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花瓷的创烧成功是传统制瓷业由素瓷向彩瓷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它给景德镇的制瓷工业带来空前的繁荣，为景德镇成为中国瓷都奠定了基础。

青花瓷青白相间的色彩体系蕴含了一种传统审美的意趣。在古代，受道家朴素主义色彩观的影响，素色契合了大众的心理，而青花瓷是一个从素色到彩色过渡的瓷器品种，它以青白二色的协调处理让这一过渡变得温和而不至于过激。在青白之间，有一种宁静之感：白色的纯洁如皑皑白雪，给人无限遐思；而青色则让人的灵魂超逸。这种审美意趣，使青花瓷的色彩有一股扑面而来的简净雅逸之气。青花中的白色不是苍白，这种色彩是在釉里掺了釉果矿并以还原焰烧成，所以这种白色有一种白里泛青如玉般莹润的色泽；青花中的青色是以氧化钴为着色剂，加入铬、锰、铜等元素调配而成的，蓝得深邃、沉静。

历史上，有不少优秀的青花瓷作品通过色彩与题材的有机结合，将青花雅逸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清乾隆青花缠枝莲纹抱月瓶，是乾隆官窑摹古创新的珍品器物。它在参照传统抱月瓶器型制作的基础上又有很多创新，整体造型端庄隽秀，束口圆腹，张弛有度。瓶口为蒜头式样，上绘青花缠枝莲纹；腹部前后台面以青花卷草纹饰钩边，并将豆青釉填于其中。主体画面大量留白，打破了官窑青花“布局繁密”的陈规，彰显了画面的肃穆之感。从整体来看，它在青白相间的色彩空间里展现了艺术家独有的东方神韵，青花画面透出的那种淡淡的禅意，使人顿感幽雅清逸的仙风道骨之美。

（取材于应海燕的相关文章）

材料一：

继高铁“霸座男”事件，“霸座”现象似有井喷之势。但与其说“霸座”现象井喷，不如说是媒体对同类现象的高频度呈现造成“集中涌现”效果；与其说现在是不文明症候群密集发作的“大爆炸期”，不如归结为自媒体时代公共空间的能见度提高了。说得更通俗些，不是霸座乱象绝对量骤然增多了，而是曝光率突然提高了。

“霸座”乱象并非今天才有，“霸座男”事件只不过是更为奇葩：当事人孙某的霸座和事后炫耀等低素质行为，与其博士身份、“精英人士”标签形成巨大反差。而霸座也随之被带入舆论视野，取代闯红灯、乱扔垃圾等，成了不守规则、不讲文明的新“典型”。

占座霸座行为在现实中挺常见，跟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很“贴近”，所以极易激起共鸣、引发共情。以往人们对这类行为可能更多的是曝光无门、报警无果，吐吐槽也就过了。但现在“事情正在起变化”：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和自媒体降低了人们曝光身边罔顾规则行为的门槛，现在，“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通讯社”；随着权利和文明理念濡染，人们的权利意识在增强，文明观念水位在提升，与之对应的，则是对不文明行为的接受程度不断降低。

人们对不守规则行为的容忍度变低了，曝光门槛也降低了，这种技术与理念共推下的进步会倒推公共空间恪守规则共识的形成和社会治理的完善。文明的养成需要舆论力量的倒推，最终实现“由力而起、由善而达”。这里的“力”，就包括媒体的曝光之力、舆论的监督之力。当霸座行为被越来越多地曝光、谴责和约束，社会文明自然也能“更进一步”。

（摘编自侃人《“霸座家族”遭密集曝光：人们的容忍度在降低》，《新京报》2018年9月25日）

材料二：

霸座，既违反道德，也违反法律。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遗憾的是，从已曝光的霸座事件看，现场工作人员及执法机关多数只是加以劝说，劝说无效的，无非事后处以罚款，没有采取拘留措施。这种处置力度和处罚结果无疑将产生负面示范效应——在一票难求的春运期间，几百元的罚款显然比加价购买座位票更划算这岂不是变相鼓励霸座行为？

在法治社会，在对破坏社会规则行为劝说无效的情况下，理当及时亮出带有强制力的法律之剑。譬如，一旦遇见霸座行为，当受害乘客或列车工作人员劝说无效时，就该及时报警求助。执法人员依然劝说无效的话，就该果断地采取临时性强制措施，将霸座者带离现场。如果霸座者有辱骂或抗拒行为，则应以妨害公务论处。这样方能打压以赖欺人的嚣张气焰，尽快让受到侵害的权利和社会秩序得以恢复。

