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内涵

季羡林

我曾经把文化分为两类：狭义的文化和广义的文化。狭义指的是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等。广义指的是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东西，连汽车、飞机等等当然都包括在内。

周一良先生曾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狭义的、广义的、深义的。对于深义的文化，周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在狭义文化的某几个不同领域，或者在狭义和广义文化的某些互不相干的领域中，进一步综合、概括、集中、提炼、抽象、升华，得出一种较普遍地存在于这许多领域中的共同东西。这种东西可以称为深义的文化，亦即一个民族文化中最为本质或最具特征的东西。”他举日本文化为例，他认为日本深义的文化的特质是“苦涩”、“闲寂”。具体表现是简单、质朴、纤细、含蓄、古雅、引而不发、不事雕饰等。

我不想从民族心态上来探索，我想换一个角度，同样也能显示出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或者内涵。

中国哲学同外国哲学不同之处极多，其中最主要的差别之一就是，中国哲学喜欢谈论知行问题。我想按照知和行两个范畴，把中国文化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认识、理解、欣赏等等，这属于知的范畴；一部分是纲纪伦常、社会道德等等，这属于行的范畴。在这两部分的后面存在着一个最为本质、最具有特征的深义的中华文化。

寅恪先生论中国思想史时指出：“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对中国思想史仔细分析，则不难发现，在行的方面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儒家，而在知的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佛道二家。潜存于这二者背后那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深义文化是三纲六纪等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

专就佛教而言，它的学说与实践也有知行两个方面。原始佛教最根本的教义，如无常、无我、苦以及十二因缘等等，都属于知的方面。八正道、四圣谛等，则介于知行之间，其中既有知的因素，也有行的成分。与知密切联系的行，比如修行、膜拜，以及涅槃、跳出轮回，则完全没有伦理的色彩。传到中国以后，它那种无父无君的主张，与中国的三纲六纪等等，完全是对立的东西。在与中国文化的剧烈冲击中，佛教如果不能适应现实情况，必然不能在中国立定脚跟，于是佛教只能做出某一些伪装，以求得生存。早期佛典中有些地方特别强调“孝”字，就是歪曲原文含义以适应中国具有浓厚纲纪色彩文化的要求。由此也可见中国深义文化力量之大、之不可抗御了。

这一点，中国的学者是感觉到了的。

冯友兰先生说：“基督教文化重的是天，讲的是‘天学’；佛教讲的大部分是人死后的事。如地狱、轮回等。这是‘鬼学’，讲的是鬼；中国的文化讲的是‘人学’，注重的是人。” 

事实上，孔子就是这种意见的代表者。“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证明。他自己还说过：“未知生，焉知死。”

我认为，中国文化的特性最明显地表现在或者可以称为深义的文化上，这就是它的伦理色彩，它所张扬的三纲六纪以及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精神。

（节选自季羡林《陈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

你好，时间!

叶廷滨

①你好，时间。每逢佳节，都会想到时间。像一个恋人，追求过，也逃避过；等待过，也消磨过。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时间就是我自已，就是流入我生命的一切，也是从我生命流走的一切，我这才认真地打量时间，像对着镜子打量自己的模样，有了白头发了，额头也有了皱纹，只是眼睛里还藏着笑意，好像说，你真的认识我吗？

②时间最早是床边的一只双铃马蹄钟。它一响，我就醒了，我不知道我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的，我只知道我开始自己的生活，就是那座会吵会闹的钟，告诉我时间到了。时间是起床，是上学，是作息时间表，是家庭作业，是我的逃学记录与鉴定书上的评语，也是老师严厉的批评。大人说，这孩子没有时间观念，就是批评你不听话，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时间是我的第一个老师，就像孔夫子，也像老城区高塔上的大钟。多少人在它面前走过去了，老钟依然走着，不管是在宫中威严的皇帝还是拼命造反坐了天下的老百姓。

