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4月18日，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在京发表，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较2015年的79.6％咯有提升；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68.2％，较2015年的64.0％上升了4.2个百分点，已连续8年上升；图书阅读率为58.8％，较2015年的58.4％上升了0.4个百分点。我国国民人均图书阅读量为7.86本，较2015年增加了0.02本。这7.86本中，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5本，电子书阅读量为3.21本。

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的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和手机阅读接触率有所上升，其他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有所下降。历年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手机阅读接触率如下图：

（摘编自2017年4月《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材料二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财政部在上海联合举办的“实体书店发展推进会”上表示，进一步加大对实体书店扶持力度。

门店租金的上涨、网络营销方式的兴起和诖者阅读习惯的改变，是近年来全世界实体书店都面临的问题。不仅传统的中大型连锁书店规模不断缩减，一些各具特色的文化书店也陆续关张，在一片惋惜声中黯然退场。

实体书店面临的困境实际上是很多传统行业在互联网大潮中面临的共同困境。

但书店毕竟与普通店铺不一样，它在购买商品的价值之外，承载了关于一些文化、知识和品位的社会价值，也承载了一些关于故事、人生和回忆的情感价值。一个人可能没有在手机上读过书，却大多会有一个难忘的书店，有一本最喜爱的书。那种“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时的喜悦和敞亮，也是许多爱书人的情感共鸣。

有些人将实体书店的困境归结为阅读习惯的改变，认为数字阅读和新媒体的兴起让纸质图书越来越失去市场。阅读方式、图书载体的变化是时代进步的规律，如果数字阅读能激发人们的阅读兴趣，推动知识的普及和文化传播，那么这对整个社会和时代都是善莫大焉。但问题是：数字阅读真的让我们养成新的阅读习惯了吗？

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数量和阅读率却持续偏低，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不足5本，远低于发达国家。排在各大书店畅销榜单上的书单，除了考试辅导类书籍，就是各类成功学和养生学书籍，阅读的功利性可见一斑，再看看各大读书网站排名前列的，也无外乎是些言情、玄幻和惊悚小说。

开卷有益、读书有用。在数宇阅读尚未完全发挥功用的今天，扶持实体书店，让其更好发挥培养阅读的功能，是一种现实选择。

前段时间，北京的三联书店开始尝试24时运营，吸引挑灯夜读重开卷的爱书人。实体书店在困境中探索个性化、特色化的服务是必经之路，但在运营模式的创新外，培养全民的阅读习惯显得更加重要；在提供现代化的阅读体验之外，促进全民阅读的配套建设，增加公共阅读资源，弥合地区间阅读资源的不平显得更加重要。如果丧失了阅读的习惯，我们哀悼的将不仅是实体书店的消亡，而是一个崇尚诗书礼乐的民族失去精神家园后的迷惘。

（摘编自吕洪《网络营销改变阅读习惯？》2014年5月《人民日报》）

材料三

北京三联韬奋24小时书店和雕刻时光咖啡店同步运营，联手互动。书店以经营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图书为主，兼及音像制品、文化创意产品销售，每年经常性、有选择地举办诸如讲座、新书发布、研讨、展览等各类营销活动百余场。

（摘编自三联书店官网）

胡适先生二三事

1917年7月，胡适撰写了大量有关白话文运动及文学革命的文章。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大力推广白话文。

胡适身体力行，创作出版中国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尝试集》，在中华诗国开创了一个以“胡适之体”为特色的白话自由体新诗流派；他创作出中国第一个白话散文剧本《终身大事》，开创了中国现代话剧的新形式；他的散文，“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他热心提倡传记文学，所写的白话传记，文字清新晓畅，具冲淡自然之美；他还率先用白话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出版了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译本。

由于胡适的倡导和朋友们的努力，白话文学很快取代了文言文学的地位，风行全国。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明令规定，小学教材一律采用白话新课本。胡适的白话革命大获成功。

