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的概念早在1978年就由美国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和琼·斯潘思提出，最近几年这一经济现象开始流行，主要包括一个由第三方创建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市场平台。这个第三方可以是商业机构、组织或者政府，个体借助这些平台，交换闲置物品，分享自己的知识、经验，或者筹集资金。

（摘编自曾响铃《“共享经济”改变了什么》，《大众日报》2015年7月22日）

共享经济的本质，是借助互联网手段，满足迥异的个性化需求，最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难看出，创新的不只是交易方式、交易对象，更是共享的价值理念。因而，同传统经济模式相比，共享经济带有天然的社交和情感方面的需求，同时也蘊藏由此而生的风险。有调查指出，约39.9%的受访者对拼车服务的安全有所顾虑；在私厨服务领域，69.1%的受访者表示不相信陌生人。信任和理解，已经成为共享经济成长过程难以回避的命题。单车的乱停乱放，让中国再一次成为“自行车王国”；网约车与传统出租车的利益纷争，在多个城市的街头上演；知识的分享，对原创内容的保护和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等等。共享经济的发展，给治理带来了更多的难题，

（摘编自盛玉雷《共享经济如何优雅走向明天》，《人民日报》2017年1月19日）

（摘编自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共享经济：从起步期向成长期加速转型——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光明日报》2018年3月29日）

共享经济是近年来的经济亮点。以共享住宿领域为例，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共享经济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中国共享住宿发展报告2018》，目前我国主要共享住宿平台的房源数量已达300万套，去年接待房客7600万人次。平台上的房东、管家、摄影师等服务者人数约为200万人，基本上每增加1个房东，就能带动2个兼职就业。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乡村民宿己经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之一。

（摘编自《经济日报》2018年5月18日版）

虽然欧盟多次强调对于共享经济要予以支持，但是现实情况中各地对共享经济的接受程度各不相同。比如，伦敦对共享经济的包容程度就远高于其他地区。根据每日邮报的报道，英国拥有全球十分之一的共享经济业务，高于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的总和。与荚国不同，欧洲一些国家因为缺少适用于共享经济的监管条款，而抵制了共享经济的扩张。其中，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地的法院宣布，对Uber这类非专业司机驾驶服务的推广是违法的。此外，巴黎、阿姆斯特丹等地也已开始针对“共享住宿”收取税费。

（摘编自《共享经济治理：历史镜鉴与域外经验》，《国家治理周刊》总第137期2017年5月7日）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将我们在生活中的表演称之为“前台”。他观察到了真实生活和戏剧表演的某些共同之处：为了特定的目的，人们总是在生活中为自己涂脂抹粉、培养各种礼仪和谈话技巧、通过阅读和学习来获得谈资，凡此种种，构成了我们对外的“公共人格”。这种“公共人格”就是我们人生自我展示的一块广告牌。我们塑造自我角色形象并透过它被周围的人知晓，从中，我们积累下了人际资本，博得了重要人物的好感，为自己获得机会并维持这一形象。这便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常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很难说它是不虚伪的。。

而戈夫曼也注意到，对于我们这些人生的演员来说，“前台”之外，还存在“后台”。那“后台”就是我们“卸妆”的地方，把自己从社会角色、职业角色和公共人格的表演中暂时解脱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人而存在的时刻。通常，这个时刻不会很多，除了自己和极密切的人以外，也不会有更多的人看到。

戈夫曼的这套理论在移动互联时代面临着一个新问题是：移动网络的出现似乎让我们的“前台”以一种可怕的速度在延展，而“后台”的空间则在不断的退缩、减少。如果我们把“虚伪”等同于“前台表演”时间的增多，那么我们将看到，在微信朋友圈的“绑架”下，我们几乎24小时每天都处于“前台”。早上起床微信自拍刷脸，每去一个地方都打卡签到，时而低调炫富，时而转发寓意深刻的鸡汤文。在这八万四千六百秒的时间内，每一秒钟几乎都贡献给了此类廉价的表演。说实话，悲催的真相是，我们的内心一如过去那样热衷表演，只是现在表演的成本和门槛更低：几张PS痕迹严重的照片，几句转帖，几帧模糊不清的场景，塑造出了我们微信时代的公众形象。换个说法，这叫互联网思维。

提供前台表演的场景在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不断增多，我们今天不但要“线上”而且要“线下”的表演，从线上演到线下，每一个不断扩大的前台都占用了我们过多的表演时间。并且，如今的我们不仅是演员、是观众，还是希腊戏剧中的唱诗班。留言、点赞、转发……让我们成为了无比疲惫的演员。我想询问的是，当硕大无朋的“前台”不断侵占占我们的生活之时，当我们的“后台”已缩小至几无立锥之地，甚至彻底消失时，生活中是否有某些重要的东西正在失衡，在倾塌？

