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是当今艺术评论与批评中常用的词语，在各类艺术批评语境中，意境是一项评价标准和工具概念。一般来说，有意境为优，无意境则劣。

经过几代学者在美学、诗学方面的研究与阐发，意境备受瞩目，并成为当代使用频率高且深入人心的思想文化术语。“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和诗学的核心范畴”。这种论断作为很多论文、论著的理论起点，生发出更多层面的理论阐释，在当代美学及艺术理论研究中，意境理论俨然已经体系化了。

中国古代，意境的地位并不突出，自近现代以来，却成为如此重要的审美术语。对此亦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所谓“意境”理论不过是一种“学说神话”。对于“意境论”这种先入为主的理论范式提出质疑：“相较于‘言志’‘缘情’‘比兴’，‘境’‘意境’‘境界’等观念在中国诗学史上并不具有今天人们赋予它的那种重要的思想地位和历史影响，更不是中国美学和诗学的‘中心范畴’。”“意境”产生于唐代，佛经翻译事业发达助推了这个术语在唐代出现。唐代各类艺术的繁荣兴盛又为理解“意境”提供了天然的材料，艺术成就辉煌的诗歌，更是可靠的文学阐释基础和语料。“意境”首先就是一个诗学术语，而且是以唐诗为论述对象的。后代人对于意境所做的种种理解，以唐诗的艺术特点为意境的基本内涵，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可以说，“意境”令后人信服，正是因为它产生在一个创作与理论两相适宜的年代，为后人的阐释提供了坚实的作品基础和想象升华的空间。

“意境”一词，在目前所见的诗学文献中，是唐代王昌龄《诗格》的首次运用：

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物境一。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情境二。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意境三。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其中的关键字，一是“境”，二是“思”，三是“意”。

“境”字大约出现于汉末，是“竟”字的引申，表示“界”。南北朝至唐代的佛经翻译过程中，以境对应佛学观念，如玄奘译：“言五境者，即是眼等五根境界。”即色、声、香、味、触为五境，境为识造，即境是由人的意识观想营造出来的，虽然没有实质形体，却可感可知。唐代诗论采纳佛学概念的意蕴，也多用“境”字形容诗意空间。诗歌是思维创造的产物，从感觉、意识、体验中产生，唐人以“境”来比拟诗歌的审美天地，还是很恰当的。

再说“思”字，思即构思，是有意而为的想象。刘勰：“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裁。”王昌龄那段话点出作诗需经过“用思”“驰思”“思之于心”，最后成篇，正说明了构思是作诗为文的关键步骤。

“意”字同样继承了前代用法，远有《易传》“立象以尽意”，近有陆机“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刘勰“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在这些语境中，意相当于意识、意念、想法。王昌龄《诗格》中频繁使用“意”字，皆不出此范围。

以上三个关键字的含义大体已明，再来看王昌龄的三境说。物境指描写具体的物，比如山水诗创作，以真实的自然山水为基础，作山水诗是在心中重新描画山水，以思绪提炼山水的美丽，从而在诗中绘出山水之形。情境，则是抒发欢乐悲愁的感情或情绪，先有所认知，再设身处地去想象，感同身受，就能深刻地传达出这些情。意境与物境、情境并列，也说明意与物、情是并列关系。只不过，物、情的所指非常明确，意的涵指范围却有些模糊，此处约等于物、情之外的意识活动。

仅从这一段话来看，物境是对实有的山水进行艺术化描写，侧重于景。情境是对情感或情绪的描写，侧重于情。意境传达的是思索，侧重在事理，要求真实不虚。它们是根据诗歌抒写的内容来命名的，此处的意境确实不能统摄物境和情境，与后二者相比，意境并无明显的优越性。

“意境”从唐代发展至今，一直被建构，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塑造这个术语，最终形成了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如果以王昌龄三境说中的“意境”为核心语境，那么，构成意境系统的语词单元，以及被意境整合了的同类词汇，都属于外延语境，是“意”与“境”的合理延伸与充分发挥，而被后人归入了一体化的“意境”。

当代学者们在建构意境理论史的时候，多数是六经注我的态度，按照自己对于意境的理解进行材料的取舍与归纳，经常把意境的源头上溯至先秦，并串联起魏晋六朝文论。本文的关注重点则放在“意境”产生时的唐代，考察唐代诗人及文论家如何应用相关的语词和表达方式，进而判断后人采纳并推崇“意境”的合理性。

