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又有新动向。近日，有关负责人在回答“粤港澳三地定位”时表示：广深港澳四大城市，都可叫做中心城市，同时，它们在功能定位上又各有分工、各有侧重。

在华南地区，只有广州是国家中心城市。广州是传统的华南门户城市，也拥有国际商贸中心的超级定位，更是华南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科教文化中心。目前，无论是在铁路、航空还是航运，广州都排在全国前列。就教育而言，广州共拥有82所高等院校，985、211大学数量，位居全国各大城市前列。广州本专科在校生达到了105万，位居全国首位。深圳的优势在于经济竞争力和科技创新力。近几年，深圳频频刷新综合竞争力榜单，并且超过北上广港四大城市位居全国首位。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深圳最令人瞩目的就是两大定位：全国性经济中心、国家创新型城市。近年来，香港衰落的声音不绝于耳，上海取代香港、深圳超越香港的與论更是热议已久。然而，作为世界一线城市，香港是与纽约、伦敦同等的存在。香港在全球金融、专业服务、资金人才等方面的优势，短时间内仍然难以被超越。粤港澳大湾区对香港的定位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澳门之所以能够位列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核心原因在于：它与香港一样特殊。澳门虽然经济高度发达，但由于体量过小，经济总量并不突出。而且经济结构相对单一，过度依赖旅游业和博彩业，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

（摘编自凯风《官方定调粤港澳大湾区，广深港澳谁是中心城市？》，搜狐网）

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状况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正式岀炉，作为中国第一个大湾区，它会给中囯未来经济发展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网易研究局采访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武常岐。

网易研究局：大湾区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世界上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大湾区，比如东京、纽约、旧金山，粤港澳大湾区相比于世界上的这些大湾区，有什么不同或明显特征？

武常岐：从物流的角度讲，大湾区的好处是更经济，因为还没有一种运输工具比船运，特别是集装箱更经济，这些大湾区的物流、基础设施是非常有竞争优势的。

东京大湾区和粤港澳大湾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日本有1亿多人口，但其中东京聚集了几千万人，事实上东京是日本的经济重心，所以其他城市都相对而言是边缘地带。粤港澳大湾区约有7000万人，但后方还有14亿人作为产业的支撑，所以粤港澳大湾区其实是整个经济的攴撑和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和旧金山大湾区也不太一样，因为旧金山大湾区实际上是IT产业聚集地，产业相对来讲自成一个小体系，结构较为单一。粤港澳大湾区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和纽约大湾区有点相似。因为纽约也是美国经济和金融中心，而且纽约传统产业一直发展得不错，钢铁等制造业实力都比较强，这点与粤港澳大湾区比较相似。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粤港澳大湾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贸易上来说，粤港澳大湾区有一个显著优势，就是大湾区内部有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从创新上来说，对粤港澳大湾区来讲，人才是未来发展的关键，香港很注重人才培养，投入很多资金建设一流大学，比如香港科技大学等。《粵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应该更加强调人才的作用，我比较担心人才不足的问题。

网易研究局：粤港澳大湾区是否有足够的融资能力支持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对于初创和中小企业来说，盈利能力尚不明确，通常很难从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融到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武常岐：我觉得扶持小企业这个概念是不对的，应该扶持成长型企业，就是要扶持有成长潜力的企业，这就不是需要银行资金去解决，而是需要创投、私募、天使投资，一旦企业成长起来，银行自然会给它们借钱。

当然，这是理想状态，因为做私募和风投还是需要人才，目前这些专业人员还是比较紧缺。市场不是缺钱，而是缺做市场运营的专业人才，特别是新的金融市场形态的人才，去把钱用活，投到该投资的地方。

（摘编自杨泽宇《北大武常岐：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应更加强调吸引人才》，网易研究局）

