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制国家的形成

①汉朝被称为“礼制国家”，荀子的礼治论对此发挥了巨大作用。

②司马迁《史记·叔孙通列传》记载，汉朝建立后第五年，由于国家的创立者刘邦本身并非出身自王公贵族阶级，年轻时没有机会参与任何战国国家或秦朝的朝廷仪式，又因嫌厌繁琐的法规，刚成立的汉朝在皇帝出席的场合，也缺乏适当的国家仪礼。再加上汉朝的诸侯、廷臣，大多数都以战功出身，他们也不知该如何在朝廷内举动进退。因此，每逢朝廷群臣聚会，他们常出现“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丑态。

③刘邦越来越厌恶朝廷的无秩序状态，此时原为秦臣，后来投降刘邦的儒者叔孙通，察觉到刘邦受不了这样的状态，遂建议刘邦：以长乐宫落成的纪念仪式为机会，建立严格的朝廷礼仪。刘邦答应了。于是，叔孙通在他一百多位门人之外，还征求鲁国三十位儒生，为刘邦准备一场壮观又严肃的礼仪。到了当天，在整场礼仪进行的严肃气氛中，“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一些仍然闹事的大臣立刻被御史拉走离场。如此，诸臣“竞朝置酒，无敢谨哗失礼者”。

④典礼结束之后，刘邦在喜悦之际不禁喊出：“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刘邦原来痛恨儒者，然而此次机会却完全改变了刘邦对儒学的看法。也就是说，借着此次机会，刘邦完全体会到能否建立“礼制”，将会是稳固汉朝皇权之关键。此时也注定了汉朝儒学“国教化”的命运。“礼制国家”的蓝图并非叔孙通发明的。

⑤那么，这个蓝图的制作人又是谁呢?

⑥从叔孙通的时代过了七八十年，在司马迁写《史记》时，他阐述统治天下的八种纲要。这八种大纲按顺序分别为“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礼”被安排为其首，显然便代表在司马迁的脑海里，“礼”就是汉朝之存续与建立最需要的种原理。甚至如其开头所宣扬，认为“礼”为“宰制万物，役使群众”的“美德”，“礼”不但是每个人个体生存的最高规范，同时也是将秩序与安宁带给整体生物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原理。这应该是司马迁将“礼”列为八纲之首的原因。

⑦在司马迁的思考中，“礼”具体的功能是什么呢?《史记》“八书”的“礼书”，首段赞扬“礼”的重要，第二段叙述礼制从战国时期到现在（即汉武帝）的整个过程。接着，以剩下三分之二的篇幅，说明“礼”的意义与内容，而这部分的论述竟几乎都可在《荀子》中找到。事实上，在没有直接摘录《荀子》的前面三分之一的内容中，若我们考虑第二段所叙的，从秦朝到汉朝历代皇帝间礼制的演变是荀子逝世之后发生的事，再扣除整篇前后有一些司马迁本人对“礼”的重要性发的感叹，司马迁关于“礼”功用的论述基本上都是依《荀子》的内容写成。如果《史记·礼书》中的内容能代表汉朝礼制的理论依据，那么我们可以进而推论：汉朝礼制的原理就是来自《荀子》的礼治论。

⑧由于汉朝逐步引进礼制，后来的王朝也仿效汉制，故礼制奠定了中国社会和国家运作方式的基础，并延续了两千多年。不仅如此，荀子礼治论具备超过“一王朝”“一国家”的框架视野，涵盖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生存方式，这让“礼”的重要性不因汉朝的消失而减缩，反而让中国知识分子透过不同的礼制论重新表述“礼”的重要性。只是荀子在此方面的莫大贡献被逐渐遗忘了。

①古典诗歌欣赏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情景上，情景作为核心范畴，很有中国特色。古典诗论之所以这样重视情景的关系，表面上看，是由于诗歌往往作为现场交往的手段，自然景观和人事关系都在现场引发，现场感决定了触景生情和即景抒情。往深处探索，这里似乎还有和中国的绘画一样的美学原则，那就是把重点放在人和自然的和谐上，在天人合一深厚的基础上，建构出情景交融的“意境的诗学范畴”。

②现场感的“感”，一方面指所感对象是景物，另一方面指所感主体是人情。但有些诗评家却常把两者绝对割裂开来。如宋诗评家范晞文，在具体分析文本时，往往把律诗对仗句的情景机械分割为“上联景，下联情”“上联情，下联景”之类。个中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传统的诗学理念中片面强调真和实，便不免将之推向极端。至于机械地把“真”和“实”联系在一起，就更加僵化了。在这一点上，连王夫之也未能免俗。他把景钉死在“实”上，也就是现场感上。他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这就把景观的“真”变成了现场亲历的“实”。

③对这个理论上的偏颇，许多诗评家长期含而混之，只有清代的黄生提出挑战：“诗家写有景之景不难，所难者写无景之景。”“有景之景”，写五官直接感知，因情绪而产生变异感，这是常规现象。而“无景之景”乃不见之见，变不见为见者，情也。后来，清人乔亿提出了一个与王夫之的“目接”相反的范畴“神遇”，可以说为黄生的“无景之景”寻到了原因。“景有神遇，有目接。神遇者，虚拟以成辞……”这个“神”隐含着诗的虚拟、想象，由情而感的自由。

④“神遇”是想象的，有可能不定具的，其感染力从何而来呢？早在明朝，谢榛就提出与写实相对的“写虚”，认为诗人的功夫就是在虚实之间“权衡”。实际上，就是说写实与写虚的对立并不是僵化凝固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他认为贯休的“庭花濛濛水冷冷，小儿啼索树上莺”，“景实而无趣”；而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景虚而有味”。

⑤在汉语中，实和真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而虚则和假联系在一起。怎样才能避免由虚而假，达到由虚而真呢？元好问曾经提出，虚不要紧，只要虚得诚就是根本。实际上，诗人无不自以为是诚心而发，可是事实上，假诗还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乔亿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有了突破。这个突破首先体现在理论范畴上。一般诗话词话，大都从鉴赏学出发，而乔亿却从创作论出发，从创作过程、从难度的克服来展开论述：景观万象已经给前人写光了，经典的、权威的诗语，已经充满了心理空间。怎样才能再虚而不假，虚而入诚呢？乔亿提出“同题而异趣”，也就是同景而异趣。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找到自我之心与他人之心的不同，即使面对的是相同的景物，“斯异不同”，诗文才会有无穷的魅力。

（摘编自孙绍振《古典诗话情景矛盾中的宾主、有无、虚实、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