在北大教英国文学和英文修辞学，对留美7年的胡适来说毫不费力，难的是教中国哲学史。原先教这门课的陈汉章功底扎实，但思想陈旧。他从传说中的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洪范》。有同学问他：“照如此讲法，一门中国哲学史何时才能讲完?”他回答：“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胡适接课后，学生对他表示怀疑：“一个从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讲中国的东西?况且才二十几岁!”谁知胡适一上来就非同凡响。这位比学生大不了几岁的新派教授，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上了讲台。他抛开以前的课本，重编讲义，劈头一章是“中国哲学胚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样一改，给那些言必称三皇五帝的旧脑筋以沉重的打击，用当年听课的学生顾颉刚的话说，“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

顾颉刚听过几堂课后，认为胡适讲得不错，便找到当时最敢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要他去听一听，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老师从哲学系赶走。学历史的傅斯年听后果然觉得不错，便对那些“不以为然”的学生说：“这个人书虽然书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就这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取得了成功，那些思想保守的教师不仅没看成他的笑话，相反，选修胡适课的学生越来越多，一些外校学生乃至社会青年也慕名来旁听，26岁的胡适因此成了北大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同时，胡适以自己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由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作序，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近代学术观点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著，出版后立即风行海内，不到3年就再版7次，影响空前。年纪轻轻的胡适立即成了中国学术界的“泰山北斗”。胡适站稳脚跟后，北大便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胡适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帮助和指导进步学生。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义》被视为“个性解放的宣言”。他借易卜生之口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胡适因此“暴得大名”，成为青年心目中风头无二的新文化领袖。

（选自《环球人物》2015年第4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胡适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致力于推翻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言文，虽与陈独秀政见不合，但与其同为五四运动的核心人物，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百度百科）

②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歧，贯穿了胡适的一生。这种分歧的根源不仅仅在于胡适的改良主义思想，还在于胡适缺乏一种理想主义情怀。

（北大历史学系教授彭小瑜）

③1919年年底，胡适整理出新文化运动的4条纲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是胡适对新文化运动最后的贡献。此后，他与被他召唤起来的、走上街头投身历史洪流的新青年分道扬镳。

（《“男神”胡适》）

④胡适一生中，花在思想作战上的精力太少，结果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声音渐渐沦为浪花余沫。他本人也变得老惫而世故，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不能相比。这是胡适的悲剧，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

（台湾历史学家李敖）

 “农民市民化”，狭义上指进城农民在身份上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过程，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获得所在地的城市户口及相应的社会权利。从广义看，“农民市民化”指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让生活在农村的大部分农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其身体、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交际方式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社会过程。简而言之，农民市民化就是农村人变为城市人。这一转化是传统农民脱胎换骨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实现我国现代化目标的过程。

城市化是以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集中为特征的一种历史过程，表现在人的地理位置的转移和职业的改变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演变。保证城市化健康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把城市化和解决“三农”问题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推动力，关键是为农民转入非农产业创造就业机会和生存条件。在我国现阶段工业化尚未完成时，城市化的实质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的过程，也是农民追求和要求分享城市文明的过程，亦即农民市民化的过程。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是现代杜会结构变化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城市化是农民市民化的舞台和载体，农民市民化是城市化的结果和目的。在一个市场经济占据重要地位的国家，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必然最终推动城乡一体化和农民市民化的进程。短短20多年，中国城市人口净增3亿，城市人口的比重净增了两成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不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英国的农民只有3％，美国是6％， 日本是16％，韩国是20％，中国现在70％的人口是农民。由此可见，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农民的市民化还任重道远。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划，202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即城市人口将从目前的5．8亿增加到8．5亿，净增加2．7亿，每年平均增加2200万左右。

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城市化推进速度不快，农民进城难，或进城后也无法变为市民，其公民权利遭到侵害，人格得不到尊重，也会产生许多针对城市和城市居民的犯罪。因此，城市化健康发展要特别重视“农民市民化”。

