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8年年初，重庆沙坪坝的罗先生接触到一个叫“早起挑战团”的微信公众号，“挑战”的规则是：每个加入者至少投入10元作为保证金，每天早上指定的时间内用手机打卡签到，没有签到的人会被扣掉保证金，分给坚持早起签到的人。

从春天到夏天，陆续有用户发现受骗，有受害者将这款应用的界面截图上传到网络投诉平台，可以看到用户投入的保证金实时总额最高超过400万元。嫌疑人告诉警方，这个数字是真实产生，而每天没有按时签到需要被扣罚的保证金额度，在后台有一真一假两个数字，客户端的界面上只能看到修改过的数字。例如6月2日实际扣掉了31600元，但只公布和发放5600多元，其余的近26000元，都成为嫌疑人的收入。

沙坪坝公安分局刑侦支队二大队队长杨兵介绍说：“嫌疑人普遍学历比较高，而且他们在做这个事情之前都咨询了律师。律师给他们的建议是不去修改这个数据，就不违法。但是所有人都去修改了数据，因为通过修改数据赚这个钱实在是太容易了，几个月时间，几百万元就到手了。”

（摘编自《中国之声》）

材料二：

（图表数据来自猎网平台）

材料三：

电信网络诈骗是近些年兴起的一种新型诈骗手段，犯罪分子大多依托在境外的服务器和交易平台，利用购买来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诈骗。大部分人一开始会对陌生电话或者微信消息保持警惕，但是当对方轻易说出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住址，甚至股票账户等具体信息时，骗局就可能由此展开。

浙江金华婺城公安分局民警周平锋介绍：“一线冒充被害人当地的公安机关，声称接到上海公安局的协查指令，说被害人在上海开了一个银行账户涉及贪污洗钱案件，不洗脱嫌疑的话被害人就也是嫌疑人。”

“二线是冒充上海市公安局某某分局某个专案组的民警，以调查案件给被害人洗脱嫌疑为名，套取银行账户情况和余额。”

“倘若二线诈骗人员没能让受害人完全信服，这时冒充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的三线话务员就会登场，让被害人登录一个网址，显示的是仿冒程度较高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网站，让被害人在里面看到自己的通缉令、账户冻结手续，让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进而配合操作，最终被操纵。”

（摘编自央广网）

材料四：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尽管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但电信网络犯罪形势依然严峻，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法和形式不断更新变化，互联网刷单类诈骗、网购退款诈骗、冒充熟人类诈骗等新骗局表现最突出。公安机关将不断开拓境外战场，坚持重点类案集中攻坚，持续推动重点地区打击整治，联动相关部门提高打击治理工作水平，坚决维护公民信息和财产安全。

（摘编自新华网）

美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缺乏独立性，源自传统诗学追随儒家的政治功利主义和伦理实用主义。代表作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此书以治国平天下式的雄心壮志，建立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开篇《原道》一章，便确立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这种道统诗学上承曹丕《典论·论文》所主张的经世致用文学观，即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下开文以载道之先河。唐代，韩愈提出“文以明道”；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__________________”；宋儒周敦颐明确“文以载道”宗旨，都不过是《文心雕龙》顺理成章的延伸。由此可见，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诗学缺乏独立的美学原则的感慨，洞见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

正是这种阙如，导致中国的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总是无法进入精神层面，仅止于世俗的功用，越来越滑入俗世的纷争、功利的得失。“诗言志”沦为诗人得意或失意的宣泄；评话衍生出的小说，或聚焦于庙堂纷争的计谋较量如《三国演义》，或忘情于江湖造反的草莽传说如《水浒传》；更不用说《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之类的演义小说，既没有《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也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人的尊严，悲悯的情怀，君子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底线，在这类文学中被小不忍则乱大谋、无毒不丈夫的厚黑原则取代，这种审美趣味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草莽，制作出一个比一个暴虐的帝王，进而滋生出民族诸多难以治愈的心理疾病：诡计崇拜、暴力崇拜、权力崇拜等等。

