园林的先河。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那种与世无争的况味便成为了私家园林的新意象。

魏晋的隐逸田园之所以能避过盛唐富贵的色彩，主要归功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这位开山水画南宗的天才诗人，将诗情画意一并写入自己的园林辋川别业里。古代圈地成园那种“且占它一片好江山”的大手笔，到这个时候终于完全洗脱“游牧的记忆”，上升至境由心造的诗意之路。中国古代建筑出现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后世所谓的园林艺术（并非自然艺术），亦在这个时候真正开始。

元、明两代，文人画走到巅峰，上接王维，中国园林已被诗书画熏陶了超过一千年。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的作品每被视为造园的蓝图。崇山峻岭与人的内在品格相应，宋、明著名画家笔下的苍雄山势和一草一木，都成为园林里假山花石造型的蓝本。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园林故事，中国园林最大的特色并不在于源远流长，而是在于文人与园林结下的不解之缘。凿石引泉，编竹为篱，画家、诗人、思想家、政府高官以至帝王都介入工匠建设，正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本色。

“凡士人皆懂造园”，造园者非要有一番见识不可。

（摘自赵广超《中国园林的文人气》，有删改）

汉学大师饶宗颐

钱钟书说他是“旷世奇才”，季羡林说他是“心目中的大师”，法国汉学家说他是“全欧洲汉学界的老师”。事实上，饶宗颐既非学院派，也非西洋派，而是一位受家庭浓厚的文化熏陶、自学成材的大学者。当其他孩子都步入学堂读书的时候，饶宗颐感觉学校的教育并不适合自己，宁愿独自一人躲进藏书楼自学。在父亲的悉心栽培下，饶宗颐打下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根基。虽未获得正式学校文凭，也未曾留学海外，但后来却在海内外二十余所高等院校任教，精通英、法、日等六国语言，还熟知古代梵文、楔形文、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文字，皆得益于他的自学能力。

1949年，饶宗颐移居香港。从1952年开始，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16年，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中国的学者没有地位。但他对身外浮名并不看重，在学术的天地里，自得其乐，满世界留下了脚印。要考证甲骨文，他就出现在日本；想要研究敦煌学，他便去了法国；要研究梵文，他就去印度。

饶宗颐的研究几乎涵盖国学的所有领域，很难把他归到哪一家，他曾幽默地说，“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学者称其“业精六学、才备九能”，他则以“天地大观入吾眼，文章浩气起太初”这样气势磅礴的对联，来表现其开阔的視野和博大的胸襟。季羡林曾评价他最善于发现问题，绝不固步自封，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东西。饶宗颐对国外的考古发掘以及研究成果信息灵通，研究视野无限开阔。他的习惯是每一个问题都要穷追到底，40多岁学习梵文，60岁以后学同样有“天书”之称的希腊楔形文字，这些都是为了能直接读懂最原始的经典，找到最原始的材料和证据。

不少人将饶宗颐与王国维、陈寅恪相比，认为他们在治学上既博且深，在许多领域开风气之先，但王、陈二人皆没有饶宗颐在艺术上的成就。饶宗颐精通古琴，善于诗赋，书画作品更是清逸飘洒、自成一家。有人评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炼，他在技法上已经从心所欲不逾矩，而他的性情与人生观，也圆通无碍地融在画中，使其画作成为了传说中极其罕见的学者画。

对老庄和佛学的参悟，让他对生死有超越性理解。曾有人问及他对王国维的评价，他说王国维是一位了不起的学问家，只可惜未能真正超脱。“一个人在世上，如何正确安顿好自己，这是十分要紧的。”他认为，陶渊明比王国维要明白得多，陶渊明生前就为自己写下了“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挽歌，由人生联系到山川大地，已有所超越。

（摘编自历史研习社《悼念饶宗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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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积极追兔子的人未必能够找到兔子，而我就靠在树底下，当有兔子过来的时候，我就猛然扑上去，我这一辈子也不过就抓住几只兔子而已。

（摘编自饶宗颐语录）

②当时中国的敦煌学已经落后于外国，他暗下决心，一完要好好研究，为国人争一口气。不久他和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共同出版著作《敦曲》，1978年前后他又独立出版《敦煌白画》一书，填补了敦煌学研究的一项空白。

