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还是不信，这是个问题。

北京“漂白蘑菇”调查、浙江钱云会案，种种网络热点都正在成为地方政府和新闻媒体公信力的一面镜子。即使有些猜测事后证明不过是一场谣言，但民众当初一边倒的怀疑仍在隐隐透露着一些信息。

今天，这种“不相信”的情绪，已然渗透进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住，我们有楼倒倒、楼脆脆、楼歪歪、楼薄薄；吃，我们得小心假烟、假酒、假鸡蛋、假牛奶、地沟油、人造脂肪、美容而成的大米、药水泡大的豆芽、洗衣粉炸出的油条；出门，我们要提防推销的、碰瓷的、钓鱼(执法)的；上医院，我们担心假药、无照行医、被过度治疗。此外，我们还要面对假票、假证、假中奖、假老虎、假新闻等等。

我们曾经对一切都充满信任，对领袖、对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必将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但我们现在却似乎什么都不信——不相信地方政府的表态，不相信媒体的报道，不相信身边人——尤其是，“政府说什么都加以怀疑，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习惯”。有人说，幸福感源自相信。而当怀疑一切成为整个人群的集体意识，中国人与幸福的距离又该有多远？

不相信其实未见得比相信糟糕，怀疑有时候是一种进步，说明信息渠道多了，社会开放程度增强了。

需要焦虑和担心的或许不只是政府官员。今天的中国，让我们不相信的土壤几乎随处可见且都相当肥沃。

我们活在两个世界。现实中，我们不相信一切陌生人。我们明哲保身，安安稳稳做沉默的大多数；家家都安防盗门，低层住户都装防盗网；我们不敢让小孩自己上下学，学校门口有警察维持治安；我们对陌生人充满警惕，人口普查遭遇入户难。虚拟世界里，网络是一件神奇的衣服，把大家全变成了蜘蛛侠。现实到了网络就完全调了个儿：发言者陷入沉默，沉默者开始发言；权贵默默退后，草民成了主角。

今天的什么都不信和几十年前的盲信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信任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关系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王羲之创作的《兰亭集序》被盛赞为“天下第一行书”，不仅因为整幅作品精美绝伦，更因这篇手书序文中，字字独具风采，同字异写更是变化无穷，其中二十个“之”字无一雷同，竞有谚语“之字最多无一似”流传。

分布在原帖中的二十个“之”字，因语境、句式和书写布局呈现出的不同笔法、空间结构和内在韵味，究竟是书法家对艺术创作原则的主动遵循，还是临场发挥随机的、自然的结果，历来众说纷纭。我们姑且将此争论放在一旁，单从结果上看，《兰亭序》中二十个形态各异的“之”字，客观上贡献了书法创作上从形式到内容层出不穷的新意，王羲之对书法变革的贡献，是书法家“内生”（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革命性的变化”）变革的典范。他十二岁经父亲传授笔法，“语有大纲，即有所悟”，先师从卫铄（卫夫人）学习书法，之后博采众家之长，正书师法钟繇，草书师法张芝，最终做到了“真书胜钟，草故减张…增损古法，裁成今体”，开辟了书法艺术的新天地。这种艺术革新，首先是跳出了当时的窠臼，引领了书法体式上的“革命性”发展。王羲之将行楷二体向前推进，开辟了草楷相结合的书法发展道路，使其便捷易识，在继承钟繇楷书古朴精简、张芝草书数意兼包的基础上大胆变化，完美兼顾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以一种全新的文字书写体式形成隋唐以来书法发展的主流，在书法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笔法观念上，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更是对传统程式进行大胆变革，以不断变化的手法和笔态，避免千篇一律，做到随类赋形，因势生形，字字相生，而面对同样的一个字，则照顾其所处环境、位置，保持该字独立个性的同时，做到与周围和谐统一。《兰亭集序》中二十个神态各异的“之”字，就是这种笔法的代表性应用。

人们谈及创新，往往更多着眼于“发展”（即质变）的结果，而忽略“增长”（即量变）的前提，王羲之的书法创新则是量变基础上水到渠成的结果。古语“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说的是汉代著名书法家张芝，在水塘边上练习书法，天长日久，洗笔竞把整个水池洗黑，后人称之为“墨池”。《晋书·王羲之传》载：“（王羲之）曾与人书云：‘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这种态度，可以视作王氏对增长型“量变”的肯定。“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现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成语，具有相关语义的“笔秃千管”“秃笔成冢”等成语流传甚广，也说明书法家群体对量变积累的集体重视。