③上年纪的人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时间珍贵，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然而年少不知愁滋味，其实就是不知道时间可贵。用时间爬格子换学问，也用时间打游戏换快乐，用时间找朋友换爱情，也用时间编大网捞虚名。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有的就是大把的时间，轻抛不心疼，直到年龄苍老时才发现，捏在自己手上的是一把无用之物，而时间的存折上已经支付得所剩无几。时间是有价的，电视上的《鉴宝》节目里，那些专家凭什么叫专家，是因为他们能看出凝聚在瓷片和铜锈上的时间，那些变得苍老和憔悴的器物凭什么叫古董，是因为它们拥有久远的时间。可惜的是，人们总喜欢犯错误，当这些古董向人们展示时间的价值时，人们记住了钱币的数量，忘记了那不是古董的价值而是时间的分量。

④说光阴无价，这是诗性的表述。说时间有价，这是古玩行存在的理由。认识时间的价值，不需要改朝换代，坐上出租车，堵在街头，你就看那计价表往上跑数字，直跑得你心惊肉跳。当然时间也有贬值的情形，花了几百元订的报纸杂志，翻过了，到了月尾，收废品的用秤一称，只值几角钱了。时间会贬值，是因为时间还健忘。那些报纸当初拿到手上的时候，真叫如饥似渴，那些消息让我怦然心动，那些社论让我热血沸腾，那些事件让我揪心挂念。然而，时间过去了，那些事与人，文章与图片，都成了一捆废纸中的墨迹。时间还在向前，我告别了那一捆旧报刊，就像落叶后的树，又准备长出更多的叶片来，挂满朝露迎接新的太阳。也许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健忘，也许这是时间最无情而又最必须的存在方式。人们用“年”“年代”“世纪”来丈量时间，简洁而清晰，然而，无数的像我这样的生命和非生命体就被匆匆地忽略了。伟人在评说历史时总说：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伟人之所以叫伟人，大概就是因为他洞悉了时间的秘密。

⑤尽管如此，对于我，我知道上苍给我的时间就是一次生命的过程。无论卑微还是平凡，珍惜这个唯一，是生命的觉悟和实践。伟人、帝王与百姓平民在这一点上是平等的。因此，皇帝以为尊荣和权力就可以延长这个过程，“万岁”是最大的白日梦，也是臣子给皇上最不需本钱的“贿赂”。其实，珍爱生命，珍惜时间，什么办法最好？我的建议就是倒计时记岁数：一个孩子生下来就是60岁，过一年，少一年，成了59岁。这样就会知道有多少时间可以去学习去做事去创造去思考去恋爱去结婚生子！时不我待，自当奋进和珍惜。到了60岁归零，再过的日子就是赚来的，多活一天，就多赚了一天，这样的日子自然应当快快活活地享受，享受生命！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镜中的你自己！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谓家国天下，乃是以自我为核心的社会连续体。每一个自我都镶嵌在从家国到天下的等级性有机关系之中，从自我出发，逐一向外扩展，从而在自我、家族、国家和天下的连续体中获得同一性。

中国的古代社会政治关系，不是用以契约为核心的法来调节，而是以伦理性的礼乐制度构成基本的社会框架。家国一体的礼乐制度，来自西周的分封制。天子封诸侯为立国，诸侯分封土地和人民给卿大夫为立家，进而形成金字塔形的封建等级制度。所谓家国天下，就是由这种宗法分封制联为一体的卿大夫、诸侯与天子。天子代表天下（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国），诸侯代表列国（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卿大夫代表采邑（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家乡）；家国天下之间，通过层层分封与效忠而形成血缘——文化——政治共同体，既是亲戚，又是君臣，如同一个大家族。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但家国一体却在大一统的秦汉体制中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到汉武帝之后，法家的郡县制与儒家的礼乐制合流，董仲舒提出的“三纲”思想成为两千年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核心，宗法家族的父子、夫妇伦理与国家的君臣之道高度同构，王朝的政治关系是家族伦理关系的放大，伦理与政治高度一体化。

