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军装的牧马人

曾剑

我穿上军装，来到这深山老林时，有一种被贩卖的感觉。我家是鄂西山里的，跑到这东北原始森林。我如果像电影里那些大兵，在崇山峻岭间真枪实弹地干几场，倒也像个兵。连队居然让我放马，成为整个连队执行任务时，唯一不带实弹的兵。

那是个灰蒙蒙的冬日，连队一个满脸通红的老兵，把我领到一群军马前，把一只狗尾巴草一样布满毛刺的旧马鞭递到我手中。我心里亮闪闪的希望，就在眼前的灰蒙蒙中淹没了。我没有立刻去接马鞭，而是把右手掌贴到胸前。我摸到了我的心，像这冬日山里的石头，又冷又硬。

在老兵的背影就要消失在马棚拐角处的那一刻，我一个百米冲刺，追上那个老农一样的背影，问，为什么偏偏是我?因为有怨气，我连一声班长都没喊。

老兵转身，把右手搭在我的肩上，把自己装扮成一位慈祥的长者。

老兵反问，为什么不能是你?

他说完这句话，伸了—下脖子，好像还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只盯着我的一张脸看，许久，给我一个僵硬的笑。

我的脸上有什么?我冲到溪沟边，弯腰。在水里，我看到了自己：黑皮肤，娃娃脸，月牙眼，自来笑，这不就是个山里放牛娃嘛!

我站起身，望着班长那个令人沮丧的背影，哀叹道，我会成为他吗?

我顺着溪流，走向我的马群。

为什么偏偏是我?为什么不能是我?这两个巨大的问号，像两把弯刀，砍着我脑子里的每一根神经，折磨着我。

指导员到马场来看我。

指导员的到来，让我这个冷意很浓的马棚里有了一丝暖意。指导员是来开导我的。指导员说，你真行，刚当兵就是班长。班长?我直着脖子问。指导员笑着拍拍我的肩，说，对呀，你不但是班长，你的兵员还是咱连最多的，你看，指导员指着那些马说。我说，指导员，你就别逗我了。指导员说，我怎么就逗你呢?它们都是战马，曾经驰骋过疆场。现在，都实行摩托化了，用不着它们了，不忍心把它们抛弃，就养起来，任它们老去，死去。但是，马班是有编制的，它们都有编号，军委首长都知道我们这儿有二十五匹马。

说来说去，我干的是无用功，我还以为这些马，有朝一日能驰骋疆场，或是能成为某位将军的坐骑。

我很烦，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我的价值。

那天，黄昏沉寂，空荡荡的大地显得悲戚。本来放牧一天我应该很疲惫，可一只马鹿的出现使我兴奋起来。我其实并不认识马鹿，是一个老兵告诉我的。老兵说，马鹿像小马驹，但长着鹿茸，特别漂亮。马鹿见了我，并不惊跑，而只是静静地立在那里，用两只充满灵性的眼睛望着我。我也望着马鹿。马鹿一动不动，在黄昏的光线里，像一张色彩强烈的油画。

然而，一杆猎枪，却要毁坏我眼前的这一切。那是一个身披翻毛羊皮坎肩的猎人。我走向他，用我的身体，挡住他朝向小马鹿的枪口，一动不动。

天地静得一枚松针掉下来都能听得见。

最终猎人枪口朝下，长吐一口气，人像泄了气的皮球，软了下去。他冲我喊，行，当兵的马夫，你行!

我行吗?当那个猎人远去时，我问自己。我吓出一身汗，心都快停止跳动，血好像凝滞不流了，他居然说我行。

那人的背影完全消失在林子里的那一刻，我的血管跳得更厉害了，像解冻的冰河。是后怕吗?我问自己。是的，我后怕，但是，我行!我回答自己。我只是一个牧马人，制止猎人的捕杀，这不是我的职责，但是，我站出来了，站在一管随时可能把我打成筛子的老式猎枪面前。从那个黄昏起，我在我的心里，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了。我是个马夫，但我不可以被忽略!

我慢慢地对我的马好起来。我从来没有重重地抽打过它们，现在，我连鞭哨都不忍心挥响。

杨绛的亲情守望

云之端

钱杨是无锡同乡，1932年相识，1935年喜结良缘，恩爱六十多年。

“文革”初期，别人被斗得狼狈不堪，钱钟书却顶着“活无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叉的大牌子昂首阔步，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既不畏缩也不惶悚。在暴虐横行、风声鹤唳的年代，瘦弱的杨绛还有过“壮举”。“外人看去她是柔弱的娇太太，面对阶级斗争肯定吃不消或者往后退缩的样子，但有一次，她真的让我刮目相看!”叶廷芳回忆说。1966年夏的一次批斗会，“文革”初期钱钟书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当中一角贴了个小纸条澄清。后来群众批牛鬼蛇神，全所一百多人面前，把八九个人都拉出来批斗，站一排，杨绛站在最右边，当时一起被批的还有宗璞、邹荻帆、李健吾等，其他人都低着头，你说什么都接受，就算不符合事实也不敢说话，就她一个人，脸涨得通红。他们逼问杨绛，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她跺着脚，怒不可遏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

1969年11月，年近花甲的钱钟书告别妻女先下了五七干校，学问通透的他，侍弄煤、锅炉却是外行，水总是烧不开，被大家笑称“钱不开”。半年后，杨绛也来到干校，两个人不在一个连，但能偶尔相聚。两个连在地界上是毗邻的，差距一里左右。杨绛在“菜园班”，当时快六十了，白天由她看管菜园，她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钱钟书担负送信工作，每天下午四五点左右，他去“公社”取件时，总要绕道百十来步看他的妻子，杨绛把自己写的东西递给他，他一般就站在那儿看。

在信阳的日子，杨绛依然和别人不同，似乎总是“笑嘻嘻的”，还对大家说“文革”对她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只是有一次，大家都在劳动，凿井、种菜、浇菜……菜地旁边突然起了个坟堆，她说，死的人多冷啊，坟地里草都没有……当时是夏天，大家还奇怪她怎么会想到冷。事实上，那时候的杨绛刚刚遭遇丧婿之痛，他们的女婿王德一，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了。

1997年，钱杨二老的独女钱瑗去世，一年后，缠绵病榻的钱钟书也走了。“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钱钟书缠绵病榻的日子，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菜都做成糊状，鱼要做成粥，一个小刺都不能有，都是杨绛一根一根剔掉的。有段时间，钱钟书在北京医院，女儿在西郊，杨绛这么大年纪两边跑。一家三口人，后来一下走两个，尤其是女儿的走让她毫无思想准备，这个打击太大了!“我们仨失散了”，但是她一滴泪都不掉。

“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敛起丧亲之痛，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人们惊讶地发现，没多久，这位纤小瘦弱的老太太在忘我的文字中硬硬朗朗地站起来了！

十多年来，面对时间这位严酷的判官，杨绛仿佛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越战越骁勇：翻译、写作之外，她还一人揽下了整理钱钟书学术遗稿的工作，那是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恐怕难以想象，一个老人居然能扛下如此超负荷的重担。

对于悲痛和酸楚，她却从不多著一字，潺潺缓缓，举重若轻。

（摘自《时代报告》，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