“红学泰斗”——周汝昌

“红学泰斗”周汝昌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悄然离世。他的女儿对外表示，按照父亲遗愿，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让他安安静静地走。

1918年，周汝昌降生。先生自幼聪慧，少年时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然而，真正使他步上“研红”之路的，是著名学者胡适先生。

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的信函，说他看到亚东版《红楼梦》卷首有胡适的一篇考证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他嘱周汝昌查证。周汝昌遍查燕大图书馆，终于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那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在《民国日报》发表。看到文章的胡适当即复信周汝昌，自此，胡、周书信往来，切磋讨论《红楼梦》，成为现代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从那时起，周汝昌开始了长达60来年的“红楼”之旅，因痴迷《红楼梦》，他的书斋就叫脂雪轩。痴迷到什么程度？痴到不记得自己和家人的生日，却对曹雪芹的生日、忌日记得一清二楚。痴方能执著，方能锲而不舍。曹雪芹当年创作用了10年，“十年辛苦不寻常”；周汝昌先生则用了近60年。有两句诗为证：“五十六年一愿偿，为芹辛苦亦荣光。”几十年下来，研究硕果累累，著述等身：1953年出版代表作《红楼梦新证》，以丰富翔实的内容，将《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此书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另一部代表作《石头记会真》是他历经50余载潜心努力、对11种《红楼梦》古钞本的汇校勘本，堪称当今红学版本研究之最。另出版有《曹雪芹》、《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献芹集》等数十部专著，涉及红学领域各个层面。尤其是晚年，研究成果呈现井喷的态势，令不少后学钦佩不止。要知道，周汝昌先生继1954年双耳失聪之后，1974年又因用眼过度，两眼近乎失明。可以想见，能取得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先生要付出怎样的艰辛！

周汝昌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他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这年周汝昌35岁。

红学家梁归智认为周先生是一个“解味道人”，是解曹雪芹味道的人。梁归智用“痴人”和“赤子”这两个词语形容周汝昌，他说周先生的一生全部投入到红学研究中，为红学发痴，为人单纯。

周汝昌不仅是红学家，还是中华文化学家。他对中华文化、对学术真理，坚守不渝，穷追不弃。“我喜欢‘国货’，喜欢民族风俗。我喜欢民族建筑、民族音乐……对这些方面，也许有些人看我很保守、落后,甚至冥顽不化。不了解这一切，很难理解我为何后来走上了红学道路，为何又如此地执著痴迷，甘受百般挫辱而无悔意，也不怨尤。”周汝昌在其自传体色彩的著作《天地人我》中这样写道。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一直蛰居在一幢小楼内，过着俭朴至极的晚年生活。脂雪轩内陈设简单，唯一现代化的设备就是一台电脑，是他的女儿兼助手周伦苓帮他打印文稿用的。先生快乐地沉浸在他的研究中。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这便是这位泰斗级学者——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值得骄傲的精神写照。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

秋的气味

林海音

秋天来了，很自然地想起那个地方──西单牌楼。

无论从哪个方向来，到了西单牌楼，秋天，黄昏，先闻见的是街上的气味。炒栗子的香味弥漫在繁盛的行人群中，赶快朝向那熟悉的地方看去，和兰号的伙计正在门前炒栗子。和兰号是卖西点的，炒栗子也并不出名，但是因为它在街的转角上，最是扎眼，就不由得就进去买。

来一斤吧！热栗子刚炒出来，要等一等，倒在箩中筛去裹糖汁的沙子。在等待称包的时候，另有一种清香的味儿从身边飘过，原来眼前街角摆的几个水果摊子上，枣、葡萄、海棠、柿子、梨、石榴……全都上市了。香味多半是梨和葡萄散发出来的。沙营的葡萄，黄而透明，一撅两截，水都不流，所以有“冰糖包”的外号。京白梨，细而嫩，一点儿渣儿都没有。“鸭儿广”柔软得赛豆腐。枣是最普通的水果，郎家园是最出名的产地，于是无枣不郎家园了。老虎眼，葫芦枣，酸枣，各有各的形状和味道。“喝了蜜的柿子”要等到冬季，秋天上市的是青皮的脆柿子，脆柿子要高桩儿的才更甜。海棠红着半个脸，石榴笑得露出一排粉红色的牙齿。这些都是秋之果。

