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悲哀的面孔

（德）海因里希·伯尔

(有删改)

在邮筒旁停靠三分钟

我坐班车回老家，经过石砚湾的时候，车停了下来，司机把门打开，我看见路边有一个邮筒，但却没有一个要上下车的人。

师傅，怎么不开车呢？师傅看我一眼，没有作声，只是按下了喇叭，震耳欲聋地响了三声，然后才关门，启动班车，奔跑在这片交通仍不便利的山间马路上。

但比起二十年前，这条路已经便利多了。师傅终于开口，告诉我，所有的班车都会在这儿停靠，尽管到如今，邮筒已经生锈，荒草已然茂盛。

为什么？令所有路过的车辆，不约而同停靠并为之鸣笛的竟只是一个年轻人。80年代那会儿，年轻人流行南下打工，去广州、东莞、深圳、上海，总之没几个人留在老家。但有一个年轻人留了下来。

他绝不是害怕出门，而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县里邮局要将一批信件送去百里外的乡下，公路不通，村落不熟，年轻人是个热心人，便答应帮衬一把，送完再坐火车南下。结果，当年轻人把一封封信件送到各家各户，老人们感激涕零的样子，一下子触动了他。

信件都是出门打工的年轻人寄来的平安信，年轻人突然生出一个念头，自己应该留下来做一个邮递员，否则，老家的人们便可能收不到这些珍贵的家书。

年轻人说干就干，县邮局更是求之不得。就是从那天起，年轻人每天都会背着一大包的信件，先送完路过的几个村庄，因为老家隔着几座荒凉的大山，他总会在石砚湾的一个拐角处等车，等路过的拖拉机、摩托车，甚至牛马车。而那些赶车的人，得知年轻人是一位邮递员，也总愿意搭他一程。

送的次数多了，所有赶车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位邮递员，每天中午时分，会站在石砚湾等车，乡亲们知道他辛苦，放弃了南下打工的大好时光留下送信，便都敬着他，觉得他是一位平安信使，有时时间对不上，也会故意把车停在石砚湾，等到年轻人上车才走。

这一等便是二十年，开车人都在口口相传，在经过石砚湾的时候，一定要等一个送信的年轻人，直到县里的马路修通到每个乡村，直到每天开通了固定的班次汽车，直到年轻人在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不慎在陡峭的山路上摔倒。

开车的人再也没能等到年轻人，他走了，全身被摔得伤痕累累，但怀里的信件却丝毫无损，连一滴雨水都没能透进去。

但那些写信和收信的人，至今从未忘记有这么一位年轻人。乡亲们特意去县邮局申请了一个邮筒，安放在石砚湾那个年轻人等车的地方，里面塞满了各种信，那都是外出打工的人寄给年轻人的感谢信。

人走了，但信还在。每一辆路过的汽车都会在这里停靠一会儿，他们希望搭上年轻人的灵魂，带上他的那股精神，走遍千山万水，只为告诉你，邮政在，希望就在。

我想问，年轻人叫什么名字？刚开口，却已泣不成声，终究是没有问成。有些遗憾，但又有些许安慰，至少我知道，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唤作邮递员，如果可以，我想再加两个字，邮递员哥哥。

（有删改）

飞翔的黄豆芽儿

我八岁那年，母亲去世了。

母亲烧过百天后，奶奶把她领进了家门。她的脸很像房前的向日葵，很圆很大，眼睛也大；穿着绿色的呢子衣服，上面用金线绣着俗艳的牡丹花，人显得有些虚胖。

她很不拿自己当外人，三下五除二扒掉我身上的衣服，我害羞地往后躲，她“嘎嘎”地笑：“躲啥躲，小屁孩，从今天起我就是你妈了。”她把我抱到大盆里，给我洗澡。很多很多的肥皂泡几乎给我洗掉一层皮，姐姐站在一旁冷冷地看。她去倒水时，姐姐说：“不许你管她叫妈!”我点点头。我们有事时叫她赵姨。

没几天，我就挨了她的打。她炒了黄豆芽儿，我不吃。她给我夹到碗里，我不知哪来的勇气，端起碗，把整碗饭倒进了泔水桶里。她伸手给了我一巴掌，骂：“你这败家孩子，你爸天天人不人鬼不鬼地挣那点儿钱，哪扛你这么败坏的？”

姐姐站在她面前，大声说：“你少在这装大尾巴狼，别以为谁不知道你是‘嫁死’的，我们老齐家的事，你少管。”

她的脸“刷”地一下子，白成了一张纸。

我问姐什么是“嫁死”，姐没说。没几天，我在邻居的嘴里知道了“嫁死”就是嫁过来时给买了一张保险，然后就盼着矿上出事，人一死，新娘就可以拿钱走人了。我听了，脊背发凉。