南宋诗人陆游在《示子遹》一诗中谆谆告诫其子曰：“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①。正令^②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他自言年轻时写诗，只知在辞藻、技巧上下功夫，到了中年才领悟到，诗为六艺之一，肩负着治国安邦之使命，岂可等同于文字游戏？如果要立志做个诗人，那就务必懂得，声韵偶对、字斟句酌只是雕虫小技，仅仅在这上面劳心费神、花样翻新，是因小失大、本末倒置，重要的是要在“诗外”——即在“道”上下功夫。

那么，艺术创作之“道”，当如何体察、如何感悟？

“道”蕴藏于广阔的社会生活。要深入体察民生民情，努力开阅视野与胸襟。胸中有丘壑，下笔才能满纸云烟，作品才会有深刻的内涵，字里行间才会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生活，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有了它，才情方能如“万斜泉涌，不择地而出”。一代有一代之文艺，无论形式，还是内涵，都会随时代的发展而更新、嬗变，只有投身于时代洪流，真真切切地感受时代的风云变幻，体悟社会中的美与丑、清与浊、正与邪、真与伪，才能产生充沛、澎湃的激情，才能创作出有血有肉的动人篇章。“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当今这样一个阔步走向民族复兴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要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就要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道”蕴藏于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遗产。要多读多学，从中汲取丰厚的营养。一切文学艺术都离不开孕育它的文化传统。歌德曾经说过：“每逢看到一位艺术大师，你总可以看出他汲取了前人的精华，正是这种精华培育出他的伟大。”一个人的品格和操守、修养与情怀、才思与识见，都离不开前人作品的潜移默化和启发。庄子曰：“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诸葛亮曰：“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有善于不断从前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中汲取营养，才能强大自己的心灵、高尚自己的品格、丰沛自己的才情、敏锐自己的艺术感受力与表现力，才能在创作时，文思泉涌，得心应手，“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才能拥有一种“天马行空的大精神”，创造出与伟大时代相匹配的“大艺术”。

文艺创作，离不开“技术”的训练，但更得益于“道”的体悟。

（节选自赵海菱《文艺的“技”与“道”》，《光明日报》2018年12月）

父亲的东篱

李汉荣

①说起来，我也算是个诗人，性情质朴、诚恳、淡远。古国诗史三千年，我最喜欢陶渊明。南山啊，东篱啊，菊花啊，田园啊，归去来啊，桑树颠啊，这些滴着露水粘着云絮的词儿，在我心里和笔下，都是关键词和常用意象。

②可是，翻检我自己，自从离开老家，进了城，几十年来，我没有种过一亩菜，没有抚摸过一窝庄稼，没有刨过一颗土豆，连一根葱都没有亲手养过。几十年了，没有一只鸟认识我，没有一片白云与我交换过名片，没有一只青蛙与我交流过对水田和稻花香的感受，没有一只蝈蝈向我传授民谣的唱法。那些民谣都失传了，只在更深的深山里，有几只蛐蛐，丢三落四哼着残剩的几首小调。

③其实，不说别的，就说我的鞋子吧，我的鞋子，它见过什么呢？见过水泥、轮胎、塑料、污水、玻璃、铁钉、痰迹、垃圾，见过无数的、大同小异的鞋子吧。

④从这阅历贫乏的鞋子，就可以看出我们是多么贫乏，就可以看出我们离土地、离故乡、离田园，离得有多么远，我们离得太远太远了。

⑤我一次次钻进《诗经》里，寻找公元前的露水和青草，绿化、净化和湿化一下我龟裂的心魂；有时就一头扎进唐朝的山水里，吸氧，顺便闻闻纯正的酒香，在李白们的月夜走上几个通宵，揣上满袖子清凉月光，从唐朝带回家里，在沉闷办公室里，也放上一点清凉和皎洁，用以清火消毒，解闷提神，修身养性。

⑥这些年，也许年龄渐长的原因，“拜访”陶渊明就成了我经常要做的事，动不动就转身出走，去渊明兄那儿，在东篱下，深巷里，阡陌上，桑树颠，有时就在他的南山，靠着一块石头坐下，久久坐着，一直到白云漫过来漫过来，把我很深地藏起来，藏在时光之外。

