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用作神祇义，在周初史料中已相当普遍。据顾立雅统计，《周易》中有八次；《诗经》中有一百零四次作天神意，而“帝”或“上帝”只有四十三次。《尚书》的“周诰”十二篇中，“天”为神祇义，出现了一百一十六次，而“帝”或“上帝”只出现二十五次。顾立雅选用的金文中，天凡见九十次，“帝”或“上帝”只见四次。金文中“天”字，大部分（七十七次）用于天子一词中，三次为皇天君或天君。纯作“天神”之义者仍四倍于“帝”出现的次数。

由自然的天发展出的“天神”，其性质当然不能与祖宗神的“帝”相同。脱开祖宗神型的“天帝”，以其照临四方的特性，如前文所引《诗经》诸例，是公正不偏的裁判 者，决定地上的统治者中孰当承受天命。傅斯年在《性命古训辨证》中，举《周诰》《大雅》的“天命 靡常”观，称之为人道主义的黎明。《周诰》之可信诸篇，发挥商丧天命，周受命之说甚详，反反复复不外说明商先王何以保天命而商后王又何故失天命，以及文王何以又集大命于其身。 一方面 告诫殷遗，一方面勉励周人，使知创业艰难，守成也须兢兢业业。《酒诰》则更由夏、殷交替为例， 引申出天命惟在民命的历史法则。 傅斯年以为周人倒并不只以天命为宣传，而对自己子孙及百 姓也谆谆告诫，要他们明白一切固保天命的方案，皆在人事之中。傅斯年归纳《周诰》理论，“凡求固守天命者，在敬，在明明德，在保人民，在慎刑，在勤治，在毋忘前人艰难，在有贤辅，在远佞人，在秉遗训，在察有司；毋康逸，毋酣于酒，事事托命于天，而无一事舍人事而言天，祈天永命，而以 为惟德之用”。

这一人道主义的萌芽，一方面肯定了“天”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肯定了“人事”的作用。从此以下，中国的朝代更易，必须引征天命。然而，“天不可信，我惟宁王之德延。”（《尚书》）“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酒诰》）则又将天命归结为人主自己的道德及人民的支持程度了。 这是中国天命与民意结合的开始，迥异欧洲中世纪时王权来自神意的观念。

这一思想上的大革命，当可称为中国文化演变中一个极重要的事件，不仅安定了当时，而且 为后世儒家政治哲学开了先河，为中国的政治权威设下了民意人心的规制与约束。

（摘编自许倬云《周人克商：中国”天命”与民意结合的开始》，有删改。）

让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

许宁生

当前，我们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之中，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中，人工智能正在大放异彩。

人工智能有着改变社会的巨大潜力。放眼当下，人工智能正有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智能化水平，有效增强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能力；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必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但也要看到，传统人工智能主要依靠机器学习算法，通过计算机强大的运算能力对大量数据进行抽象和总结，转化为一类特定的计算模型，最终实施在特定的应用中。传统人工智能这一运行模式也带来一些问题：知识引导方法长于推理，但是难以拓展；数据驱动模型擅于预测识别，但其过程难以理解；策略学习手段能对未知空间进行探索，但其依赖于搜索策略。可见，如何有效发挥数据驱动人工智能与知识引导人工智能的各自优势，是当前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难点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脑科学和类脑智能研究成为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和热点。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实现人工智能普适化，将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重大影响。

人工智能涉及范围极广，需要多方参与、共同努力。全面了解大脑机制和功能更需要长时间的探索，这种创新往往需要高度专业性和长时间的储备与积累。对于我国来说，尤其需要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脑科学和类脑智能研究要以提升自主研发能力为目标，以既有资源禀赋和研发优势为主攻方向，以“双一流”交叉学科建设和跨学科人才梯队培养为抓手，实现未来人工智能领域的重大原始突破，进而利用类脑智能技术推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第二，要做好相关人才培养工作。近年来，包括我国在内，不少国家高度重视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以提升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创新能力为主攻方向，构建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高度融合的特征。贯彻落实这一发展规划，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很高要求。当前，推动脑科学、类脑智能、人工智能发展，需要大力建设人才队伍，为相关科研提供人才支撑。

