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之争给儒学带来了什么

孔德立

①早期儒学的传承创新　　是早期儒家自身传承的结果，　  是排拒与融合其他学说的结晶。墨子“非儒”与孟子“辟墨”是儒、墨两家争鸣的重头戏，对儒、墨学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凸显出早期儒学的传承与创新路径。

②《墨子·公孟》篇批评儒家有“四政足以丧天下”。其一，儒家不重天、不信鬼，导致社会上的恶人毫无宗教敬畏感，民众也失去了批判社会的武器。其二，厚葬久丧，既耽误生产，又靡财费时，加剧生活贫困。其三，弦歌鼓舞，助长统治者的奢侈腐化生活。贵族们的一顿饭“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墨子·辞过》），如果再沉溺于弦歌乐舞之中，奢侈之风会更加兴盛。其四，宣扬“命定论”，使贵族与平民各安其位，泯灭了民众奋发有为、积极向上的斗志。墨子认为，儒学之所以不能惠及普通民众，根源在于儒家“仁”说。“仁”首先是血缘之爱，以“孝”为中心，然后在家庭宗族、邻里乡党、朋友君臣中次第展开。墨子认为，战争爆发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各私其亲，不能以对待自己亲人的方式对待他人。鉴于此，墨子提出了“兼爱”的主张。

③“仁爱”与“兼爱”是儒墨之争的核心问题。要击退墨家的进攻，必须彻底揭露兼爱的危害。恰好，墨者夷之厚葬其亲的举动暴露了墨家的理论缺陷。墨家赞同薄葬，批评儒家的厚葬主张，而墨者夷之厚葬其亲的做法正违反了自家学说。当孟子批评夷之时，夷之却以儒家主张的“若保赤子”为借口，辩解说“爱无差等，施由亲始”亦为儒家所赞同。孟子对夷之的论调予以坚决的反击，他指出，丧礼的真正内涵不在于财产的多寡，而是源于子女发自内心对父母的真爱情感。墨子津津乐道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的兼爱精神，实际上是把特定情感庸俗化了。孟子认为，墨家把他人之父视为己之父，消弭了父亲的特定内涵。仁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儒、墨在仁爱与兼爱问题上有着不可弥合的分歧，因此，孟子才尖锐地批判墨家的“兼爱”学说，认为其会使人成为无异于“禽兽”的“无父”之学。

④传统说法认为，孟子辱骂墨子为“禽兽”，遂以为孟子与墨子的学说是对立的。但如果把墨学置于孔孟之间加以分析，就会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孟子在捍卫儒家仁学核心价值的同时，亦悄然对墨学进行了吸收。性善论与仁政学说是孟子对儒学的新贡献，但如果我们只注重孟子对儒学的传承的一面，很容易忽略墨学对孟子的影响。孟子直接说人无仁义礼智则“非人”。可见，善性已经成为做人的必然条件。那么，孟子性善论的至善源头到底是什么呢？

⑤如果我们考虑到墨子对儒家的批评，不难发现，墨子对“天”与“善”的论述正被孟子悄然吸收了。《墨子》书中“天民”一词出现2次，《孟子》书中出现了3次。值得关注的是，这个词却不见于其他早期儒墨两家著作。墨子把至善之天与民连接以来，为人性找到了至善之源。“爱人利人以得福”（《墨子·法仪》），扶危救困、爱人利人之人，获得天佑而得福。墨子虽未明言人性善，但推行兼爱之人必定以人之善性为前提。墨子“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中》）的主张，从“农与工肆”中选拔官吏的提议，均是墨子提升民众地位的举措。经过墨家的宣传及实践，墨子的这些主张已经唤醒了民众积极争取自身利益的意识。在风起云涌的墨家“革命”之后，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也就顺理成章了。此外，孟子“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的论述，既坚持了儒家仁爱的核心价值观，又受到了墨子“行天下大义”的影响。墨子“非乐”，孟子则劝导统治者“与民同乐”，把墨子认为贵族专享的乐舞文化转化为了君民共享的社会财富。

