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水

顾文显

一场实力悬殊的恶战后,团长只带着30多人冲出重围,一路狂奔甩脱了日本兵的追击,30多人几乎瘫倒在一座小山脚下,30多张嘴裂出了无数道血口子,大家已几昼夜滴水未进,现在咳嗽一声都能打出火花!

警卫员爬到旁边拐弯处,喊不出话来,他只能举起手臂示意。团长把残部带过去,发现山脚的乱草里隐藏着一个两只脚大小的窟窿,窟窿里静静地卧着一泓清水……30多双眼睛顿时亮了起来,有水,就有了命,否则,他们就算是逃出了敌人的包围,也得活活渴死!

可大家把目光投向团长时,团长却一摆手,说:“慢。”团长皱起眉头,端详这个小泉眼一阵:怪怪的,四周没发现野兽踩踏的爪印,哪怕有溅在边上的水滴也好,至少说明有动物饮用过它了。然而,没有。小泉眼静得跟死人一样,满满的,一滴也没有外溢……不久前,曾经发生过一支小部队误饮毒泉后全体死亡的事件,全军上下都通报过的。假如这次一下子误饮中了毒,这些从枪林弹雨中杀出来的勇士们,就得软绵绵地倒下!

空气仿佛要凝固了,冒烟的嗓子被泉水引诱着,好多人心里说,喝它一阵,就是毒死,也比渴死强。团长凝望着远方,四周是一望无际的盐碱地。也就是说,舍了这眼小泉,在他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找到水源的,成败在此一赌,得有人先尝这水!团长吩咐几个强壮些的战士到附近看看,哪怕是抓到一只小蜥蜴,让它来试水。然而,大家失望了。团长用眼神命令大家别动,他走到小窟窿边蹲了下去。“团长!”几个沙哑的声音止住了团长的行动,谁都有义务先闯这道水关,只有团长不可以,他是这支队伍的主心骨,是部队的灵魂。

几名精壮的警卫冲了上来,要求尝这水,保护首长是他们的义务。团长摇摇头,他还在沉思,在这一泓摸不透底细的泉水面前,这个身经百战的老兵有些优柔寡断了。突然,那个受伤的号兵挣扎着站了起来:“团长,让我来试试。”团长一下子呆住了。众人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在号兵的身上,他年龄最小,又是那么痩,抵抗力最弱了,何况还受了伤,轮也轮不到他。刚才突围出来时,团长竟然还背着他跑了很长一段路,怎么可能让他先尝这水呢!然而,团长盯着号兵的脸凝视了好久,才郑重地说:“谢谢你,如果发生意外,我会告诉你娘,你表现得很勇敢。”团长认识小号兵的娘?众人都很疑惑。号兵神色庄重地蹲下,双手捧起一捧水,像捧起这支部队生的希望,他运足气,咕咚咚,连喝了三大捧。战士们听见,团长捏着皮带的手指关节嘎嘎地响,团长的眼睛盯着西方的一抹晚霞出神。

号兵抹了抹嘴报告说:“报告团长,水很甜,肚子没疼,就是有点儿咕噜。”团长又盯了号兵片刻,突然笑了:“小家伙,你肚子里没食,它不咕噜才怪呢!同志们,可以喝水了,小心点儿,别弄脏了它。”团长拍拍号兵的头:“你很勇敢呀!”“爹……”号兵刚说出一个字,就被团长严厉的目光给噎了回去。

这支队伍借着月光,喝足了小泉眼的水,肚子里填饱了草根,他们在团长的率领下,雄赳赳地上路了。没有人议论号兵是团长儿子的事,但是,每个人身上都鼓足了劲儿……

苏轼的审美趣味

胡中柱

①中国传统的审美观点，是要求文艺作品服从于道德伦理政治，提倡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直到唐代中叶，那些为封建文艺立法的巨匠，如杜甫、韩愈、颜真卿等，都持有相似的观点。白居易更是主张文章和诗歌要“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非常明确，可也非常狭隘。禅宗的兴起，打破了这个格局。由于禅宗主张“心即是佛”，内心便是一个可以作无穷探索的宇宙，而中唐从“安史之乱”中醒来的知识分子们，不再想对人世作进取征服，而只想享受心灵的安适，便纷纷投向禅宗，于是，不是人物或人格，更不是人的活动、事业，而是人的心情意绪成了艺术和美学的主题。这形成了一个新的审美趋向。

②苏轼便是这个审美趋向的典型人物。他身为北宋文坛的泰斗，却从未有过如韩愈那种“好为人师”的不可一世；在艺术上，则用实践反对白居易的“泛政治化”的主张，开创了一种远离忧愤，不似孤峭，也非沉郁的质朴无华，宁静自然的韵味情趣的风格。

