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作为一种媒体信息。本应有助于人们了解事情的真相，如信息论的提出者香农就曾把信息定义为“不确定性的消除”，然而信息也会增加人们对真相认识的不确定性。尤其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摆脱这种困境?除了优化信息环境外，更现实的途径是提高受众的新闻素养。

在信息时代，批判性地解读和使用媒体信息应是社会成员的基本技能。为什么在今天要特别强调受众的“新闻素养”?这是由新闻的性质和当今新闻的发展趋势决定的。新闻是帮助公民自治的必要信息，和其他出于私人利益或兴趣而获得的信息不同，它关乎社会群体的公共利益，最终会影响私人生活。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商业文化的介入、新闻发布门槛的降低，新闻与评论、娱乐、宣传的界线不再像从前那样清晰，“准新闻”甚至“伪新闻”层出不穷。

新闻受众应该提高自己的新闻辨别能力，对不同的信息设置不同的警惕值，这样才能使自已变得明智。如何批判性地解读新闻?受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报道有无确切的?可靠吗?二、报道的内容完整吗?是否包含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经过等要素?假如不完整，原因是什么?三、报道者提供了什么证据?这些证据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四、这则新闻除了报道事件外，是否还有其他意图?

有人认为受众都是愿意看到真相的，他们欠缺的仅仅是辨别能力，然而现实中相当多的受众首先欠缺的是寻求事实真相的意愿。如果说从前的新闻受众在接收信息上缺乏自由的话，那么现在的新闻受众更多是被诱惑，把有限的时间用于关注娱乐新闻，而最危险的是在被抑制和被诱导中养成的对事实真相无所谓的态度，要么是“你知道了真相又能怎样”，要么是“根本就没有真相，一切都是阴谋”。前者导致老于世故地配合做戏，后者导致愤世嫉俗、拒绝相信一切。

还有一些人尽管有寻求事实真相的意愿，却习惯于把常识当成真相，或者以常识为标准来判断事件是否真实。常识是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能帮助我们迅速作出认知，提高判断效率，在生活中必不可少。其实常识并不意味着就是对事实真相的认识，常识往往受到特定观点和具体经验的限制，因人而异、缺乏普遍性和稳定性，有时会遮蔽事实真相。把常识推上神坛，会走向主观先行和反智主义的极端。因此，有必要对常识保持警惕。

我们生活的时代，受众越来越多地拥有制作和发布新闻的机会，所以，仅仅强调受众解读新闻的能力和追求真相的意愿其实是不够的，还应该提高受众参与新闻生产的能力，提高他们所生产的新闻的质量。从新闻业的发展来看，无论对新闻受众还是对新闻工作者，这可能都有更大的价值。

材料一：

央行数字货币已经进行了五年的研究，现在其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数字货币最早诞生于密码爱好者社区。密码爱好者提出了关于新型电子货币的构想，“这种货币将有无法追踪的匿名特征”且“政府的作用被排除在外”。从货币角度，数字货币仍具备信用货币属性，是一种基于大众对算法技术的信任和社区的广泛接受而人造的信用货币。从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私人数字货币在没有政府信用作为强制要求的情况下，更类似于黄金等商品货币，在不同国家的监管和法律框架下，具备不同层次的货币功能，法定数字货币才真正具备信用货币的全部特征和功能。

什么是央行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就是指中央发行的数字货币，属于央行负债，具有国家信用，与法定货币等值。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前所长姚前曾把央行数字货币喻为“金融科技皇冠上的明珠”。他说，央行数字货币对未来金融体系发展影响巨大。

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应用具有非常高的契合度。区块链可以建立一个分布式的总账，登记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这样，原来的银行存款和数字货币就可以被打包放在一个数字钱包里面，这对于央行以往的信用体系来说是颠覆性的变革。麦肯锡报告指出，区块链技术能够将B2B跨境支付结算中的交易成本从每笔约26美元下降到15美元，到账时间从2—3天缩短为准实时。与传统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系统相比，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货币的快捷性、安全性、经济性给支付结算业带来革命。

（摘自《清华金融评论》2017年第4期《法定与非法定数字货币的界定与发展前景》）

材料二：

比特币是最负盛名的数字货币，除此之外的加密货币林林总总数以百计，其中最近令监管机构比较担心的是Facebook公司今年6月提出要创建数字货币Libra，监管担忧Facebook有能力利用其先进技术和庞大的客户群体，来创造一种会对国家主权构成挑战的货币。而政府推出的官方数字货币仍屈指可数，包括鸟拉主发行的e-Peso、瑞典计划今年启动发行电子货币e-Krona试点等。和比特币这类数字货币对比，中国央行的数字货币将是中心化的，这与区块链和比特币的“去中心化”存在本质区别。即央行对数字货币有唯一的发钞权，资金流转方面央行可以知道自己的货币流转情况，而比特币有机器就可以造币，并且是匿名的。

（摘自杨东《Libra：数字货币型跨境支付清算模式与治理》）

材料三：

中国为什么需要数字货币？即便是电子支付十分发达的中国，在账户服务和通信网络覆盖不住的地区，民众对现梦的依始程康柄然很高。而意图打造推行数字货币，自然是剑指纸钞和硬币在流通过程中存在的缺陷。例如其发行、印制、回笼和贮藏等环节成本较高，流通体系层级多，携带不便、易最物害”层名不哥控。而且存在被用于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风险。

