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生死

安巧林

读屈原和司马迁的故事，是在儿时。儿时读历史，不知“史是史，我是我”，总把自己比将进去；遇此情境我当如何?但正是这种类比，却凝睇着一种世界观的奠基。这种思考，一直没有离开过我。它令我出入古今，给我一生的精神滋养。

我深信，这种思考并非我一人独有。某种程度上，历史是为这种思考存在的。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地活在那些杰出的生里，亦活在那些杰出的死里。五千年积淀的，绝非只是出土的竹简，而是这中国式的生命。

同是中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杰出人物，为什么屈原与司马迁，一个要死，一个却不惜带辱而活?这个问题从儿时就萦绕着我。

后世一直将屈原定位为“爱国诗人”。我以为，这忽视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后人出于不平，以为楚国那样的昏君，不值得屈原去尽忠和报效，焉知“政治”也是一种“理想”。政治家与政客的不同，正是由于前者是别无选择地献身，后者却是投机的。身为“楚臣”，他不能承受楚国亡国的事实。

仅作为一个“诗人”，即令“国破山河在”，亦不必去死。诗人以“诗”爱国和救国。他可以行吟，可以留作“薪火传人”。但三闾大夫必须沉江。屈原的这种“相始终”的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失败时唯一的选择。他把政治的责任放在“诗人”之上。这才是屈原对自己的定位。

冯友兰先生说过，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西方没有的精神，这就是当一个人认为他不能拯救国家时，为了不在内疚中偷生，便选择赴死。这就是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中，在寡不敌众的时刻，会有那么多的中国将士“以卵击石”的壮烈行为。

屈原是不会等到敌国军队侵入受辱而死的。羞辱他就是羞辱楚国。他要选择死，一种自由的高尚的独立的死。“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他悲吟着，高歌着，在汨罗江畔饱览他所挚爱的山河大地，从容如归地赴死。

我们何不理解为：屈原是在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后，紧紧地拥抱着诗的理想而去的。

这死，亦是一种决裂，与以往从事的“政治”决裂，与终生所爱的诗章同归。这是历代美的理想之追求者的最好结局。

中国古人发明了一个伟大的词———视死如归。“浩气还太虚”，回归自然。中国人承认自己是从自然中来的。精、气、神为天地所化。死，是将这从大地而来的浩然之气归于造化它、养育它的泥土和流水。

死，可以明志；生，却可以践志。 当死临到司马迁的头上时，他选择生。一种令肉体与精神，令自己与亲友都极度痛苦的生——接受宫刑。 司马迁身为史官，只因他出于公正之心，为李陵辩护，开罪于皇帝。假如就为此而死，亦不失为一位直谏烈臣。

但司马迁为自己规定的人生使命却不是仅此而已。他要完成千古史记。司马迁此举引起了当朝的监视与怀恨。这明明是一种冲破思想牢笼与真相禁锢的叛逆之举!

《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是以正义与善恶观来创作的，充满人性及文化激情的作品。 因而能超越政治变迁，虽物换星移，却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光。《史记》之功，可谓“再造”了中华民族。

祖宗给了我们一个清明节。清明时的中国，生人走到死界边，冥冥之中的灵魂也来与生人相逢。 中国人，不只是活在自己不到百年的小生里，还要活进五千年的历史里，活进无尽的未来中，这使得中国人“精神上的人生”比肉体人生更为漫长和浩淼。

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

史铁生

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徐志摩这句诗未必牵涉生死，但在我看来，却是对生死最恰当的理解，作为墓志铭真是再好不过。

我正在轻轻地走，灵魂正在离开这个残损不堪的躯壳，一步步告别着这个世界。这样的时候，不知别人会怎样想，我则尤其想起轻轻地来的神秘。

生我的时候天降大雪。一天一宿罕见的大雪，路都埋了，奶奶抱着为我准备的铺盖趟着雪走到医院，走到产房的窗檐下，站了半宿，天快亮时才听见我轻轻地来了。母亲稍后才看见我来了。奶奶说，母亲为生了那么个丑东西伤心了好久，那时候母亲年轻又漂亮。这件事母亲后来闭口不谈，只说我来的时候“一层黑皮包着骨头”，她这样说的时候已经流露着欣慰，看我渐渐长得像回事了。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我蹒跚地走出屋门，走进院子，一个真实的世界才开始提供凭证。

