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母亲到外遇（节选）

余光中①

“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我对朋友这么说过。

大陆是母亲，不用多说。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后土。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不但是那片后土，还有那上面正走着的、那下面早歇下的，所有龙族。还有几千年下来还没有演完的历史，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够用了的文化。我离开她时才二十一岁呢，再还乡时已六十四了：“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长江断奶之痛，历四十三年。洪水成灾，却没有一滴溅到我唇上。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呓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

当你的女友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

乡情落实于地理与人民，而弥漫于历史与文化，其中有实有虚，有形有神，必须兼容，才能立体。乡情是先天的，自然而然，不像民族主义会起政治的作用。把乡情等同于民族主义，更在地理、人民、历史、文化之外加上了政府，是一种“四舍五入”的含混观念。朝代来来去去，强加于人的政治不能持久。所以政治使人分裂而文化使人相亲。汤玛斯·曼逃纳粹，在异国对记者说：“凡我在处，即为德国。”他说的德国当然是指德国的文化，而非纳粹政权。同样地，毕加索因为反对佛朗哥而拒返西班牙，也不是什么“背叛祖国”。

台湾是妻子，因为我在这岛上从男友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从青涩的讲师变成沧桑的老教授，从投稿的“新秀”变成写序的“前辈”，已经度过了大半个人生。几乎是半世纪前，我从厦门经香港来到台湾，下跳棋一般连跳了三岛，就以台北为家定居了下来。其间虽然也去了美国五年，香港十年，但此生住得最久的城市仍是台北，而次久的正是高雄。我的《双城记》不在巴黎、伦敦，而在台北、高雄。

我以台北为家，在城南的厦门街一条小巷子里，“像虫归草间，鱼潜水底”，蛰居了二十多年，喜获了不仅四个女儿，还有廿三本书。及至晚年海外归来，在这高雄港上、西子湾头一住又是悠悠十三载。厦门街一一三巷是一条幽深而隐秘的窄巷，在其中度过有如壶底的岁月。西子湾恰恰相反，虽与高雄的市声隔了一整座寿山，却海阔天空，坦然朝西开放。高雄在货柜的吞吐量上号称全世界第三大港，我窗下的浩淼接得通七海的风涛。诗人晚年，有这么一道海峡可供题书，竟比老杜的江峡还要阔了。

不幸失去了母亲，何幸又遇见了妻子。这情形也不完全是隐喻。在实际生活上，我的慈母生我育我，牵引我三十年才撒手，之后便由我的贤妻来接手了。没有这两位坚强的女性，怎会有今日的我？在隐喻的层次上，大陆与海岛更是如此。所以在感恩的心情下我写过《断奶》一诗，而以这么三句结束：

断奶的母亲依旧是母亲

断奶的孩子，我庆幸

断了嫘祖（传说是黄帝的妃子，养蚕之祖），还有妈祖

海峡虽然壮丽，却像一柄无情的蓝刀，把我的生命剖成两半，无论我写了多少怀乡的诗，也难将伤口缝合。母亲与妻子不断争辩，夹在中间的亦子亦夫最感到伤心。我究竟要做人子呢还是人夫，真难两全。无论在大陆、香港、南洋或国际，我被称为“台湾作家” 久矣。我当然是台湾作家，也是广义的台湾人，台湾的祸福荣辱当然都有份。但是我同时也是，而且一早就是中国人了：华夏的河山、人民、文化、历史都是我与生俱来的“家当”，怎么当都当不掉的，而中国的祸福荣辱也是我鲜明的“胎记”，怎么消也不能消除。然而今日的台湾，在不少场合，谁要做中国人，简直就负有“原罪”。明明全都是马，却要说白马非马。这矛盾说来话长，我只有一个天真的希望：“莫为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五千年的文化。”

香港是情人，因为我和她曾有十二年的缘分，最后虽然分了手，却不是为了争端。初见她时，我才二十一岁，北顾茫茫，是大陆出来的流亡学生，一年后便东渡台湾。再见她时，我早已中年，成了中文大学的教授，而她，风华绝代，正当惊艳的盛时。我为她写了不少诗，和更多的美文，害得台湾的朋友艳羡之余纷纷西游，要去当场求证。所以那十一年也是我“后期”创作的盛岁，加上当时学府的同道多为文苑的知己，弟子之中也新秀辈出，蔚然乃成沙田文风。

香港久为国际气派的通都大邑，不但东西对比、左右共存，而且南北交通，城乡兼胜，不愧是一位混血美人。观光客多半目眩于她的闹市繁华，而无视于她的海山美景。九龙与香港隔水相望，两岸的灯火争妍，已经璀璨耀眼，再加上波光倒映，盛况更翻一倍。至于地势，伸之则为半岛，缩之则为港湾，聚之则为峰峦，撒之则为洲屿，加上舟楫来去，变化之多，乃使海景奇幻无穷，我看了十年，仍然馋目未餍。

