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色的世界

叶朗 朱良志

①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水墨画，这显然有技术材料和艺术传统方面的原因。水墨画一般画在纸和绢上，其中又以纸张为主。中国造纸技术很发达，具有良好质感和丰富渗透功能的纸张为水墨画的出现提供了基础。而中国有书法的传统，书法的创作方式对水墨画有直接的影响。但更主要的原因却来自观念方面。

②用黑色的墨水在白色的纸、绢上作画，这是中国画家所钟情的“黑白世界”。黑白世界，（）中国人来说，是无色的世界，（）它完全没有颜色，（）说它没有绚烂富丽的颜色。中国画本来很重视色彩——早期的中国画被称为“丹青”，就是对色彩的强调。中国人色彩感受能力并不差，看一看中国京剧的服饰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中国画家本来就强调“以色貌色”——世界中有红，有黄，有蓝，有丰富的颜色，绘画应该以变化多样的色彩来表现。这种局面到唐五代发生了变化。

③唐代书画艺术家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提出了“同自然之妙有”的观点。“同自然之妙有”是说，书画艺术应该具有造化自然一样的性质，造化自然是最朴素的，它排斥人为，排斥文饰。这种“同自然之妙有”的追求，体现在山水画创作中，就是以水墨代替青绿着色。唐代绘画理论家张彦远曾对水墨山水画兴起的思想根源作了说明。他指出，自然万象的本体和生命是“道”，也就是阴阳的气化，它是自然的，不是人为的，所谓“阴阳陶蒸，万象错布，玄化无言，神功独运”。“道”（“气”）是最朴素的，但它蕴含着自然界的五色，产生着自然界的五色。自然万象的五彩，并不是依靠着丹碌、铅粉的着色，而是依靠朴素的“道”（“阴阳陶蒸”），即所谓“草木敷荣，不待丹碌之采，云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綷”。而水墨的颜色，正和“道”一样朴素。它最接近“玄化无言”的“道”，最接近自然的本性，因此是最“自然”的颜色。它和“道”一样，蕴含着自然界的五色，产生着自然界的五色。所以张彦远说，“运墨而五色具”。水墨的世界，可以表现出色彩的感觉，同时还能表现出色彩无法传达的内容。画家如果“意在五色”，用“丹碌”的颜色涂草木，用铅粉的颜色涂云雪，就背离了造化自然的本性，用人工破坏了自然，结果就是如张彦远所说“物象乖矣”。张彦远的话说明，水墨山水画的兴起，和画家在道家思想影响下追求“同自然之妙有”的境界有着必然的联系。

④张彦远的这个思想，也表现其他一些画论著作中，如托名王维的《画山水诀》一开始就说：“夫画道之中，水墨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这就是说，因为水墨的颜色最符合造化自然的本性，所以水墨山水画在绘画中占有最高的位置。

⑤“画道之中，水墨为上”，从此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观念。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日前修改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中新增“留守儿童保护”专门章节，其中提出父母外出后应当与留守儿童每个月至少联系一次，及时了解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和心理状况。

这一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救助保护机制，不仅要求民政部门会同教育、公安等部门建立留守儿童信息管理平台，还要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开展监护指导、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社会融入等专业服务。此外，还规定了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定期将留守儿童监护、抚养和身心健康情况报县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选自《广州日报》，有删改)

目前中国共有6102．55万留守儿童，长期过着没有父母相陪的“一个人”生活。而湮没在历史时光中的留守者，至少有整整一代人。

过去一直说如何重视，但具体到哪个部门负责，没有明确。这次明确了联席会议制度由民政部牵头，是二十几年来的第一次。儿童不再留守，就是要让他们与父母团聚。让父母返乡，还是让孩子随迁？学者段成荣的建议是，从制度上创造条件，让孩子跟着父母进城。