太阳晒热的花草的气味，太阳晒热的砖石的气味，阳光在风中舞蹈、流动……西番莲顾自开着硕大的花朵，蜜蜂在层叠的花瓣中间钻进钻出，嗡嗡地开采。蝴蝶悠闲飘逸，飞来飞去，悄无声息仿佛幻影。枣树下落满移动的树影，落满细碎的枣花。青黄的枣花像一层粉，覆盖着地上的青苔，很滑，踩上去要小心。天上，或者是云彩里，有些声音，有些缥缈不知所在的声音——风声，铃声，还是歌声？说不清。那声音清朗，欢欣，悠悠扬扬不紧不慢，仿佛是生命固有的召唤，执意要你去注意他，去寻找他、看望他，甚或去投奔他。

我迈过高高的门槛，艰难地走出院门，眼前是一条安静的小街，细长、规整，两三个陌生的身影走过，走向东边的朝阳，走进西边的落日。东边和西边都不知通向哪里，都不知连接着什么，唯那美妙的声音不惊不懈，如风如流……

梦是什么？回忆，是怎么回事？

倘若在五十光年之外有一架倍数足够大的望远镜，有一个观察点，料必那些情景便依然如故，天空中美妙的声音，便一如既往。如果那望远镜停下来，停在五十光年之外的某个地方，我的一生就会依次重现，五十年的历史便将从头上演。真是神奇。很可能，生和死都不过取决于观察，取决于观察的远与近。比如，当一颗距离我们数十万光年的星星实际早已熄灭，它却正在我们的视野里度着它的青年时光。

时间限制了我们，习惯限制了我们，谣言般的舆论让我们陷于实际，让我们在白昼的魔法中闭目塞听，不敢妄为。白昼是一种魔法，一种符咒，让僵死的规则畅行无阻，让实际消磨掉神奇。所有的人都在白昼的魔法之下扮演着紧张、呆板的角色，一切言谈举止，一切思绪与梦想，都仿佛被预设的程序圈定。

因而我盼望夜晚，盼望黑夜，盼望寂静中自由的到来。

甚至盼望站到死中，去看生。

我的躯体早已被固定在床上，固定在轮椅上，但我的心魂常在黑夜出行，脱离开残废的躯壳，脱离白昼的魔法，脱离实际，在尘嚣稍息的夜的世界里游逛……

风，四处游走，串联起夜的消息，从沉睡的窗口到沉睡的窗口，去探望被白昼忽略了的心情，我一心向往的只是这自由的夜行。

(有删改)

曲阜寻根

曲阜孔庙的大成殿和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泰安岱庙的天贶殿，被誉为东方三大殿。近年农历八月廿七日孔子诞辰，都要在这里奏中和韶乐，演八佾舞，向至圣先师顶礼膜拜，把今人引入远哉悠悠的春秋末岁西狩获麟的古老风气之中。

我是暮春三月到曲阜开“鲁迅与孔子学术研讨会”的，未能躬逢其盛。

站在清朝雍正皇帝手书的“大成殿”金字匾额下方挡驾的绿栏杆之外，远远地望着头戴十二旒冕、身着十二章王服，手捧镇圭，一如古代帝王威仪的孔子坐像，敬则敬矣，却没有多少亲切感。当一个人被历代权贵显儒拜至高不可攀的天云之际，我辈平民书生只有敬而远之的份儿。