我一直庆幸能在香港无限好的岁月去沙田任教，庆幸那琅寰福地坐拥海山之美，安静的校园，自由的学风，让我能在文革的嚣乱之外，登上大陆后门口这一座幸免的象牙塔，定定心心写了好几本书。于是我这“台湾作家”竟然留下了“香港时期”。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西子湾

（文章选自散文《从母亲到外遇》，有删节）

（注）①余光中：台湾作家，诗人，1949年离开大陆到香港，一年后又去台湾，先后在台北、高雄任教，并坚持创作。其间曾到香港沙田任教11年，发表了大量描写歌颂香港的诗文。近50岁时到欧洲旅游，64岁时曾回到大陆探亲。

南宋绍兴十年（1140）,辛弃疾出生于山东济南。辛弃疾虽然出生在金人占领的地区，但他自幼受祖父辛赞爱国思想的熏陶，始终把南宋视为自己的祖国。辛弃疾幼时不但诵***。不久，辛弃疾力劝耿京归附南宋朝廷。次年正月，辛弃疾奉命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觐见宋高宗，完成使命后即返回山东。没想到才到半途，便知悉耿京已被叛徒张安国杀害，麾下义军也已溃散大半。在此紧要关头，辛弃疾亲率骑兵五十人，深入金境六百里，直奔济州，乘其不备直入五万人的敌营，生擒张安国系于马上，然后星夜兼程，渡过淮河、长江，直抵临安（今浙江杭州），献俘于朝廷而戮之。这段战斗生活给辛弃疾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正如《鹧鸪天>中所云：“壮岁旌旗拥万夫，锦擔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鞀，汉箭朝飞金仆姑。”

南归之后，辛弃疾被任命为江阴军签判。不久，宋高宗内禅，孝宗继位孝宗素有恢复之志,登基后即任命主战派张浚为枢密使。辛弃疾前往建康求见张浚，面陈伐金之计。隆兴二年（1164）,辛弃疾改任广德军通判。次年，他不顾官职低微，越职上书，向孝宗上呈《美芹十论》。辛弃疾的“十论”，体现了他对敌我双方实际形势的深刻理解，从而提出深谋远虑且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南宋的求和路线之不可行：“秦桧之和，反以滋逆亮之狂。彼利则战,倦则和，诡谲狙作，我实何有？”还鼓励孝宗效法扫平突厥以雪国耻的唐大宗：“惟陛下留乙夜之神，沈先物之几，志在必行，无惑群议，庶乎‘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之烈无逊于唐大宗。”

乾道三年（1167）,辛弃疾升任建康府通判。又过了三年，辛弃疾任满回临安，授司农寺主簿。不久，他作《九议》上呈宰相虞允文。《九议》也是长篇奏议，它不但对《十论》中的意见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解说，还补充了关于练兵、造舰、用间等具体的战术。更重要的是，《九议》旗帜鲜明地阐述了抗金事业的正义性和必要性：“且恢复之事，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此亦明主所与天下智勇之士之所共也，顾岂吾君吾相之私哉！”诚如朱熹所云，辛弃疾是一位难得的帅才。可惜历史没有给这位帅才提供一展身手的机会！

以后的十年里，正当盛年的辛弃疾频繁地调动官职。南宋朝廷对从中原沦陷区归来的人士一向心存猜忌和轻视，“归正人”这个称呼就带有轻蔑的意味。辛弃疾当然未能例外。虽然他文才武略都很出众，但仍然难 得朝廷的信任重用，经常在外地任职，且朝令夕改，很难在一个职位上尽心尽责。尽管如此，辛弃疾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政绩，乾道八年（1172）,辛弃疾任滁州知州，他下马伊始，即日夜操劳。他招抚流民，招徕商贾。两年之后，滁州的面貌大为改观。淳熙二年（1175）,辛弃疾出任江西提点刑狱，其主要任务是扑灭横行湘、赣的茶商军。辛弃疾受命于危难之际，短短两个月，官军连年征剿都未能剿灭的茶商军，即被彻底敉平。牛刀小试， 便体现出辛弃疾卓越的军事才能。只可惜如此杰出的才略未能到抗金战场上充分施展！

宁宗开禧三年（1207）,辛弃疾被召为兵部侍郎，但此时的他已是老病交加，只能上表辞免。此年九月，这位龙腾虎跃的一代英雄因病去世。辛弃疾未能马裹尸，更未能立功封侯，他的悲剧命运，若移用刘克庄《沁园春》中的句子来予以评说，真是确切无比：“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

（摘编《辛弃疾的诗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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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豪放派词人、 将领，人称“词中之龙”，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

②辛弃疾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弹劾而归居上饶。此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间闲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