⑥经过孟子对墨学的融合、排拒与吸收,儒学已不再是曲高和寡的贵族式的内圣修身之学,而是发展成为兼济平民的外王之学。从孔子到孟子，儒家在坚守仁学核心价值的前提下，又吸收墨学之“义”，走出了一条主体性传承与包容性创新之路。

①城市功能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体现在城市的文脉上。所谓“城市文脉”，就是指一座城市的文化及文化传统——不仅仅是指现代存在的文化，还包括过去的文化。因此这两者与城市的功能是否延续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这两者是延续的，那就形成了一种传统；如果两者是不同的，或者以往有过这样的不同，这种传统就中断了，难以形成文脉。一座城市，尽管现在的文化很发达，如果过去的文化已不复存在，或者从来没有这样的文化，要形成文化传统必定要假以时日，形成自己的文脉则更需要长期的积累和绵延。

②另一方面，只有形成了自己的文脉，并且得到延续，城市的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才有可能推到极致。文脉不仅是城市的基本设施、名胜古迹、文物遗址的积累，更是一代代城市人的文化和智慧的结晶，足以保持城市的记忆，提供调节人地关系和适应变化发展的经验。

③但是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城市都能保持不变的功能，特别是在变革的时代，受到天灾人祸的摧残，一些城市的功能被强制改变，城市被破坏殆尽，延续数百上千年的文脉就此中断，幸而有零星保存，也已岌岌可危。例如，三国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都城建康（建业）作为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存在了三百多年，其功能基本不变，文脉得以延续。但到隋灭陈时将建康城彻底毁灭，将地区行政中心迁往别处，当地人口几乎全部外迁，这座六朝古都便从地图上消失了。尽管以后的南京是在这片土地上重建的，但除了战火毁灭不了的古代遗址遗物外，还有多少六朝遗风？

④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城市功能同化、泛化，都要具有经济功能，要以生产为主；都要破旧立新，将传统当垃圾清除，立新却缺乏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又经历了急剧扩张和大拆大建，城市功能同化、泛化的趋势加剧，甚至盲目确保不现实的发展目标。大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大量城市人口成为移民，能够传承城市文化的本地人口迅速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具有延续城市文脉的自觉性，不采取特殊的措施，文脉的断绝是不可避免的。

⑤正因为今天绝大多数城市的功能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原有的设施已经无法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如果单从物质条件的需求看，城市多数原有设施的确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由于长期不重视城市建设，不重视民生，过早地剥夺了私有住房，几乎所有的城市都面临住房紧缺破败、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困难。从经济效益看，大拆大建，增加建筑密度和容积显然更有利，也能更快满足居民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像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上海的石库门和弄堂，即使以往有千好万好，但它们既不可能成为未来民居的主要模式，也不会得到多数人的喜爱。城市居民反拆迁的抗争，大多不是对文化传统的守护或对旧居的依恋，基本上都是经济利益和社会公正的诉求。

⑥但为延续文脉着想，一座城市需要保存最低限度的古物旧物，才能保持城市的历史记忆。因为这些物曾经是城市多数居民的住所或活动场所，也是当时的文化和传统赖以存在和延续的物质基础。如果让城市的后人仅仅凭着文字和图像去想象，大多数人是不可能理解生动的历史，留下深刻记忆的。何况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居民的精神生活要求会不断提高，对国家和城市的记忆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这些记忆中还包含着我们今天不一定知道或理解的抽象的智慧和价值观念，原物的保存才能给后人以破解或汲取的可能。即使是属于封建、迷信、腐朽、反动、罪恶的旧物，也有必要适当保留些，以便让后人了解历史的另一面。