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是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从全球治理到社会生活，从国家发展到家庭建设，都将因这一领域的创新而发生重大变革。需要指出的是，技术只有与情感、伦理等人类最朴素的需求相结合，才能迸发出真正符合人性的创新点。只有这样的创新才是正向的创新，只有这样的发展才能促进人类生活更加美好。如何处理好人工智能在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政府治理等方面提出的新课题，既是时代之问，也需要时代之答。

（摘编自2019年1月8日《人民日报》）

常州：名士部落的千年文脉

叶舟

随着南北朝时期大量北方文人南迁，常州第一个文化繁荣时代开始到来。唐代杜佑在《通典》中称：“永嘉之后，衣冠违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常州作为萧氏故里，成为南朝齐梁文化的发源地和中心。齐梁广博的学术风气及“颇采华词以饰经说”的研究风格在常州后世的学术传统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而萧氏家族的众多文人和一部泽被后世的《昭明文选》又一同构成了常州文学史第一个璀璨的高峰，奠定了常州文化中对艺术和美的重视的因子。

隋唐以来，伴随着城市的繁荣，常州吸引了更多的文化人南迁，城市文化在吸收外来养份后迅速成长，人文日盛。唐肃宗至德年间，任常州刺史的李栖筠创办了常州历史上最早的府学，宋嘉祐六年，陈襄重建常州州学，在此读书的学生超过一千人。据学者贾志扬统计，宋代常州籍进士共700余人，名列各地前茅，从此常州籍进士数量历代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宋代的常州虽然科举兴盛，但是如果没有杨时和苏轼，常州的文化也许会是另外一个走向，他们两个人从不同道路出发，奠定了常州学风相辅相成的两极。杨时退居常州、无锡十八年，聚徒讲学，阐述理学，成为儒学南传的枢纽人物。他创办的龟山书院不仅是未来东林书院的前身，其思想也一直延续贯穿到了东林时代。苏轼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逝于常州，常州成为东坡魂系江南的终老之所，据《苏轼年谱》及其他史料记载，苏轼一生出入常州多达十一次，常州人认为苏轼“出处穷达，三十年间，未尝一日忘吾州者”。苏轼和杨时的文化精神奠定了常州文化日后最重要的根基，在家家重诗书、户户重教育的基础上，使得常州的学术在日后迎来了全盛期。

明代学者唐顺之的出现标志常州学术文化走向成熟。正如美国学者艾尔曼所言，唐顺之与其同时的薛应旂，经其子唐鹤徵和薛应旂之孙薛敷教，与晚明最有影响的文人社团东林党形成学术联系，此后则又借助家族血缘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网络，形成地方知识传统，绵延而至清代的常州学派，形成明清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的学术渊薮之一。

清代常州学者、作者、画家辈出，先后形成了多个学术流派。群星灿烂的常州文化精英以血缘、地缘、学缘为基础凝聚在一起，这种地域观念和群体意识表现在学术文化上，便呈现出了鲜明的个性色彩。常州学派在朴学当道的时候，另辟蹊径，将经学研究与现实的政治结合，成为学术界面对社会危机的应变之学和变革之学。阳湖文派同样强调博涉多通，在创作风格上讲究气势与文采兼擅之美，不过分拘泥于文体，强调作者的个人风格，为中国散文走向近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梁启超称常州学术是“想在乾、嘉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曾经有人说常州人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戆直”，大抵是迂愚而刚直之意。当这种戆直浸润了经世致用的意蕴时，更显得正气满满。“危时守所学，乱亡守孤城”，正是这些独立的思想和灵魂，才闪耀出人性的崇高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