（孙骁骥《我们都爱上了朋友圈里的虚伪》，有删改）

建筑：“此地人”的文化生态场景

①城市建筑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城市文化生态的重要构成部分。目前我国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景观发展水平仍不平衡。处在这一历史阶段的中国建筑，怎样体现既往与当今、时代与地域的关系？这是当下中国城市建筑文化生态演进的重要思考点。

②“现代性”促成了合理的城市化和建筑现代化，也导致了文化断根的城市化和城市、建筑的千篇一律。于是，面对历史空间，便有两种倾向：标榜逻辑合理的“新陈代谢”和诉诸历史价值的“怀古恋旧”，而前者占压倒性优势。观察中外城市与建筑演变进程中呈现的差异，可以对上述问题有更深入的思考：一是以巴黎19世纪的“奥斯曼计划”为例，法国近代旧城改造虽然颇具争议地拆除了大半的中世纪建筑及街区，但是也留下了有着较高建造质量并仍适应当代发展的近代历史城市景观。今天的中国，大部分城镇包括重要历史城镇都经过了初级改造，却留下了很多问题和遗憾，低质建造比例大、地域风土特征保留少、景观相似度甚高等现代城市建筑通病随处可见。第二个差异是，当代西方城市强调的可持续发展以后工业时代为背景，已经面临“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的问题，城市的历史空间与现代空间已从相对立走向相交融，而中国如何在社会和人文意义上，同时实现从农耕时代到后工业时代的“有机更新”，乃是目前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这就使我们看到了在现代性和全球化影响下，传统城乡的改造有必要坚持反思现代性的历史主义观念和保持各地文化生态多样性的地域主义立场。

③在“现代性”的冲击下，我们正在失去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莱特说过的“使居者能有‘此地人’切身感受”的地域建筑特征。面对此种挑战，虽然当下很多城市采用“再现”古城、古建已逝风貌的重建对策，但是这种被动的历史“再现”很难成为城市演进的主导方向。

④城市空间并非是一元性的，即使在全球化文化交流、交融的背景下，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在文化生态上有魅力、可持续的城市，不仅是“与古为新”拥有历史厚度的城市，还拥有质感的山水、建筑和人文环境，是有“此地人”感受的地方。这里不妨以“地平线”作为比附，虽然可视的地平线需要深远的地理尺度，但是在拥有史地维度和质感的城市，却可以深切感受到人文与自然交织的“心理地平线”。自人类建造城市以来，地平线就不断被城市景观的“天际线”所掩蔽，聚居程度越高，地平线消失越甚，可是“心理地平线”在中国传统城市与建筑空间中始终存在。比如中国传统园林空间的古典美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恰恰是封闭围合的“壶中天地”，完全看不到物理空间的地平线，通过对景、障景和借景，却让人有小中见大的意境。这就是典型的“心理地平线”。再如杭州西湖一侧是城市轮廓，另一侧是凤凰山等自然山林形成的天际线，无论从哪一侧看出去，都没有延绵的地理地平线，但是谁又能说杭州这种半城半山一水连的城市空间不似“天堂”呢？所以，在城市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中，投入精心的设计思考，重建人与历史、与自然的脉络关系，是造就魅力城市不可或缺的一环。只有当城市天际线趋近于“心理地平线”，城市才属于大地，人类才属于自然。

⑤不仅如此，对建筑文化生态的回归还要真正反顾到建筑的本体，挖掘建筑语言在地域文化建构中的潜力，而不仅仅是沉迷于建筑文化表层的“标新立异”。尽管我们不但会对那少许融入史地质感，并隐含时空纵深感的创意建筑由衷欣赏，也会对超现实主义建筑作品惊叹连连，但是就整体而言，当代“明星”建筑师的作品，有许多只是刻意把建筑雕塑化，追求张扬个性的奇特形式感，纯粹成为没有确定含义和评价标准的另类艺术消费。中国当代也一度将这类怪异建筑当作了国际化导向，其背后可以窥见国人在外来强势文化面前，产生的认同迷失：出于纠结于传统的抗拒和唯恐落伍国际的盲从。

⑥事实上，文化差异和多样性依然存在于人类社会演化的现实之中，并作用于建筑本身的演化进程。

⑦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无处不在的时代，维系一个地方的文化特性和身份认同是必要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软实力首先就体现于此。中国未来的建筑既要吸纳国际先进的技术和美学因素，自信地在全球化中博采众长；更应当重视地理气候、风俗民情等环境特征，自觉地维系地方的文化差异和身份认同，以这样的姿态来推动中国未来建筑的本土化和地方化，应是建筑学对优化演进中的城市文化生态的一种专业奉献。

（选自2013年12月8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