（摘编自中国评论通讯社《先生走好》）

①《渔樵问答》是一首古琴曲。存谱最早见于明代萧鸾撰写的《杏庄太音续谱》（1560年）。萧鸾解题为：“古今兴废有若反掌，青山绿水则固无恙。千载得失是非，尽付渔樵一话而已”。近代《琴学初津》说此曲：“曲意深长，神情洒脱，而山之巍巍，水之洋洋，斧伐之丁丁，橹声之欸乃，隐隐现于指下，迨至问答之段，令人有山林之想。”

②“令人有山林之想”固然不假，但此话并非正解。虽然此曲有一定的隐逸色彩，能引起人们对渔樵生活的向往，但此曲的内中深意，应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及“千载得失是非，尽付渔樵一话而已”。兴亡得失这一千载厚重话题，被渔父、樵子的一席对话解构于无形，这才是乐曲的主旨所在。那么，他们的对话中到底蕴藏了什么玄理呢？

③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北宋一部奇书《渔樵问对》。琴曲《渔樵问答》与《渔樵问对》也许有一定的内在关联。前者通过渔樵对话来消解古今兴亡等厚重话题，而后者则试图通过简洁的对话对世界做出根本性的哲学解释。《渔樵问对》的作者是邵雍，北宋儒家五子之一。邵雍学貫易理，儒道兼通，他毕生致力于将天与人统一于一心，从而试图把儒家的人本与道家的天道贯通起来

④《渔樵问对》着力论述天地万物，阴阳化育和生命道德的奧妙和哲理。这本书通过樵子问、渔父答的方式，将天地、万物、人事、社会归之于易理，并加以诠释。目的是让樵者明白“天地之道备于人，万物之道备于身，众妙之道备于神，天下之能事毕矣”的道理。《渔樵问对》中的主角是渔父，所有的玄理都出自渔父之口。在书中，渔父已经成了“道”的化身。

⑤渔父作为“圣者”与“道”的化身，由来已久。《庄子·杂篇·渔父》中曾记述了孔子和一个渔父的详细对话，对话中渔父对孔子大段阐述了道家的无为之境，孔子叹服，尊称渔父为“圣者”。屈原所著《楚辞》中的《渔父》一章讲了这么一则故事，屈原被放逐后，游于江边，看起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问屈原为何流落于此。屈原回答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因而被放逐到这里。渔父劝屈原该看破世人世事，不必“深思高举”。屈原不听，执意欲“葬于江鱼之腹中”。渔父莞尔而笑，唱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歌子远去。渔父在这里已成为一个欲引屈原“悟道”的先知。

⑥历史上最有名的“渔”的代表是东汉的严子陵，早年他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刘秀很赏识他。刘秀当了皇帝后多次请他做官，都被他拒绝。严子陵却一生不仕，隐于浙江桐庐，垂钓终老。李太白曾有诗云“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清代王士祯《题秋江独钓图》：“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举重若轻，轻描淡写便绘就一幅渔人秋江独钓的胜景。

⑦历史上“樵”的代表则是汉武帝时的大臣朱买臣。朱买臣早年出身贫寒，常常上山打柴，靠卖薪度日，后妻子因忍受不了贫困而离开了他。有人说“樵”有禅意，这种说法待考。

⑧中国自古以来有渔樵耕读的说法。民间的屏风上常画有渔樵耕读四幅图。渔图和樵图画的分别是严子陵和朱买臣的故事。耕图和读图画的分别是舜教民众耕种的场景和战国时苏秦埋头苦读的情景。渔樵耕读是农耕社会的四业，代表了民间的基本生活方式。这四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不同价值取向。其中渔为首，樵次之。如果说耕读面对的是现实，蕴涵入世向俗的道理。那么渔樵的深层意象是出世问玄，充满了超脱的意味。

⑨《渔樵问答》一曲是几千年文化的沉淀。“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尘世间万般滞重，在《渔樵问答》飘逸潇洒的旋律中烟消云散。这种境界令人叹服，然古往今来几人能够？虽向往之，实不能也。

（选自《中国十大古曲赏析》，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