家国与天下，是肉身与灵魂的关系。天下代表了至真、至美、至善的最高价值，这一价值要在人间实现，必须通过宗法家族和王朝国家的制度肉身，这些制度是由将伦理与政治合为一体的名教、典章制度和风俗组成，由此，天下价值不远人，就在人间的礼法秩序与日常生活之中。离开了家国的肉身，天道将沦为无所依傍的孤魂。另一方面，宗法秩序的正当性、国家秩序的合法性，无法自证其身，只能从超越的天下意识，从更高的天命、天道、天理中获取。家国对于中国人来说之所以神圣，之所以具有不可撼动的现实权威性，乃是因为它是天下价值的人间体现。

在以自我为出发点的家国天下连续体之中，家国不过是中介物，最重要的乃是自我和天下这两极。天下在古代中国有两个密切相关的含义：一个是普遍的宇宙价值秩序，类似于西方的上帝意志，与天命、天道、天理等同，是宇宙与自然最高之价值，也是人类社会和自我的至善所在；另一个含义是从小康到大同的礼治，是人类社会符合天道的普遍秩序。前一个天下，因为作为价值体等同于天命、天道、天理，所以不必经过家国的中介，自我便可以与其沟通，孟子有“天民”之说，此说以后为宋明理学特别是阳明心学发扬光大。一个人的内心因为先天拥有良知，可以直接与天理打通，良知即天理，天理即良知，自我与天下有直接的通道，不必经过家国的转手。后一个天下，乃是现实世界中的文化伦理秩序，个人若要与天下打通，必须经过“齐家治国”，才能达致“平天下”，因而家国成为从自我到天下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而与出世的佛教、向往天国的基督教不同，儒家的个人良知之实现，必须通过在家族与王朝的公共事务之中从事道德实践。所谓致良知中的“致”，不仅是对天理的领悟，更是对天理的践行。

（节选自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

国家有界 贸易无界

霍伟岸

①一波三折的贸易争端以及日益迫近的贸易战威胁，只是人类在商业社会时代频频上演的、换演员不换剧本的一出经典政经大戏，如今这一幕之所以看起来格外引人注目，只不过是因为它发生在当代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而且我们自己也碰巧成为主角之一。其实大约从十七世纪起，这种因贸易利益纠纷而引发的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制裁、政治冲突，其背后都有一个相似的政治经济复杂纠缠的逻辑，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叫作“贸易的猜忌”。

②“贸易的猜忌”本来是休谟一七五八年首次发表的一篇政治经济评论的篇名，被伊斯特万·洪特借用来，作为他那部研究十八世纪欧洲商业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思想史名著的主标题。

③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十八世纪并迅速流行起来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从十七世纪开始的一个大趋势到十八世纪已经变得很显明，那就是国际贸易成为至关重要的国家事务，“全球市场竞争作为基本国家活动的时代”正徐徐拉开大幕。

④“贸易的猜忌”是个经济与政治的复合词。贸易指涉的是其经济含义，而猜忌则指涉的是其政治含义，这两重含义分别遵循了不同的逻辑。

⑤一方面，贸易遵循的逻辑是互惠基础上的盈利，这个逻辑决定了贸易的范围可以不断扩大，本质上是没有边界的，势必要扩展到全球市场，因此，贸易的竞争最终要表现为国际竞争。另一方面，猜忌遵循的逻辑是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国家理性，也可以说是霍布斯式自然状态中不同个体间的深刻疑惧，这个逻辑是以国家的边界作为权衡利弊的基本尺度，国界以内的利益在整体上完全优先于国界以外的利益，“X国第一”的口号其实从来不新鲜。于是，猜忌的行为最终体现为民族国家的政治甚至军事行动

⑥当休谟把这看起来充满张力的两重含义凝结在同一个语词结构之中时，他首先传达了一种批评的意味，贸易的猜忌代表了 。休谟实际上认为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别国的贸易和工业发展是一种“狭隘的、有害的观点”，他坚信各国君主和大臣们如果把消极的贸易猜忌转化为积极的经济竞争，那么将会创造一个共赢的繁荣局面。但是，这并不是说，像休谟和斯密这样的对战争和商业问题有着敏锐洞察力的思想家，不能理解“猜忌”宰制“贸易”的客观必然性与现实合理性。