记得多少年前，到处绘作“横眉冷对”的鲁迅肖像，连孩童也问他爸爸：“鲁迅爷爷很厉害吧？”圣人、伟人能否带点人情味？鲁迅晚年对此有所警觉，有所疑惑。他孝其母而爱其子，写了《答客诮》诗，自我辩解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他写《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向被视为非孔之作，其行文揭示权势者的利用和后儒的僵化，使民众对孔子惟有恭谨，却不亲密，又于孔子生前落魄，身后暴荣，体悟到人生荣辱如白云苍狗的悲凉感。这对后人如何看待伟人（包括孔子和鲁迅本人）和伟人之学，是富有启迪价值的。

吾非孔门圣裔，这番曲阜寻根是要寻文化之根。中国成为数千年文明古国而不堕，成为礼仪之邦而富有风流儒雅趣味，甚至士人阶层列为“四民之首”成为历代社会的共识，孔子之功是不可没的。但圣人也是人，其学惟有与时俱进、从善如流、不断生发新机，后人寻根时，才会感到与血肉相连。在大成殿盘龙翔凤、金碧辉煌的灵光中，我感到圣人离我弥远，感到寻根的失落。惟有回首殿前一株挺拔苍翠的桧树，辨读“先师手植桧”的刻石，才渐渐辨认出孔子的身影，似乎这位身材魁伟的慈祥老人也荷锄培土，和我们一道参加植树节。

孔子植桧相传有二株，唐朝封演《封氏闻见记》称：“曲阜县文宣王庙内并殿西南各有柏叶松身之树，各高五丈，枯槁已久。相传夫子手植，永嘉三年其树枯死。”原树历经兵灾火劫，在废墟上重生，在祸难后仅存的树桩上复发新条。今存者已历二百六十年风雨，老干如铁，繁枝似盖，显示了在风火雷电中不可摧磨的生命力，其树冠已在同大成门争日光中越过大成门的屋脊了。

《孟子·万章下》载：“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孟子这段话，为孔子形象定型化。于今的孔庙，已树起“金声玉振坊”、“圣时门”、“大成门”、“大成殿”，组合成坚强的自南而北的孔庙中轴线，比生命力，先师手植桧终于日益一日地高出大成门屋脊，便是极妙的象征。因为这时存在一条深植于泥土，并不息地抽出枝叶而迎接日日其新的阳光的根。

曲阜“三孔”中引起我留连仰慕的树木，还有孔府花园的五君子柏。这株经历四百余年风雨的柏树，有若匪夷所思的巨掌伸出五指，采摄阳光和云霞，拥抱着寄居其间的一株古槐。我钦佩其博大胸襟，在树前留影。我想，柏与槐的根系是无心自立门户的，它们互相纠结，共同抗御风雨雷电。一者枝杆如虬，一者翠叶婆娑，相互掩映，相互扶持，各抒所长，荣辱与共，创造了“五柏抱槐”的旷世奇观。

由根深叶茂，我联想到水源。老根无水，其生命势必枯竭，是不能重生的。孔子的根，孔子的降生地在尼山，那里的水名曰：“智源”。我这次来去匆匆，未及踏访。据《阙里志·山川》：“沂水出鲁城东南，尼丘山是也；流下注为智源溪。”其他有观川亭，相传是孔子观五川汇流之处。孔子在川上叹光阴易逝，一川秀水融汇着多少浩茫的人生感触。

孔庙之旁有孔子故宅，大概能唤起游人的亲切感吧，但它已改作奉祀孔子先人的家庙，而且每个先人都封了王爵，宅中有孔子当年饮水的古井，据称那井水是“既清且渫”的，如今已成暗浊的止水。井旁有乾隆皇帝“故宅井赞碑”。镌刻有这位盛世群王的“饮水拜师”铭文：“我取一勺，以饮以思，呜呼宣圣，实我之师。”不过，井之四周已筑起雕花石栏、四角碑亭，俨然“圣水”的模样。这也就失去了我去年在绍兴鲁迅故居看百草园中的水井，尚能联想到少年鲁迅听蟋蟀弹琴、看云雀高飞，挖掘何首乌、采搞覆盆子的自然趣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