在这样的美学背景下，《红楼梦》的问世是一场审美革命：从容推出女性崇拜、悲悯崇拜、拒绝功名崇拜。《红楼梦》的问世使这个民族的审美趣味，不再纠缠于生存博弈而具有纯粹精神的存在意味，从而在美学上回归《山海经》式的混沌和《诗经》国风所具的清纯，达成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因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正如《红楼梦》写出悲剧本身已经具有美学革命的意味，王国维指出《红楼梦》的悲剧品质，中国诗学的眼界由此被打开，其意义绝对不下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从坚船利炮渐渐地知道了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与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调教出来的国民醉心于权谋和暴力的审美品味截然不同，而是关注人世间的苦难，并从宇宙的视野加以审视。

佛学的东渐，禅宗的兴起，在中国士大夫阶层引发了心灵的解放，终致中国诗学界异端突起。相对于李白急功近利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苏东坡信笔挥就的乃是心平气和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严羽的《沧浪诗话》顺流而至，藉禅宗之名，挑战《文心雕龙》的道统诗学，连同文以载道的诗学传统，但比起王国维、陈寅恪的美学思想，严羽在《沧浪诗话》里的诗学追求，不过“小荷才露尖尖角”。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文化的独到贡献，不在于学问的博大精深，而在于识见和思想的不拘流俗。中国数千年文化之所以江河日下，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于审美上的疲乏。而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过人之处，则在于对这种审美疲乏的洞察。

（摘编自李劼《王国维、陈寅恪的文艺复兴意味》）

修养的“外在”方面是效法楷模所具备的属性—评价之心充分发挥作用，确立把“义”置于其他一切考虑之上的恒常态度，实行心所命令的某种社会行为。德性的关键在于培养“义”领先的恒常态度，因为这一态度把作出评价与依据评价指导实际行为联系了起来。被仿效的楷模有时是历史上的典范——业绩记录在册的圣贤。荀子说：“故学者以圣王为师。”实行修养就要学习描述圣王行为的著作。有时楷模是活着的人，如教师、父亲、长官或君主。孔子说：“见贤思齐焉。”

中国的学习理论设想：人们天生具有学习榜样的能力，这种学习可能是对周围人无意识的仿效，因此，善择邻人就显得很重要。学习也可能是自觉地试图模仿教师、士大夫或祖先的态度与行为。尽管个人可能受到否定性榜样（如恶邻）的行为的影响，但多数人必定为道德楷模所吸引并自觉仿效。

对儒家来说，效法楷模不仅是道德教育的一条途径，更是最有效的一条途径，它能够通过树立正确榜样向人们反复灌输各种德行。中国早期许多政治著作中都暗含这一设想。它们经常描述有修养之人充当他人仿效楷模的责任，赞扬道德楷模在改变众人的行为方面的功效。换句话说，当道德高尚的榜样存在时，社会的混乱就不会长期持续下去。根据《论语》的说法，如果当权者以正直来引导人民，那就没人敢于背其道而行之。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整个中国历史充满了供人民效法而树立的楷模，从古代的崇高人物如关羽（忠诚的楷模）和舜（孝顺的楷模），一直到活着的和邻近的楷模。

楷模理论中另一个信念是，人的行为目的不应是获取财富，而应是做一个模范之人，也就是使他的先天的评价之心和社会倾向得到实现。“圣人”和“君子”是用来称呼这种榜样的，他们应当享有官职并充作别人效法的楷模。这就是儒家所充当的榜样。尽管受尊敬的地位、荣誉等是人的合理要求和天然向往，但对儒家来说，这些没有什么会重于“浮云”。当官的受尊敬是因为他们被当作德性的榜样，理想上，谋求官职之人的目的应当是这种影响他人的机会，而不是物质利益。在以后的很长时期中，有名的“清官”称号就是指居于高位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

楷模仿效不是儒家的专利。在道家思想中，圣人以道为楷模，人民则效法圣人，效法的是楷模的“无为”。儒家思想中，楷模仿效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得很充分。因此，不断出版的用于青年教育、赞扬楷模生平的文学作品，忠、孝等各种榜样几乎被推崇到了神明化身的地步。

从孔子的时代起，楷模仿效已成了儒家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楷模仿效的思想比孔子的思想更为古老，通过研究它的起源，我们就能确切地阐明修养过程的“外在”方面的涵义。

