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因其非客观性而天然向美生成，而被其规划的时间意识也同样表现出了强忍的审美特征。

研究中国人时间意识与天下观念的关系，首先要考虑中国早期农耕文明对其时空观念的影响。如果说早期中国文明的空间观念受其生产方式限定，那么时间观念也是一样，前者奠基于人对土地的固着，后者则依托于土地的生殖力以及物候和天象变化等过程性经验。

与现代科学习惯于将土地视为物理性存在物不同，传统中国农业社会更多体认到的是土地的生命特征。如《说文解字》释“土”云：“土，地之吐生物者也。”《说文解字》释“生”云：“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土是孕育生命的土，土中包含着生命的元质；生是从土中而来的生，它以草木的萌发反证生命之于土地的本己性。貌似沉寂乃至僵死的土地，因其包蕴生命动能而天然趋向于运动，是时间的始点。以此为背景，由天地化育而出的自然物候变化，则构成了时间的表象。这意味着中国人基于对土地的固着和对乡土景观观察而起的时间意识，是其天下观念的有机组织部分。它赋予了原本静态的空间地理经验一种内在的驱动力，从而使其在自然生命的流动变化中彰显出时间性。

中国传统天下观念从河洛中原出发，相关时间观念的形成也必然受这一区域的土壤以及气候和物候条件影响。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国人对时间的认识起于对土地生命特质的体认。这是一种农业时间，即“农时”或“农历”，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自然物候乃至天象变化成为时间的标识。同时，这种时间观念起于河洛中原，然后不断向外扩大它的描述疆域，直至成为一种与中国人的天下观齐平的概念。这种时间观念之所以是审美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它并非来自自然界先天的给予，而是来自人后天的感性经验。更具体地讲，在传统中国，时间观念不过是处于世界一隅的黄河中游的乡土经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虽然因自认为居于天下中心而赋予它普遍价值，但它毕竟受到了特定生产方式和地理区域的限定，是人基于区域性经验的主观建构。它得以成立的美学理由要远远大于科学的理由。

在传统中国，时间的审美化是天下观念审美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被“天下“一词规划的世界呈现出活态化的审美特征。

首先，在这一天下的中心地带，人们早期农事活动对土地生命特质的发现，为中国人的自然审美提供了一个奠基形式。以此为基点，从大地上的植被到天空的飞鸟，再到遥远天际的斗转星移，形成了一个连续性的时空放大模式。在这一界域之内，既潜隐于泥土又四散洋溢的自然生命感，使人栖息的世界成为一个气韵生动、大化流行的审美世界。

其次，自然生命总是在运动中表现为过程，并通过大地上的花开花落、草木枯荣使时间获得感性表征，这种自然性的时间运动被中国人规划为四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等，从而为人的农事活动建立规律。在中国历史中，这种农事的规律也是审美的规律，像中国早期历法《夏小正》，其叙事模式与早期农事诗（如《诗经•七月》）并没有什么区别。或者说，中国最早的历法就是农事诗，两者均体现出时间进程、自然审美体验与农事乃至政治实践相协调的特点。后世的“四季歌”、文学的伤春悲秋主题、绘画的“四条屏”等，均是这种时间模式的艺术延伸形式。

最后，在这种审美化的自然经验中，时间被空间化，空间也被时间化，从而使天下体系成为时空协调的审美体系。根据现有文献，中国人的四季感知至少自《吕氏春秋•十二纪》始，已被纳入到了“中央一四方”的空间架构之内。其中，东方因与春天关联而气候宜人、关乎理想；南方因与夏天相联而炽热、富于浓情；西方因与秋天关联而消极、充满肃杀；北方则因为与寒冬关联而代表一种否定的精神。据此，由时空交会生成的世界就成为人的情感和价值取向的符码，所谓四季、节令之变则通过与空间方位的配置，将世界带入到一种节奏化、韵律化的动态和谐之中。

家国情怀是一种人类的共通意识，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有它的特殊性。

第一，家与国的统一性。中国社会以家为本位。西安半坡所发掘的距今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有着大量的适合于一夫一妻居住的小屋子，显然，家是这个部落的基本单位。由家到家族再到胞族，由胞族到胞族联盟，在此基础上，扩大到非血缘关系的社会联盟，由此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准国家性质的社会。尽管此后在国家层面上，血缘关系的实际意义有所淡化，但它一直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精神纽带。家庭伦理用于治国就成为政治原则。治家与治国具有内通性，所以《大学》说“治国必先齐其家”，“一家仁，一国兴仁”。

第二，国与族的统一性。国是政权概念，族是种群概念。中国这块大地上，存在过许多民族。这许多民族，不管是共时态存在还是历时态存在，均可以寻到某种内在的关系。族与族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一为血缘性，另为社会性。民族之间不只是存在着血缘性的关系，也还存在社会性的关系，其中最主要是文化关系。文化关系当它内化为民族精神，就具有类血缘的意义，这就是说，民族不只是具有自然的血缘性，还具有文化的血缘性。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诸多民族是有共祖的。共祖不是一位，而是多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炎帝和黄帝。炎帝和黄帝不独是华族的共祖，也是诸多少数民族的共祖。《山海经》云：“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颛顼（黄帝孙）生驩头，驩头生苗民。”又云：“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氐人。”《山海经》是一部出自战国时期的人文地理书，兼有神话性质，所言民族之间的自然血缘性关系也许不一定是科学的，但如若从文化上考虑，它们之间也是有可能存在着文化上的血缘性的。

第三，国与国民、国土（国域）的统一性。中国的国土其核心地区是相当稳定的。谈到中国，人们会自然地联系到中国这一疆域。这疆域既是国之域，也是民之家。《逸周书》云：“国有本，有干，有伦质，有枢体。土地，本也；人民，干也；敌（他）国侔交，权也；政教顺成，伦质也；君臣和（悦），枢体也。”这是说，国土即疆土是国家之本；国民是国家主干；国权是国家的基础，与他国进行交往，国权是首位的原则；国学即“伦质”，是国家意识形态；君臣和睦是国家稳固的枢机即关键。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中，国家、国土、国民、国君、国权、国学、国枢是一体的。

家国情怀究其本是一种哲学意识，是人对其本——家与国的意识。与别的哲学意识不同的是家国意识的突出特点是情理合一。在生活中，家国情怀与其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理念，还不如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情感——一种既厚重又绵长的家国浓情。正因为如此，家国情怀也被视为一种美学情怀。

家国情怀以及家国情怀的放大版——天下情怀，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核。这一精神在范仲淹的名文《岳阳楼记》得到彰显。在同一个时期，张载倡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曾让张载以师事之的范仲淹则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由于种种原因，张载、范仲淹的愿望也都只能体现在有限的实践中，而绝大部分只是作为一种梦想而存在。然而，在今天，时代不同了。中华民族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机遇。振兴中华不再只是梦，而是正在真正化为现实。在举国上下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砥砺奋斗的今天，我们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美学家是不是应该有不负时代的新作为新创造呢？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摘编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