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更强调社会和谐、以和为贵，追求和而不同。

春秋时期的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形成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和”所具有的和谐的意义，在我国文明发展早期就有了。《尚书·舜典》记载，帝舜命其乐官通过诗歌、音乐，达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说明我国古人已了解音乐促进和谐的作用，体现了早期智者对宇宙和谐的向往。我国古人反复以声乐之和比喻世界各种事物之间的和谐，“和”从而成为一种普遍追求。如《左传》中说：“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可见，我国古人将音乐的和谐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族群与族群、人与天地等关系的模型，对“和”的追求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这一思想对儒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经典《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这表明，人类的和谐在根本上于天地的和谐，即自然的和谐。和谐是一切事物的生成原理，没有和谐就没有万物化生，和谐的实现有着深刻的宇宙论根源。

把追求永久和谐作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在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中同样源远流长。《尚书·尧典》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以后，“协和万邦”便成为中华世界观的典范。类似的说法还有“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周礼·天官冢宰》)。孔子把“和”作为同外部世界交往的原则，提出“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构建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持续不断的理想。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汉代以后被表达为“天人合一”，成为中华文化的价值理想。所谓“天人合一”，就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合一，注重人道和天道的一致，不主张把天和人割裂开来。天人合一思想不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不主张天、人对立，而主张天、人协调。根据这种思想，人不能违背自然，而应顺从自然规律，使自己的行为与自然相协调。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一方面注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注重人在自己身上体现自然的本性，致力于人与自然统一并与自然融为一体；另一方面主张人主动配合天地的生生变化，在与自然相协调的同时，协助并促进宇宙的和谐与发展。这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对纠正无限制地征服自然、不顾及环境与生态平衡的观念，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中有一种冲突意识，总想用自己的力量，以自我为中心，克服非我，宰制他者，占有别人。因此，在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非常残酷，中国则没有出现过那样的宗教战争。可以说，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其文化根源都不在东方。总体来讲，同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和谐高于冲突。

(摘编自《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从中西比较看》)

岳庙的树

简 默

我是真的没想到，此次来杭州，住处竟然离岳庙如此近，下去一面缓坡就到了。

我瞻仰岳庙，天色晦暗，飘着雨丝，添了几分凉意。从树上不时响亮地传来的寒鸦鸣叫，更加重了我内心的凄凉。

在岳庙，忠与奸鲜明对峙，善与恶尖锐冲突。奸与恶和它们的化身，无处藏匿，也无法遁形，以永远下跪的姿势，以冰冷的铁的质地，时时刻刻地锈着、蚀着，忍着、受着时光的漫漫酷刑。有幸的不仅是青山，还有坚贞不屈的精忠柏；无辜的不仅是白铁，还有被激烈肢解的桧树。这里遍地写着“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太阳照在岳王坟上，离离青草岁岁枯荣，雨中金黄的菊花倔强怒放。

大殿前那些高大遒劲的樟树，自明清存活至今，阅尽了朝代更迭，世事变幻，已是不可盈抱的古树。世间椿树因气味不同，有香椿为椿，臭椿为樗之称。但对于樟树，香樟是别名，臭樟也是，说的是同一种树，浑身散发的是同一类气息。叫香樟者众，唤臭樟者寡，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树像樟树一样集香臭于一身，也不清楚岳庙为什么要栽这种树，也许是因为它与生俱来的香气寓意某种操守和品质。其实古人是不喜欢樟树的，主要原因是这种乔木四季常绿，又高又大，不会随着季节变换容颜和表情，种在庭院炎夏挡风寒冬遮阳。

眼前这些樟树纠缠着凋谢的藤蔓，树干枝条上斑驳着明时苍苔清时地衣，我观它们如岳飞的一生。自背上深深刺下“尽忠报国”四个大字开始，忠君与爱国的种子便在岳飞心头萌芽，渐渐地长成一棵参天樟树。岳飞弱冠之年从军，投身效命抗金战场十六年，从绍兴四年收复襄汉六郡到绍兴十一年遇害，一直是南宋抗金执牛耳者。笼络利用岳飞等良将安内攘外，自己坐稳皇位的宋高宗满足于偏安一隅醉生梦死的现状，处心积虑地打击和束缚岳飞乘胜北伐收复中原的念头和手脚，他曾在岳飞出师前下手诏告诫岳飞只需收复伪齐所夺之地，千万不可领兵北上，触犯金人，否则定要严惩。等到颍昌大捷后，正当岳飞踌躇满志地对部下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时，高宗一日连下十二道“金字牌”召他班师，同时下令其他各路军队撤军，这无疑是釜底抽薪的一招。将帅即使跑到了天边，身上也永远牵系着一根看不见的皇权之线，就像一只风筝，飞得再高再远也难逃来自手的操纵。在君命和形势的双重夹击逼迫下，岳飞一次次地抑制住北伐的强烈念头，勒住向着中原仰天长嘶的战马，面对百姓怆然泪下：“吾不得擅留。”

苟安偷生于半壁江山的高宗，本无意北伐收复中原，甚至没做过统一的梦。岳飞在抗金战场上连连奏捷，只是为他与金朝和议提供了讨价还价的资本和筹码。愤而辞职、建议立太子、坚定不移地抗金是岳飞的“三宗罪”。金兀术也送书信给秦桧说：“必杀飞，始可和。”高宗与秦桧目的一致，除掉岳飞，和议既可以顺利进行，又能杀一儆百，震慑其他敢于挑战皇权的武将。岳飞在战场上赢得的胜利越多越大，就离死亡越近越快。因此岳飞必死无疑，死于他毫不妥协的抗金立场，死于他是和议的绊脚石，死于他的宁折不弯、忠心忧愤，死于他的廉洁正直、独善其身，死于他的不爱钱也不好色……

岳飞像极了诸葛亮，一生牵挂和忙碌的唯有北伐。他的悲剧在于既想北伐恢复中原，又要忠诚于只想通过和议偏安偷生的高宗。忠君与爱国像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它们根深蒂固地盘踞在岳飞身上，像一盘严丝合缝的磨，沿着既定的轨道，反反复复地转动着，折磨着他，消弭着他，就像眼前这些既叫香樟又唤臭樟的树。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