（节选自蒙罗《早期中国“人”的观念》）

①陕西凤翔泥塑是我国著名泥塑艺术之一，是在传统乡土社会中由当地劳动群众根据自身生活需要而创造，并在当地及周边地区广为应用和流传的一种造型艺术。在当地举行的祭祀、庆祝、婚丧等仪式和活动中，凤翔泥塑担当着特定的民俗功能，是民俗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体现着广大乡民精神诉求的泥塑艺术，以积极、乐观、喜庆的基调和不断丰富、完善的形制样式，协调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②经过世代历史积淀，凤翔泥塑形成一套程式化塑造模式，并通过子承父业的家庭传授方式得以传承数百年。泥塑原型是由艺人手捏的实心塑作，再依型制成模具。然后再经过筛土、砸泥、擀泥饼、制坯、粉洗等塑型步骤以及勾墨线、教色、上光等的绘彩步骤。一件作品制作完成需经过十余道工序，每一个环节都不可缺省。

③凤翔泥塑按形制分为浮雕半立体造型和圆雕立体造型两大类。浮雕类的“挂片”有虎头、福禄寿三星、麒麟送子、菩萨、关公、钟馗等，代表作是虎头挂片（又称“挂虎”），一般体型较大。圆雕类作品分为“摆件”和“立人”。“摆件”是以坐虎、坐狮为代表的“坐兽”，还有以十二生肖动物为题材，规格大小与挂片一样；“立人”一种是用作供奉的神祇塑像，如福禄寿三星、财神、八仙、菩萨等。

④祈子延寿、纳福招财、驱邪禳灾是中国民间艺术表现的三项恒常主题，凤翔泥塑在这方面表现得同样明显。

⑤凤翔泥塑讲究平正规矩。作品采用正面、正面侧身、正侧面塑型，一般突出正面刻划。如“坐虎”头部为正面，身子则取侧面，集中绘制正面，也是民间“求全”观念的体现，符合中国民间的一般审美习惯。凤翔泥塑造型还讲究饱满圆浑。作品结体概括凝练，形态夸张变形，略显凹凸以划分五官、四肢等细部。这种造型既是针对泥材特性所作适应性处理，也是强调作品功能的实用性选择和精神性选择。这种处理，一方面使作品孕育着勃勃生机，显示出一种向外扩张的力度，更加表现出威严勇猛、震慑鬼宗的气势（如“坐虎”的脸部处理为暴额怒目、呲牙咧嘴，身躯则大幅度收缩，四肢也极度简化，糅合了动物特有的凶猛性格，以增驱邪之功效）；另一方面，使纹饰有足够的施展空间，一些祈福纳祥的作品可以充分表达出人们追求圆满的幸福、对生命的赞美及展示出人们生机勃勃、达观进取的人生观。

⑥凤翔泥塑上常用的莲花、佛手、葡萄等花草蔬果纹样以及贯钱、云气纹等抽象几何纹样，均是有富贵、平安、福寿、生子等吉祥寓意的象征图形或表意符号。这些约定俗成的民俗文化符号，具有强烈的历史延续和顽强的稳定性。凤翔泥塑纹饰的空间布局，讲究对称和均衡。这种纹饰处理习惯除了对端正、圆满等吉祥含义的追求外，也体现了人们因此形成的审美趣味。在绘制过程中，艺人往往适形勾绘，以对称形式展开纹饰，花卉与抽象纹样交替组合，在简单的塑形中造就出千变万化的审美效果。

⑦凤翔泥塑色彩浓厚热烈，以红、黄、绿为基本色，加上勾线的黑和粉洗的白五种色绘制。这五种色彩与中国传统的五行观念一致，古代称为“正色”，其他的色彩为“间色”，这五色被艺人们赋予了深刻的民俗文化观念和主观情感，如红色代表四季红火，绿色代表万年长青，旨在传达求吉纳福的意愿。“五色”对比极其强烈，但经过艺人巧妙地搭配组合又显得和谐统一，造成塑作鲜明、艳丽，又浑厚、沉着的色彩效果。

（摘编自杨萍《凤翔泥塑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