给“书虫”当夫人

“书虫”是我母亲送给我先生的雅号，他敬受不辞。说他是“书虫”，自然与书有缘。先生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研究逾卅五载，家中藏书少说也有两万册。当我们还住在旧居时，已是书满为患，但先生视为珍宝，待若上宾，并且任其喧宾夺主，几乎占领了家庭所有领土，连电视对面的沙发上也常常堆满了书，于是吾家有电而无视久矣。好不容易盼到迁移新居，“分居”的书籍终于统一归置到顶天立地的大书架里了，我还特意给先生买了一张非常宽大的写字台，好让他有个宽松、舒适的读书写作之地。然而好景不长。不知觉之间，写字台四周又摞满了书，形成高高矮矮的“书笋”，光洁的台面不久也被各种书稿覆盖，连喝水杯也没有容身之地。对此“惨”状，我实在目不忍睹。一日趁他外出，我花了两个小时整理写字台，自以为替他办成了一件好事。殊不知，我的整理反而打乱了他的秩序——他按照自己的习惯去找东西，可东西已经被我变乱了“东西”，他找不到，便自嘲道：“看来我这是‘意识先于存在’。”见此问题已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我从此不敢再替他整理写字台了。

先生的藏书不仅耗尽了他大半生的积蓄，也耗去了他大半生的时间。从日出到日落，从周一到周七，从春夏到秋冬，只要他在家，除了吃饭、睡觉，便可以不挪窝儿地读他那些永远读不完也永远读不厌的书。母亲关于“书虫”的灵感大抵由此而来。即使是旅行途中，他与书的关系也难以“离间”。记得有一次他与几位同道乘火车去外地开会，我特意买了一副扑克给他带上，供他们一路消遣。出差回来他连声向我道谢。原来他一上车，便把扑克送给别人玩，自己却借此抽身去读书了。我曾经问他：如今商海大潮汹涌澎湃，读书人是否知道钱多的好处、生活享受的乐处？他抬头望了望我，不无歉意的说：“知道，怎么不知道。可我们这一代起码被耽误了十年读书和研究的时间，只有全力拼命赶才行啊。”说完，仍埋头读书。从此，我也不好再用这样的问题为难他了。有时，看到一些商界朋友“妇唱夫随”，双双出入于各种消费与娱乐场所，我也不免有点失落。但有一点，我心里是笃的：我的这位仁兄决不会有外遇，只要他有书。为了节省一切时间来读书、研究，他甚至不愿装修新居，说是装修好了，就得打扫、维护，时间花得太不值，末了还引经据典道：“这就叫做‘不为物役’。”我只好无可奈何地回他一句：“但为书痴。”

先生读书破万卷，但自己的论著并不很多。与那些著作等身的学者相比，他不算高产。我有时嗔轻他动作太慢。可每当我看到他那些写得一丝不苟的手稿，读到那些像他的人品一样不容置疑的文字时，我不能不心悦诚服。说来，我的先生既不风流倜傥，也非有钱有势。当初吸引了我、使我心甘情愿以身相许的，正是他那些写得工整隽秀而又朴实无华的情书。现在我常常是他的文章的第一读者。他总是谦虚地说想听听我的意见，于是关于他的或者别人的作品的讨论便成了我们之间交流最多的内容。有时我也会不经意地把自己工作中的酸甜苦辣说给他听，他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很少插嘴，只是在重要问题上才发表些意见。起初我奇怪他何以那样吝于言辞，后来才悟出他准是把我念叨的一切也当成书给“吃”了下去。而我则在向他倾诉之中审视了自己，赢得了自信。

（取材于肖融《给“书虫”当夫人》）

材料一：

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说：“在我的一生中，我见证了社会深刻的变化。其中最深刻的，同时也是对人类影响与日俱增的变化，是人工智能的崛起。简单来说，我认为强大的人工智能的崛起，要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事，要么是最糟的。我不得不说，是好是坏我们仍不确定。但我们应该竭尽所能，确保其未来发展对我们和我们的环境有利。我们别无选择。我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本身是一种存在着问题的趋势，而这些问题必须在现在和将来得到解决。”

中科院院士张钹认为：人工智能与人类不一样，它不会举一反三，更不会“知其所以然”。使用这样的人工智能系统需要十分小心。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机器通过“黑箱”学习(深度学习)方法取得的智能，由于与人类认知行为存在根本差异，因此也将带来潜在的风险。智能机器不是代替人，而是要协助人做好工作。人和机器各有优势，要互相了解才能实现人机协作，但人还是人机关系的主导者。依照这种思想，才可能将人工智能引向人机合作的发展道路。

(摘自《教育家》)

材料二：

 (选自“搜狐科技”）

材料三

虽然人工智能发展很快，人工智能学术进步，一些人工智能拥有深度学习算法，拥有较强的语音识别和图像识别能力。但是人工智能还不能真正地理解我们所看、所说、所思、所想，就像个弱智。所以说，人工智能的发展面临瓶颈，如何让机器拥有常识，熟悉我们的思维世界，这将是一项技术难题。