1984年，一纸中央文件松开了乡村户籍人口“自由出入”城市的高墙。仅1989年，中国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就从改革开放初期不足200万人迅速蹿到了3000万人。即使闭塞如老司岩这样的古寨，也在错过第一波打工潮后听到了风吹草动。1992年，黄湘洁的父母双双外出务工，留下她和姐弟三人在家中。那年黄湘洁两岁。

“当时的乡村，穷是一种常态。”从事农村问题研究近三十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段成荣说。1984年，还是在校研究生的他跟着导师到辽宁、山东等地的农村调研，最大的体会就是农民那股想要外出谋生的深切冲动。

彼时的中国农村实行分田到户才不久，粮食价格低，还需缴纳农业税费，种地基本不挣钱，有时辛辛苦苦干一年，还赔钱。尤以1994—1996年最为严峻。而远在近千公里外的广东佛山，当时外来工已经可以拿到数倍于内地的工资。以至于农民外出务工，都被中西部地区政府视为一件大事拿到办公桌上讨论。

四川则更有趣，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后，四川普查办专门成立了劳务输出办公室，由政府推动和组织农民外出务工。后来被其他地区当作经验争相效仿。

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黄湘洁的归来也让村里人不解。他们说，一定是在外头找不到工作吧。2013年9月，在当了一年志愿者后，她打消了出走的念头。她说，“不要让这些孩子再被遗忘了”。

(选自《南方周末》，有删改)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2016年9月21日，河南全省法院“送法进校园暨第四季普法漫画口袋书发放仪式”在郑州市古蒙镇实验小学举行。这是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连续第五年送法进校园，为该省650万留守儿童送去温暖和关爱，孩子们也获得了第四季普法漫画口袋书，学习保护自己的技巧和方法。据悉，本次活动的主题为“让爱相伴——让法律照亮留守儿童回家的路”。活动现场河南基层法官讲述了与留守儿童之间的故事，打动了许多人。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孙雪梅现场授课，教孩子们如何预防性侵害，保护自己。四个留守儿童代表用诗歌朗诵《爱的礼赞》，向所有关心、帮助留守儿童的爱心人士表达最朴素的谢意。

据有关部门统计，人口大省河南留守儿童的数量达到650万，占全国的十分之一还多。

(选自“中新网郑州”，有删改)

父亲的家谱

陈鸣

⑴陈星伍今年54岁了，他是福建省永春县蓬壶镇的一名医生。每天早上7点多，他从狭促的职工宿舍楼醒过来，第一件事是找打火机和接开水。对他来说，早餐除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维生素，不能没有烟和铁观音。

⑵他的老婆名叫陈桂花，她总说他是土医生，比镇上的××和×××都不懂得养生。这话大概说了有30年，如果邻居细心一点，差不多能以这对夫妻的对话每天校准时钟。

⑶陈星伍大概也是30年前进了这家医院，从一头秀发干到现在头皮发亮。在这个小镇上，医生受人尊敬，走在马路上不论老少大家都喊他“五叔”。刚掉头发那几年，每天都会有人赞他：“五叔越来越聪明了”。“五叔”大部分时候是一边伸手摸摸头发，一边闪亮地笑起来。

⑷陈星伍还有一个令他自豪的身份，他是一名致公党员。这个政党的党员大部分是归侨、侨眷和有海外关系的“代表性”人士。不过海外关系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给陈星伍带来的其实是诸多的烦恼。

⑸这得从陈星伍的童年说起。

⑹陈星伍的爸爸叫陈启煜，解放前曾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军官，后来这支部队被蒋介石解散，他因为“包庇共匪”流落到福建漳平。这个罪名并不冤枉，当时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林一心开秘密会议都是在陈启煜老家的宅子里。可是到了解放后，这段前朝历史和陈家绵乱复杂的海外关系就再也扯不清楚了。

⑺“文革”的时候，陈星伍还是个十来岁的少年。他每回考试都考第一名，不过也是想了很多办法才能勉强地挤进高中听课，每天顶着无数骂“地主龟儿子”的唾沫星子。我猜想，少年陈星伍说起“我爸是陈启煜”的时候，应该多少怀着某种复杂的羞愧。