（摘自《环球人文地理》，有改动）

痛，并创作着

于 溪

世间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临诸多的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诸多的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你只要再多想一步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有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命运？要是没有了恶劣与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又将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么样呢？怕是连人间的剧目都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潭死水。看来差别永远要有，看来苦难只好接受，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重读《我与地坛》，再次感慨史铁生的人生。其创作境界也非一般作家能及，如果不瘫痪的话，人高马大的他也许不会从事写作。他十五年间一次一次来到北京地坛公园，思考着哈姆莱特的问题：是死还是活？终于有一天，荒芜的地坛成了他生命的祭坛，他写出了这篇让人震撼不已的名作。

古今中外，许多杰出的生命里都有一份刻骨铭心的痛。疾病疼痛是人的生理反应，它让人保持一种与世界对峙的状态，从而更清醒更理性地审视自身存在，而文艺创作往往就是病中吟，天才灵感的产生需要这样的契机。

面对宫刑摧残与污辱，司马迁想到了死亡，但非人能忍受的痛又让他坚定信念，决定隐忍苟且地活着。心头如烈火在燃烧如利刃在杀戮，他在极度的愤怒与悲怆中完成了传世之作《史记》。这部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的旷世奇书，描述的是历史大千，烛照的是世道人心，自身的痛苦增加了司马迁的压抑与反抗，广博的学识、深刻的眼光、丰富的体验、雄伟的气魄，还有博大的同情心、强有力的讽刺、压抑的情感洪流、史诗般的锐利笔锋，这一切同时出现在司马迁笔下。这部光辉的巨著让他饱受疼痛的灵魂得到不朽。

许多文艺奇才在这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的痛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他4岁时，一场麻疹和强直性昏厥症已使他快入棺材。7岁患上严重肺炎，不得不大量放血治疗。46岁牙床突然长满脓疮，只好拔掉几乎所有牙齿。牙病刚愈，又染上可怕的眼疾，幼小的儿子成了他的“拐杖”。50岁后，关节炎、肠道炎等多种疾病吞噬着他的肌体。后来声带也坏了，靠儿子按口型翻译他的思想。他仅活到57岁，就口吐鲜血而亡。但上帝似乎觉得给他的痛苦还不够深重，还给他的生活设置了各种障碍和漩涡。他长期囚禁自己，每天练琴10至12小时。13岁起，他就周游各地过着流浪生活。他一生和5个女人有过感情纠葛，其中一位是拿破仑的遗孀。但都没有结果，仿佛痛苦才是他的情人，她把他拥抱得那么热烈和悲壮。

3岁学琴的帕格尼尼，12岁举办音乐会并一举成名。之后他的琴声遍及法、意、奥、德、英、捷等国。他不但用独特的指法和充满魔力的旋律征服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而且发展了指挥艺术，创作出《二十四首随想曲》《女巫之舞》和6部小提琴协奏曲及许多吉他演奏曲。欧洲当时的所有文学艺术大师如大仲马、巴尔扎克、肖邦、司汤达等都听过他的演奏并为之激动。李斯特甚至大喊：“天啊，在这四根琴弦中包含着多少苦难、痛苦和受到残害的生灵啊！”

是苦难成就了天才，还是天才特别热爱苦难？这让我想起了病蚌成珠的故事。一只河蚌里掉进一粒沙子，蚌感到不适，还有些疼痛，就不停地分泌物质包裹沙子，一年又一年，多年以后，原来那不适、疼痛的地方，就出现了一颗光彩夺目的珍珠。西伯被拘禁而演《周易》，孔子流亡而作《春秋》，屈原被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却著《国语》；博尔赫斯因为眼瞎而洞若观火，看到了时间与生活缝隙间生命的无奈；诗人拜伦腿部残疾，却登上了一个健全人都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峰。

痛，除了让肉体处于一种高度敏感的状态之外，也时刻警醒着我们的灵魂，将创新的意识照亮，放射出一道道光芒，不朽之作常常就在这样的际遇中横空出世。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