此外还有一层未被道政的质因那就是在教字背币尚未有统一标准而全世界都大力研究的情况下，中国央行的先行先试有可能在统一标准上路下自己的印记，避免人民币在未来的世界货币体系中继续登制手人。正如中国史行研究局局长王信所言，“货币的背后是利益、权力、政治、国际政治、外交。”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就预计，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加国际化、全球化的一种货币，是一种强势的货币，导致主要货币和它产生兑换关系。

（摘自焦成焕《数字货币属性及发行实践研究》）

材料四：

相对于比特币的匿名，央行的教字货币希望在像现金一样易于流通的同时，还能实现可控匿名，如何保护使用者隐私就成为万众关注的问题。如穆长春指出，央行数字货币要在保证交易双方是匿名的同时保证三反（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这两个之间要取得一个平衡。央行副行长范一飞此前在文章中称，央行可要求相关机构报告大额及可疑交易，央行还可以对其设置每日及每年累计交易限额，并规定大额预约兑换；甚至在必要时，可考虑对央行数字货币的兑换实现分级收费。

在广衰的中国疆域上，尤其是边远落后地区，推行的时间和成本也是一个问题。而如果中国央行推行的数字货币仅替代现金而不能替代存款，其国际化的空间恐怕亦很有限。

而且，数字货币利用的是网络效应。如果从网络的角度来看，基本上全世界的互联网或者大数据都是美国为主，它的技术、实力、规模，以及由此产生的引领性和主导性是很强的，用数字货币来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摘自陈佳《人行数字货币：国际货币体系的突破口》）

无丑不成戏，无丑亦不成班。然而世人以为丑角不入行，连配角都算不上，不过是插科打诨而已。其实不然，丑角的唱念做打皆有独到的功夫，且无不有绝妙的特定程式。至于丑角的意义，司马迁在《史记》中专写《滑稽列传》，并在《太史公自序》中认为俳优“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故而“谈言微中”“谈笑讽谏”，进而“合于大道”，体现了古之“优谏”精神。

丑角的历史恐怕要比“正角”久远得多。戏曲的雏形源自西周乐舞和秦汉百戏，其中包括民间杂耍。所谓秦之“侏儒”，汉之“俳优”，唐之“巷鹘”，元明之“丑”，显现了丑角演变的轨迹。其中，丑角戏在盛唐才渐至巅峰。这是因为唐明皇李隆基多才多艺，洒脱好玩，还亲自操刀写曲本，如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即为玄宗对“胡部新声”加以润色而成；他还时常充作鼓手琴师，更喜欢粉墨登场，嗜演丑角。

唐代的“梨园”原为长安光化门北禁苑中与枣园、桃园、樱桃园并存的果园，李隆基常在此请李龟年、雷海青、黄旛绰、公孙大娘、李仙鹤等名伶演戏，剧种有全能戏、歌舞戏、参军戏和傀儡戏，兴之所至少不了也“客串”一把，后来干脆创办“梨园”戏班，开教坊，封伶官，设“坐部伎”“立部伎”，自称梨园“崖公”，“梨园”遂成戏曲的代称并风行起来。

很多人认为唐玄宗喜演丑角，不过是为逗杨贵妃开心罢了。这未免太小看大唐雄主的气魄。在笔者来看，唐明皇敢演且擅演与皇上身份完全相反的丑角，源自他不同凡响的喜剧精神和器量，其胸襟、气度，无不与博大包容的盛唐精神相匹配，足可傲视古今。众所周知，现实世界拥有严酷的、森严的等级秩序，朝廷拥有铁定的无上权力，芸芸草民只能被动地服从权威、教条和禁忌。

然而人类并不满足于铁定的现实世界，仍需要戏仿的、自由的虚拟世界，帝王也不例外：一则想象彼岸世界以寓存死后的灵肉——皇陵不过是它的投影而已；二则纵情艺术世界以欢娱精神——音乐、绘画、舞蹈和戏曲，无不成了他们戏仿的艺术形式。

丑角“乔作愚谬之态，以供嘲讽”（王国维语），要么自嘲，要么讽世，必有不惧出“丑”的戏谑胆量和讽喻智慧。一国之君哪怕是在禁苑梨园演丑角，其个性、气度和胸襟也是极罕见的。

后世丑角的特权和戏班的规矩，譬如丑角脸谱也源于盛唐：一国之君扮演丑角被认为有失皇威，于是演出时在其面部挂上玉片以遮掩，此后丑角脸谱即勾画“豆腐块”以代之。又譬如戏班唯丑角为大；大衣箱、道具箱不得随便坐，只有丑角可坐；丑角没勾画脸谱，其他演员不得化妆；赶庙会唱戏，戏班子要向“戏祖神”（唐玄宗被奉为“戏祖神”）磕头跪拜，丑角可免，等等，皆与唐明皇演丑角有关。

（节选自《财经》2016年第34期苍耳《丑角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