一个黄昏，矿上的警报尖锐地打断了各家各户刚刚升起的炊烟。她踉踉跄跄地跑出去。回来时，脚步扭了麻花儿，不过，她没有像矿上那些女人那样哭天抢地，她的眼里没有泪。

她三天三夜水米没打牙，也没人去管她。叔叔们说：“看着她点吧！”奶奶叹口气说：“算了，腿儿长在人家身上，要走要留随便吧。”第四天，她打开门，洗了整整一杆衣服。晚上，她包了很大很大的白菜包子，她说：“他走了，咱们的日子还得过 。”

放学回家，我看到院子里摆了两麻袋黄豆。她坐在桌子前挑豆子。我睡觉时，她哗啦哗啦地用水淘豆子。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说：“生豆芽儿。”又补充一句：“卖了，挣点儿钱花。”

她伺候那些豆芽儿比伺候孩子还精心，一天不知要看上多少回。好多个晚上，我都被搬动盆子的声音惊醒。灯光下，她搬动大铝盆，给豆芽儿换水。那些豆芽儿像可爱的胖宝宝一样很富态。而她，如向日葵一样的脸却瘦了下去。

豆芽儿不知不觉就长长了。她用自行车驮出去，回来时，筐的大肚子就空了。没几日，豆芽儿筐不再空肚子了。满满地出去，满满地回来。她坐在院里长吁短叹，一遍又一遍让我帮着算再降多少钱合适。嘴里还叨咕着，人家咋能卖那么低的价钱呢?我说，该不是从秤上找了吧?我也给你的秤琢磨琢磨。她说，咱挣的是光明正大的辛苦钱，那样的缺德事咱不干。

豆芽儿被她送给左邻右舍，人家给钱，她死活不肯要，说，权当做个广告了。那些天，我看到她的眼睛总是红红的，嘴角起了很大很大的水疱，像挂了两滴水。

没几日，豆芽儿筐又空了。她说，老二，你猜咋的？那些人生的豆芽用尿素，怪不得又长又压秤呢，今天全叫工商给查了。她说，这人到啥时候都不能坏了良心。

日子飞快地溜走了。她卖的豆芽儿在矿区很受欢迎，她的吆喝也很有意思，她不像别人光喊“豆芽儿”，而是喊：“老齐家豆芽儿！”

我从学校回家时，我常常碰上一个老实的男人在帮她搬麻袋，她让我叫蒋叔。我想，守了这些年，她对这个家也算够意思了。我跟姐姐说，赵姨要走，你别拦着。姐瞅了瞅她，没吭声。话是这样说，可每次回家时，我的心还是悬着。

她没走，风雨不误地生豆芽儿卖豆芽儿。矿上的人几乎家家的餐桌上隔三差五地就要摆上一盘老齐家豆芽儿。

她来学校看我，给我带来满满一瓶子鸡蛋酱，还带来一件新织的毛衣。她说“别省着，身体也要紧。”她走时，我注意到，她的鞋后面张了嘴，像一只滑稽的青蛙，每迈一步，它就张一下嘴，她穿的还是那件绿色的呢子衣服。衣服褪了色，剪烂的牡丹花被她用针细细密密地补上了。她到我们齐家十几年了，这件衣服还是她最好的衣服。低头看手里的毛衣，灰色的，很简单的针法，有好几处漏针的窟窿。

高考结束了，我背着行李卷儿回到矿区。家里空荡荡的。邻居说，老二，你赵姨去医院了。急忙往镇卫生院跑。一路上，我的泪不停地流。

她贫血，眼睛也不好，在卫生院躺了两天，就说什么也不住了。她说“那些豆芽儿烂根儿，就卖不出去了。”回到家，我说：“你指挥，我来弄。”不就是生豆芽儿卖豆芽吗？挑豆子，淘豆子，试温度。在卖之前，还要挑一次，把豆芽儿上的皮全都弄出去。挑豆芽儿皮很累眼睛，挑一会儿，眼睛就又酸又涩。我恍然间明白了为什么她的眼睛总是流泪，为什么我的新毛衣，会织漏那么多针。我低下头，泪一滴滴落到豆芽儿上。

我干活儿，她就在一旁说陈年旧事。她说“老二啊，当年你姐说得没错，我是‘嫁死’的。那时候真是穷，连饭都吃不饱，我爹听人家说有这样给矿上做媳妇的，就托人给我介绍。他说，赌一把吧，命好，早点儿拿了钱，你弟能娶上媳妇，你也能再走个好人家。可是，你爸没了，回到这个院子，看到你们，我怎么也下不了那个狠心……”

她咳个不停，我停下手里的活儿，给她捶背，泪流进我的嘴里，淡淡的苦涩里，却有一点儿温暖幸福流进了心里。

录取通知书来的那天，我去了蒋叔家。那年夏天，矿区里的两大新闻，一是齐家二小子成了矿上第一个大学生。二是齐家姐弟给继母找了老伴儿。

喝喜酒的时候，矿长说，不容易啊，赵红霞愣是用黄豆芽儿让咱矿上飞出了凤凰。

我给她敬了杯酒，叫了声妈。夹了一筷子黄豆芽儿，吃进嘴里，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