③这种风格的思想基础，依然是禅宗自然适意的生活主张，大千世界不过是心的外化物，重要的不是焚香礼佛、坐禅念经的外在形式，而在于向内心的探索。苏轼将这种理论用之于文学，便出现了“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的说法，说明文章是丰富感情的体现，而这种思想感情如喷泉涌地，随物赋形，而行文也是如同泉流一般，如地形允许，便一直流下去，所以，苏轼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④这种风格的另一体现，是苏轼将“平淡”解释为是“绚烂之极也”，而这种平淡，还应该包含“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丰富内涵。他的两首脍炙人口的小诗，说明了这种审美趣味，一是写西湖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岂非说明最美的审美对象，正是姿态横生的自然存在。另一首是写李花，“不得梨英软，应惭梅萼红。西园有千叶，淡伫更纤秾”。在东坡先生的眼中，纯白的李花虽然没有其他花卉的绚丽色彩，却是更强烈、更浓烈地传递出春天的信息。这不正是平淡为绚烂之极的生动写照吗？这种美学观念给后世极大的影响。曹雪芹先生就在《红楼梦》中让他笔下的人物，写出了“淡极始知花更艳”这样的绝妙好辞。

⑤苏轼先生在评人论文时，也贯彻了这种美学观点。在黄州，他是一个待罪的不自由的官身，可他在《记承天寺夜游》中自称“闲人”；在《方山子传》中，他称颂一个任侠居山，弃冠服、绝仕进的异人。在当时的“太平盛世”中，把这样的人当作理想的人格标本，明显地与其作品一样，是一种退避社会，只求内心安宁的生活态度。

⑥所以，在古往今来的诗人中，就只有陶渊明最符合苏轼的美学标准了。他那“心远地自偏”的处世哲学才是苏轼最为加以注目而赞叹的。整个南北朝，陶诗并不被很看重，终唐之世，李白杜甫也未加青目。直到苏轼，才被抬高到了独一无二的地位。《苏东坡全集》里，和陶诗的作品就有120首之多。他发现了陶诗那种“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的诗歌真谛，和用极为平淡朴质的形象意境中表达出的牧歌式的情调，认为是美的极致，艺术的顶峰。之后，陶渊明的地位被确立，陶诗也以苏化面目流传下来。

（选自《新民晚报》，有删改）

①中华文化历来提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指不同因素和谐融合才能产生、发展万物。如和六律才有悦耳动听的音乐、和五味才有香甜可口的佳肴；如果都是同一个音符便不成曲调，都是同一个味道饭菜就不好吃。因此，把一样的东西简单加在一起，就不是真正的发展，更不是创新。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因。

②意大利理论家恩贝托·埃科1993年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说时提出：“了解别人并非意味着去证明他们和我们相似，而是要去理解并尊重他们与我们的不同。”他强调他的北京之行，不是像马可·波罗那样，要在中国寻找西方的“独角兽”，而是要来了解中国的龙。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正好相通。

③今天，文化互通共存已成为21世纪的主旋律。这首先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殖民体系的瓦解，造就了全新的国际社会环境。原殖民地国家取得了独立地位后，面临着从各方面确认自己独立身份的任务，而本民族的独特文化正是确认身份的重要因素。例如二战以来，马来西亚为强调其民族统一性，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等等。这说明当今文化并未因世界经济和科技全球化而趋同，恰恰相反，经济全球化和反殖民主义大大促进了各种“统一中心论”的解体。

④其次，20世纪以来，人类正经历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转型，即从逻辑学范式过渡到现象学范式。逻辑学范式用浓缩的方法将具体内容抽空，概括为简约的共同形式，最后归结为形而上的某种绝对原则。现象学范式研究的对象则不是抽象形式，而首先是具体的本体。世界上存在的是一个个活生生、感受着痛苦和愉悦的个体，这些个体周围的一切都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心情和视角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现象学研究的是一个不断因个体激情、欲望、意志的变动而变动的开放空间。过去，认知的开始是公式、定义、区分和推论，它叙述的是一个可信赖的主体如何去认识一个相对确定的客体，从而将它定义、划分、归类到我们认识论的框架之中。现象学范式强调主体和他者在认知过程中都有所改变并带来新的进展。这种研究方法应用到文化上，就是强调从他者视角观察，而他者首先是不同于自我的、以差别为基础的对象。

⑤当然，文化上的差别共存并不是静态的、被动的、互不相干的。能使物“丰长”的“和”，首先是一种能产生新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带来新发展的“生成性对话”。这种对话不是各说各话，也不是统一思想，它要求对话者各有其主体性。所谓主体性，就是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向。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然后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可见，对话的目的不是融为一体，而是进一步发挥各自特长，也就是协调各种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

⑥在人类寻求差别共存、互相尊重的过程中，中华文化的重要核心价值“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必然大放异彩。中华文化面对世界的根本态度，应是对自己文化的自觉热爱，对他人文化的同情了解。经济和科技全球化大潮中，我们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贡献，也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长处并弘扬自我。

（摘编自《文明因交流互鉴而多彩》，《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