现在的硬件技术发展可以说相当迅速，但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还没有普遍使用机器人助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关软件技术的不成熟，使得机器缺少一个系统性的思维过程去指挥复杂的组织结构。

我们知道只要是人设计出来的软件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漏洞，人工智能也不例外。这样会导致黑客的攻击行为，通过使用各种小把戏来欺骗人工智能。而且这种漏洞一旦被居心叵測的人发现，这家伙就会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破坏行动，后果可想而知。

在2017年的网络入侵防护系统机器学习会议上，人们就在讨论如何将人工智能技术控制在安全和人类伦理道德范围内，换句话说，就是让人工智能成为一个“好人”，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在关键行业能起到公正的决策，就是如何让人工智能保持美好的一面。

(摘自“云博汇物联网”)

材料四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建议，应制定《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纲要》，有序制定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准则。采取“政府主导、专家主体、公众参与、社会协同”方式，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安全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环节和应用场景，明晰不同主体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制定有关的政策、措施和法規、标准，划定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的边界。

“对人工智能的科研人员，也要进行知识普及，用伦理道德加以约束”，张妍说，“在市场推广和应用环节，还要建立安全评估和市场准入机制。”

除了伦理和法律，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还在建议中指出，应该加快科学普及。

神化人工智能，会让公众产生不必要的恐慌；贬低人工智能，又让公众对人工智能不敢信任。做好科普和引导，消除误解，才可让人类与人工智能和谐相处。

“人工智能是造福还是为祸，核心就是要看社会法律体系能否迅速健全，在法律体系框架下，人工智能伦理和人文引导能否到位。”刘庆峰强调。

(摘自《科技日报》，2018年3月20日《有了安全边界，人工智能才能有序发展》)

一切爱的形式都以博爱为基础。我指的博爱就是对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责任感，关心、尊重和了解他人，也就是愿意提高其他人的生活情趣。这也是《圣经》里提到的一种爱的方式：爱他人应如爱己。博爱是对所有人的爱，其特点是这种爱没有独占性。如果我具有爱的能力，我就会去爱我周围的人。在博爱中凝聚着同所有人的结合，人的团结和统一。博爱的 基础是认识到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同人共有的核心相比，人与人之间在才能、智力和知识上的差别微不足道。要了解这种人共有的核心，必须要深入了解人，而不是停留在表面。如果我只看到一个人的表面，那我看到的主要是使我和他分开的差别。如果我了解到他的本质，我就会看到我们的共性，我们是兄弟这一事实。这样的一种核心对核心的关系——用来取代表面对表面的关系——是一种“中心关系”。西莫尔•魏尔曾经很优美地表达过这种关系：“同样的话可以是很一般的，也可以非同一般，这要按说这些话的方式而定。说话的方式则取决于这些话发自内心的深度，而不取决于个人意志。在双方息息相通的情况下，这些话会触动对方相等的内心深度。所以一个有能力区别的人就会听得出来这些话的分量究竟有多大！”

博爱是同等人之间的爱。但虽然我们是同等的，事实上也往往不完全“同等”，因为我们是人，所以需要帮助。今天是我需要帮助，明天也许是你。有这种要求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弱小，另一个人强大。弱小是一种暂时状态，而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的能力是普遍的持续 状态。对需要帮助的人，对穷人和陌生人的爱是博爱的基础。爱自己的骨肉不足为奇。每个动物都爱自己的后代并照料他们。软弱的人爱自己的主子，因为他靠主子为生；孩子爱自己的父母，因为他需要他们。只有当我爱那些与我个人利益无关的人时，我的爱情才开始发展。在《旧约》中，穷人是人爱的中心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不仅是穷人，还有陌生人、寡妇、孤儿、民族的敌人、埃及人和伊多姆人。在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产生同情的过程中，人开始发展他的博爱。在爱自己的同时，他也爱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爱那些虚弱和惶恐不安的生命。同情包含着了解和认识的因素。在《旧约》里这么写道：“因为你们了解异乡人的心，因为你们也曾在埃及当过异乡人……所以你们也应该热爱异乡人！”

（摘编自弗罗姆《爱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