只有法律硬起来，恶人才能软下去。只有本着不以恶小而纵容的态度依法处置并惩戒这些霸座行为，方能形成威慑，让有非分之想的人们心存顾忌，让法律更有尊严，社会更加有序，风气更加良善，公众更有安全感。

（摘编自史洪举《谨防惩戒霸座不力产生破窗效应》，《人民法院报》2018年10月23日）

材料三：

霸座在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中站不住脚，但为什么会陆续出现这种现象？占座者在面对旅客、车长和乘警的指责、纠正时，为什么还理直气壮坚持自己的错误行为？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壹心理专业课负责人曾旻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这一行为。他认为，往往是自恋水平异常的人才会做出此类举动。过分自恋者会完全沉浸在自身的世界里，他人的声音是听不进去的，一旦遇到反驳自己的声音，他们会用更大的声音和理由去反驳回去。

“霸座的人通常不会考虑对方的感受，在流动性极强的高铁旅途中，下了车双方可能就再不相见，在这个小空间内道德约束是不强的，霸了座也没有什么严重后果，所以人们更容易‘放飞自我’”。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李松蔚向记者说道。

（摘编自《高铁霸座，乘客权益该如何保障》，《中国城市报》2018年10月25日）

材料一：

1974年联合国召开“有障碍者生活环境”专家会议，提出“无障碍设计”概念，它是指消除对使用者构成障碍因素的设计。这里所指的“使用者”原来主要是指有生理障碍的人群，后来“有障碍者”概念的含义又有所扩大，还包括孕妇、儿童和老人，以及背负重物或受伤的人员，甚至包括暂时遇到不便的人，即所谓有困难者。

无障碍设计首先在都市建筑、交通、公共环境设施设备以及指示系统中得以体现，例如步行道上为盲人铺设的走道、触觉指示地图，为乘坐轮椅者专设的卫生间、公用电话、兼有视听双重操作向导的银行自助存取款机等，进而扩展到工作、生活、娱乐中使用的各种器具。几十年来，这一设计主张从关爱人类弱势群体的视点出发，以更高层次的理想目标推动着设计的发展与进步，使人类创造的产品更趋于合理、亲切、人性化。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对提高人的素质，培养全民公共道德意识，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等都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摘编自刘静、李理《产品的无障碍设计思想与研究》）

材料二：

各类型无障碍设施整体普及率明细图

■实地体验    ■大众感知

（注）大众感知调查：指被调查者仅对无障碍设施进行评价，而无实地体验。

（摘编自中消协《2018年百城无障碍设施调查体验报告》）

材料三：

2012年8月，国务院颁布《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明确依法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是政府责任和社会义务。《条例》实施7年来，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得到全面推进，无障碍公共服务水平有了显著提升，无障碍建设成为建设小康社会、民生改善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我国无障碍设施建设的内容已由单纯的物质环境建设过渡到全方位的社会环境建设，从有形的道路交通、公共设施、建筑、信息发展到无形的制度、行为习惯、社会心理。但是建设无障碍城市，最大的障碍还是在观念里。当前，还有很多人尚未认识到无障碍设施的通用性，认为只是残障人士需要，是对小众的特殊照顾，使用率不高，但会大大增加城市建设的造价成本。真正的无障碍，首先不是设施的无障碍，而是观念的无障碍。要破除无障碍建设面临的“观念里的障碍”，根本在教育。日前，深圳市正着手开展无障碍启蒙教育，将全面无障碍城市基本知识纳入全市中小学课程教育内容，这可谓抓到了根本。

（摘编自中国财经《我国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全面推进》）

材料四：

经过30多年的努力，日本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无障碍设计规范，涵盖各个产业领域翔实的设计标准，保证了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规范化、合理化，减少了后续不必要的改造工程，日本的无障碍建设及通用城市建设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从1994年开始，日本就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对建筑等设施的设计进行约束。无障碍设计离不开市民的参与，自1971年开始，日本一些高龄人士和残障人士自发参与到无障碍设计研讨中来。他们每月召开会议，并将关于无障碍设施使用的感受及意见反馈给设计者。相关研究机构与社会组织也是推动日本无障碍建设的重要力量。日本福祉无障碍和通用设计学会便是其中一个代表性组织。它的目标是集中考虑人居、环境、交通、生活等各方面，涉及法律、社会福祉、工学等各方面，对无障碍和通用设计进行研究和开发。

（摘编自半月谈《“无障碍城市”依然有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