抱着一包热栗子和一些水果，从西单向宣武门走去，想着回到家里在窗前的方桌上，就着暮色中的一点光亮，家人围坐着剥食这些好吃的东西的快乐，脚步不由得加快了。身后响起了铛铛的电车声，五路车快到宣武门的终点了。过了绒线胡同，空气中又传来了烤肉的香味，是安儿胡同口儿上，那间低矮窄狭的烤肉宛上人了。

门前挂着清真的记号，他们是北平许多著名的回教馆中的一个，秋天开始，北平就是回教馆子的天下了。矮而胖的老五，在案子上切牛羊肉，他的哥哥老大，在门口招呼座儿。他的两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充分表现出回教青年精神的儿子，在一旁帮着和学习着剔肉和切肉的技术。炙子上烟雾弥漫，使原来就不明的灯更暗了些，但是在这间低矮、烟雾的小屋里，却另有一股温暖而亲切的感觉，使人很想进去，站在炙子边举起那两根大筷子。

老五是公平的，所以给人格外亲切的感觉。它原来只是一间包子铺，供给附近居民和路过的劳动者一些羊肉包子。渐渐地，烤肉出了名，但它并不因此改变对主顾的态度。比如说，他们只有两个炙子，总共也不过能围上一二十人，但是一到黄昏，一批批的客人来了，坐也没地方坐，一时也轮不上吃，老五会告诉客人，再等二十几位，或者三十几位，那么客人就会到西单牌楼去绕个弯儿，再回来就差不多了。没有登记簿，他们却是丝毫不差地记住了先来后到的次序。没有争先，不可能插队，一切听老五的安排，他并没有因为来客是坐汽车的或是拉洋车的，而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他的公平和亲切。

一边手里切肉一边嘴里算账，是老五的本事，也是艺术。一碗肉，一碟葱，一条黄瓜，他都一一唱着钱数加上去，没有虚报，价钱公道。在那里，房子虽然狭小，却吃得舒服。老五的笑容并不多，但他给你的是诚朴的感觉，在那儿不会有吃得惹气这种事发生。

秋天在北方的故都，足以代表季节变换的气味的，就是牛羊肉的膻和炒栗子的香了！

“顺民心”是先秦诸子对于如何治理国家而制定的一条重要的原则。但他们对于“民心”的理解又有所不同，只是将其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依据。对“民心”的不同理解，使他们对于如何治理国家产生了不同意见。

在春秋战国时期，“民”的范围应是指“国人”——宗族之人（包括贵族），或者“庶人”——社会上所有的一般民众。《论语•子路》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可见，孔子对于“民心”的理解，首先是“富”，其次是“礼”。“礼”是社会的秩序，是百姓遵守社会等级与统治者爱护百姓的一种约定。百姓对于统治者与社会秩序的信心决定了他们是否愿意来到这个国家，所以有了“礼”的保障，百姓就会“既来之，则安之”。而同时，“富”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但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孔子出身贵族，希望生活在一个和谐有礼的文明社会当中。 

老子是史官，一向主张“无为”，他的论述时常是建立在君主的立场上；而百姓，在他看来就像“羊”一样是可以驾驭驱使的。百姓的心会被统治者所导向，所以统治者不能够使百姓生起异心。在老子的眼里，百姓的意志是会随着天下形势不断地变化的，而且并不能做出自我判断。百姓最舒服的政治姿态就是符合“道”运行的政治姿态，这是最自然的不被打扰的状态。百姓少税少役，少受指令的限制，君主不矜功好战，自然就会积累财富。同时君主还应对百姓一视同仁，百姓愿意生活在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当中。 

法家韩非子的思想主要是为君主服务，而非为百姓着想，由此与老子所言称之“以百姓心为心”的平等之思想不同。韩非子认为百姓所希望的理想社会，是君主圣人能够公正审判是非，要公正平等，要治乱饬邪，制止淫荡泛滥。有明法严刑可以让百姓规范自己，杜绝恶的行为，杜绝僭越，使国家富强。韩非子是贵族出身，对于百姓的生活并未体贴过多，他所理解的民意，是从理论逻辑出发去推想的，把行法令、定是非、去奸邪放在第一。 

墨子在论述当中经常用人民死亡来说明儒家过于注重礼、排场，以此来证明政教不可行。 在其他诸子的论述当中，并没有一家，有如此多的民众死亡事例。墨子身处人民大众之中，深知他们的难处，所以他提出节用、节葬，都是为了提供更多的物质需求，满足更多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墨子认为顺民心者，能够得到鬼神的祐助，并以此作为应该爱惜民意的依据。

（摘编自江咏《先秦诸子“民心”说内涵之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