⑻后来有一天，他终于下定决心退学，不再忍受耻辱，因为学校操场上开起了批斗会，他看到台上站着他的父亲和虔诚的基督徒母亲。

⑼退学之后的陈星伍每天都在山上挖草药，他总背一口锅，一路咣咣当当地找吃的。许多年以后，他经常站在自家阳台上指给他儿子看，“那个山爹以前爬过”。现在那些山上早没人影了，拿着望远镜瞅也只能瞄见几棵树，大概只有雨点会到达那里了。

⑽困顿的生活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某一个时刻开始改变。有一天，陈星伍在他爸爸的书桌底下看到用毛笔恭恭敬敬写的四个字“恩公小平”，这张小纸条一直到陈启煜去世都贴在书房里。也是从那几年开始，陈星伍的运气稍微好了一点。因为他爸爸年岁已高，他获得了“补缺”的机会，最终陈星伍选择了当一名医生。

⑾1985年，因为我的到来，陈启煜有了孙子，陈星伍有了儿子。陈星伍希望自己的儿子不要像他埋头过苦日子，而是像他背着走过无数山峰的那口帅锅那样，咣咣当当地发出些自己的声响来，于是就在名字里安了个“鸣”字。虽然这个名字后来面临着很多重名的问题，但我还是比较庆幸自己没有被取名为“陈咣咣”或者“陈当当”。

⑿陈星伍的生活依旧辛苦。为了赚钱给儿子买三鹿奶粉，他兼职做起了生意，一开始是弄了台机器榨花生油，后来改行卖液化气炉具。在选择行业的精明程度上，小镇上确实无人能及，他很快赚了不少钱。

⒀不过麻烦事情很快又来了，那时候我在读小学，有一天回家看见好几个镇上的年轻人坐在我家里泡茶，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来讨要保护费的。

⒁壮年时候的陈星伍性格极为硬朗，《让子弹飞》里头姜文问，我能不能站着把这钱赚了，陈星伍那时候的想法大略相同，可惜他毕竟没法像姜文那样，印子和枪轮流掏出来在桌上拍得叭叭响。派出所的叔叔们也纷纷表示：这种事情我们不便插手。想站着赚钱难度当然不小，至于为啥不便插手那就更费琢磨了。

⒂后来几个流氓又吓唬陈星伍和他老婆陈桂花，不给点儿钱，我们骑摩托车把你儿子撞了。那是我小时候第一次觉得，爸爸是谁真的很重要。

⒃陈星伍像1990年代每一个在下海浪潮里游过一番泳的人一样，有所收获，但很快被各种开着游艇和军舰的人甩在了后头。“保护费”事件以后，陈星伍经常骑着摩托车带着儿子到小镇最高的峰上去看远山和落日，他说：“要聪明，也要坚忍。”那么多事情发生之后，陈星伍很少抱怨，前几天，当他知道儿子要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的时候，他发了条短信过来：“要感谢时代，要感谢国家。”我仿佛能看到他在屏幕的那边微笑和头皮一同闪亮。在五星红旗下成长的陈星伍，和他父亲生命的起落，每一刻都和这个国度连在了一起。

⒄陈启煜在88岁的年龄上安然去世。葬礼上，我第一次看到硬汉陈星伍号啕大哭，他在我面前为了他的父亲、我的爷爷痛哭，在葬礼上代表所有儿女发言，他说：“我爸是陈启煜。”我想，那一刻陈星伍心里一定充满了感恩和自豪。

⒅关于陈星伍，我们可以讲他的很多故事——他是医生，一个致公党员，是陈启煜的儿子，但最重要的是，他是我爸。作为一个没有“新闻价值”的人物，他难得能被书写并刊登在一份“严肃”的报纸上。但他完全配得上这样的荣誉，恰如这个国度里所有平凡而辛劳的父亲一样。如果要给自己的父亲颁一个奖，我希望自己就是属于他的那枚勋章。

（节选自《南方周末》2011年2月3日第14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