在临池水墨的基础上，王羲之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做法，是对同时代书法技艺、要素进行的重新组合。伴随其阅历的增长，特别是看到李斯的《峰山碑》、蔡邕的三体石经、张旭的《华岳碑》以及钟繇的《宣示帖》真迹后，王羲之遂改变初学，博采众长的同时，尝试另辟蹊径，形成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

（摘编自王枫《之字最多无一似》，《光明日报》2018年12月09日）

多事芭蕉张瑞

①中国的文人大多是喜欢梅竹兰的，固然这些都是气清晶莹的东西，但用得滥了，反而匠气。倒是芭蕉，逸气里有着亲切，家常里又带点桀骜之感，反是更讨人喜欢，有一点真率的东西在里面。

②在画里，芭蕉与梅兰竹是不能一列的，倒是与瓜瓜果果的东西颇为投缘。当然，文人眼里的瓜瓜果果也不单是菜篮子里的瓜果，那是蕴涵着出尘的意味的一一越是家常的越是要出尘，也就越具有了禅意。我们看齐白石的大白菜真是好，淡墨浓墨地一勾一染，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但简单里的逸气却又不是人人可为的了。其实，芭蕉较之大白菜，仙气本来更浓一些，这样反倒不适合齐白石的笔墨了。齐白石的笔墨有点像汪曾祺的散文，都是很白菜味的东西，也是很士大夫气的讲究平和淡远的东西，像个遗老似的。丰子恺是弘一大师的弟子，自然也是慈悲为怀、儒雅温厚一类的人物。丰子恺倒是也真作了些很具佛性的诗文书画，但我真正喜欢看的，是他那幅“人散后，一钓新月天如水”，觉得诗倒仿佛天生是为画而存在着的，是这样一种浑然里漫溢着的禅意，没有一丝一毫的刻意为之，较之佛性，更是空灵。这真是好，但仿佛，这样的笔意，有点温润晶莹有余而率性狂放又不足，也是不适合芭蕉的。倒是书法史上有个“以蕉代 书”的人物，酣畅淋漓的，正是蕉身上的那种气息。说的是那个“笔下唯看激电流，字成只畏龙蛇走”的疯和尚怀素，于寺庙旁植蕉百亩，每每大醉之时，便于蕉叶上翻墨倒海，此时，山风啸啸，蕉叶滔滔，那些游走的线条，如天地间游走的精灵一般，自由洒脱，狂放不羁，啸傲于尘世之上。

③中国人的性情本多拘谨而内敛，能张扬的本就不多，张扬又能张扬出点味道的就更少。当然，魏晋人是颇为张扬的，但观之总让人觉得有做戏的成分，不够透彻。透彻的也不是全无，像刘伶，可惜越看就越让人觉得像无赖。率性的文人让人观之可喜，无赖文人只让人闻之可憎。倒是那个疯和尚怀素更本色一些，破衣袈裟，鞋儿破，帽儿破，芒鞋走天涯，像极了武侠里的异人，舞墨如泼，洋洋洒洒，又有着方外之人的狂傲，才正是芭蕉的那种韵味。

④不过可惜的是，淋漓如芭蕉者，在画里，往往只有作陪衬的份儿，它们常常是要与樱桃、枇杷这些明艳的水果为伍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要的是红绿参差的清新可喜。若是枇杷，则一定要染出色来，芭蕉到底只是一片或浓或淡的背景。

⑤有次读到一则小文，是讲董桥的，题目是“红了董桥，绿了芭蕉”，观之可喜，真是俏皮得玲珑可爱。董桥的文字，本就精灵古怪又通身灵慧，本是像极了樱桃。董桥身上的那现代士大夫气，恐怕也只有用芭蕉托着，才算出味。

⑥当然也有故作风雅的人物，用芭蕉来嬉戏，小情小调的，虽也绮丽，但到底脱不了小家子气。比如清代那个叫秋芙的，就曾在芭蕉上题了诗，与她的夫君玩笑。“是谁多事种芭蕉，朝也潇潇、暮也潇潇。是君心事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在芭蕉上题诗，历代都有，本也不是秋芙的原创，秋芙做了，只因为她是那种袅娜的人物，病恹恹地歪在床角，气若游丝的样子，但更多的还是紫陌深处的那种沉沉的 没落味道，过于唯美了，反而不若李清照的爱蕉那么直率天然一些。“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她本来就是心高气傲的率性人物，只可惜命不好，后半生给弄得那么阴气沉沉。她的爱蕉，倒还是早年的口味，个人早年的癖性，即便让岁月的尘掩了再掩，也还是要不时地露出来的。那次去漱玉祠，看古幽的院内那样的几株芭蕉，在北地，竟也活出一派淋漓，觉得芭蕉到底是很大气的植物，也难怪易安要切切地喜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