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8年4月16日晚，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未来7年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

2018年4月19日，针对中兴被美国“封杀”的问题，商务部表示，中方密切关注进展，随时准备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2018年4月20日，中兴通讯发布关于美国商务部激活拒绝令的声明，称在相关调查尚未结束之前，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执意对公司施以最严厉的制裁，对中兴通讯来说极不公平，“不能接受！”

2018年5月，中兴通讯公告称，受拒绝令影响，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

（摘编自“网易”“新浪”“凤凰网”）

材料二：

芯片贸易已经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逆差的最大“黑洞”。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最近几年集成电路进口额均超过2000亿美元，甚至长期超过石油进口额。2017年，这一数额达到了2601亿美元，进出口贸易逆差达到最高值的1932.6亿美元。

Strategy Analytics分析师杨光表示，危机肯定会刺激自主芯片产业的发展，但想依靠国产芯片帮助中兴渡过危机确实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芯片行业的发展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持续投入而且有些必要的学费恐怕也是绕不过去的。在可预见的未来几年内，比如SG开始这几年，国内芯片恐怕还是要靠国际市场供应。

（摘编自《“芯痛”背后国产芯片征途漫漫，“中国芯”短板何在》，2018.4.19《新京报》）

材料三：

美国商务部日前对中国中兴通讯公司采取出口管制措施。这一事件给中国科技企业敲响了警钟，促使科技界和更多企业以更长远眼光，谋求更自主、自强的发展。

近些年来，中国在全球高科技领域不断追赶的态势愈发突出，在不少领域实现“并跑”乃至“领跑”。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量子通信、探月工程、可燃冰开采等诸多方面，中国都取得重大突破。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科技发展速度和成就足够令人自豪。中国的科技创新成就，以及中国日益迸发出来的科技创新潜力，值得充分肯定。

当然，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走向世界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难免还会遭遇这样那样的掣肘。对此，我们要有充分认识，并时刻做好准备。

一旦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不知道哪天就会被人“釜底抽薪”。这样严酷的现实，中国企业必须时时警醒。“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必须靠自力更生。”这一在深刻洞察基础上发出的自强之声，应成为中国高科技企业念兹在兹的信条，让中国科技企业发展根基更牢固，步伐更坚实。

核心技术的突破，需要坚持不懈的深入研发，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在芯片、发动机等很多方面，我们需要下定决心，咬紧牙关，攻坚克难，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业，把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这样，不管是“狼来了”还是“狼走了”，都能从容应对。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相信，国外的封锁从来阻挡不了中国科技进步的步伐。外人越是“卡脖子”，我们越要加速厚植创新土壤，加快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回顾历史，从当年的“两弹一星”，到如今的一系列重大科技进展，中国的科技发展很多时候都是在艰苦的条件下实现突破，是立足自身、自强不息的结果。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会因为某一方的技术封锁而选择自我封闭。在持续深入开放的进程中，中国会加强与世界各国互通有无，其中自然也包括科技领域的共同进步。中国融入世界的意愿坚定如初，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中国加快追赶世界前沿科技的步伐。

中国科技当自强，靠花钱买不来核心技术。在充分认清与强国差距的同时，我们要对自身的成绩和发展潜力有充分认识，更要满怀信心，迎难而上，实现更多更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4.21，有改动）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他曾“隐身”长达三十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他的妻子也才知道原来“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于敏。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唯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其实，他的一生中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最终他都放弃了。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站上世界科技的高峰。

1944年，于敏考进了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不过他喜欢的却是纯粹的理论研究。因此，1946年，他选择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高深的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于敏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研究生毕业不久，他便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几乎一片空白。中央政府高瞻远瞩，部署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而且研究所里还没有一台加速器，探测元件和仪器设备也刚开始研制。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拼命学习，拼命地汲取国外信息，在当时遭受重重封锁的环境中，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

在较短时间内，于敏取得很多创新成果，并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以及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些工作迅速地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受到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赞赏。彭桓武曾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事实上，在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尚未成功时，有关部门就已做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而于敏就是理论探索队伍的一员。

1960年底，钱三强找于敏谈话，希望他参加氢弹研制工作。事实上，于敏喜欢的是基础研究，而且当时已经很有成绩。和于敏有过接触的国内外许多著名物理学家都曾提到，凭借他的才华，如果一直从事纯基础研究，可能会做出影响更大的成果。

而当时，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而且要隐姓埋名，长年奔波。纵然如此，于敏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钱三强的要求。他无悔于自己的选择。“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说。

在当时，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由于要计算数据，以于敏为主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攻破了一个又一个未知领域的难题。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5年9月到次年1月，氢弹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于敏带领部分科研人员在上海突破了氢弹的设计原理，提出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后来，这就是我国核武器发展历史上的“百日会战”。

1967年6月17日，我国氢弹研制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我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发展速度世界最快。其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

(选自《中国科学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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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核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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