⑦洪特指出，事实上，对于贸易之猜忌的两重逻辑间的紧张关系，十九和二十世纪的论者往往倾向于选边站队，坚持经济逻辑优先的人坚信商业和平论的自由主义，他们在今天的继承人就是那些致力于破除一切自由贸易障碍的世界主义全球化论者；而坚持政治逻辑优先的人则坚信国家军事和政治生存至上的现实主义，他们在今天的继承人就是各种热衷于贸易战的民族主义者。

⑧然而，这两种依据单一逻辑构建的理想型理论以及经由相应理论剪裁而成的“隧道历史”，却忽略了政治和经济的交叠地带，亦即“贸易的猜忌的天然家园”，而且，他们那种把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分离的做法，也使我们无法对经济的政治化问题做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探究。洪特认为，与其后两个世纪的论者相比，休谟、斯密及其同时代人反而能够更好地把严谨的概念与严格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避免“隧道历史”的单向度见解，从而揭示出“战争的逻辑和贸易的逻辑是如何在十七世纪合而为一的，以及为什么此后想把它们拆分开来是如此困难”。

⑨因此，对于理解我们今天的政治经济困局来说，回到十八世纪才是更好的选择。

⑩洪特当然不认为十八世纪的思想家能够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这从来都不是历史研究的任务，但一项好的历史研究可以给我们揭示出在贸易猜忌的问题上有哪些反复出现的争论模式，这样我们就不必盲目地、经常是低水平地重复提出在历史上早已得到深入讨论的类似问题，从而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当代政治经济困境的理论意义。

（选自2018年9月号《读书》杂志，有删改）

诗歌传统中，和谐世界是诗人们从来最求的境界，人与人的和谐，人与人的自然和谐，成为诗歌创作中重要的题材，同时，又是诗歌美学中的重要的理论支柱。

在我们中华文化的思想宝库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重要的精神财富。也是诗人从事诗歌创作重要的理论源头。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万物具体形态的原始物质是“气”，万物都是禀赋了，“道”而成了自然本性“德”,又禀赋了“气”而成了形态好形体之“形”。《老子·二十五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以自然为法的精神影响了历史的中国诗人,而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所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则在许多优秀诗人的笔下,成为他们表现人生和世界最高的境界追求:“天人合一”“物我两忘”。

这种境界的追求和创作实践,在中华优秀的诗歌长河中,形成了山水诗、边塞诗和田园诗的流派和传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大量的脸炙人口的诗篇.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李白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范成大的“信步随芳草,逸涂问小童”、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这些代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诗歌佳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基因,渗入每个中国人的血液,变成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人文理想和生命追求。

这种创作实绩经过历代诗歌理论家和美学家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中国诗歌传统的重要理论主流.唐代王昌龄首提“意境”一词,并称“理入景体”“景物兼意入兴”;宋代范希文提出“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明代谢榛提出“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到了晚清王国维则在《人间词话》中完成了意境之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有高格,自有名句”“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也”“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些为我们熟知又为许多人淡忘的学说,构成了中国传统诗歌理论重要的内核：意境说.这种美学理想,表现的是意与境,情与景,神与形,交相融洽,高度统一,达到神形兼备的境界,而其反应和表现的人类理想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与世界和谐共处的境界.

作为中华诗歌传统中最重要的财富,当代中国诗人十分重视在创作中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创造出更美更加富于艺术魅力的诗篇,当代著名的青海诗人昌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范例.昌耀创作的大量诗篇,表现了青藏高原神奇的高山大川和人文精神,展示了高原大自然的天地精神和在这种精神熏陶下的人性魅力.昌耀在《答记者张晓颖问》一文中写道：“青海的大自然,青海壮美的山河.也给我的诗注入了一种阳刚之气,这对我的诗的风格的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青藏高原养育了昌耀这位诗人，诗人昌耀又用笔创造了一座新的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