⑦我以为这就不错了，觉得也在以自己的微薄心智和诚恳情思，延续着古国的诗脉和诗心，延续着田园的意趣和意境，延续着怀乡恋土的永恒乡愁。

⑧直到2001年初夏的一天，我才突然明白：我的这些孤芳自赏、不无优越感的做法和想法，只是我的自恋，带着几分小资情调和审美移情的自恋，这自恋被一厢情愿地放大了，放大成了关乎诗史、文脉、乡愁的延续了。

⑨为什么是在那天，我才突然明白这些呢？

⑩那天下午，我回到老家李家营，立夏刚过，天朗气清，小风拂衣，温润暖和，我沿麦田里的阡陌，横横竖竖走了一阵，其实，若是直走，一会儿就到家，我想多走一会儿田埂，所以，横的、竖的阡陌我都走了个遍，横一下，竖一下，就在田野里写了好几个“正”字。因为我的父亲名叫正德。然后，我就到了家。

⑪走进老屋院子，看见父亲正在维修菜园篱笆。他用竹条、青冈木条、杨柳树枝，对往年的篱笆进行仔细修补。菜园里种着莴笋、白菜、茄子、包包菜、芹菜，一行行的葱和蒜苗，荠荠菜算是乡土野菜，零星地长在路坎地角，像是在正经话题里，顺便引用几句有情趣有哲理的民间谚语。指甲花、车前草、薄荷、麦冬、菊、扫帚秧等花草，也都笑盈盈站在或坐在篱笆附近，逗着一些蛾子、虫子、蝴蝶玩耍。喇叭花藤儿已经开始在篱笆上比画着选择合适位置，把自己的家当小心放稳，揣在怀里的乐器还没有亮出来，就等一场雨后，天一放晴，它们就开始吹奏。

⑫“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我忽然想起陶渊明的诗句。但是，此刻，在这里，在人境，结庐的，不是别的哪位诗人，是我父亲，是我种庄稼的父亲，是我不识字、不读诗的父亲。但是，实实在在，我的不读诗的父亲，在这人境里，在菜园里，仔细编织着篱笆，编织着他的内心，编织着一个传统农人的温厚淳朴的感情。我的不读诗的父亲，他安静地在人境里，培植着他能感念也能让他感到心里安稳的朴素意境。

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当然，此时正值初夏，还不是采菊的时候，菊，连同别的花草和庄稼，都刚刚从春困中醒来不久，都刚刚被我父亲粗糙而温和的手，抚摸过和问候过，父亲还在它们的脚下轻轻松了土，培了土，以便它们随时踮起脚，在农历的雨水里呼喊和奔跑。而当到了删繁就简的秋天，夏季闷热的雾散去，头顶的大雁捎来凉意，我的父亲也会在篱笆边，坐在他自己亲手做的竹凳上，面对村子边漾河岸上的柳林，向南望去，他会看见一列列穿戴整齐的青山，正朝他走来，那是巴山，我们世世代代隔河而望的南山。

⑭我突然明白了：我的不识字的父亲，正是他在维护陶渊明的“东篱”。

⑮而我呢？我读着山水之诗，其实是在缓解远离山水的郁闷，同时用山水之诗掩护我越来越远地远离山水。我写着故园之词，其实是在填补失去故园的空虚，同时让故园之词陪着我越来越远地告别故园。我吟着东篱之句，其实是在装饰没有东篱的残缺，同时让东篱之思伴着我越来越远地永失东篱。

⑯于是，在那天下午，我无比真诚地感激和赞美了我的父亲。是的，是的，我那不识字、不读诗的父亲，他不知道诗为何物，他不知道陶渊明是谁，但是，正是我的父亲，和像我的父亲一样的无数种庄稼的父亲们，正是他们，一代代的父亲们．延续和维护着陶渊明的“东篱”，延续着古国的乡愁和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