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

纳兰妙殊

衰老像夜晚一样徐徐降临，光并不是一下子就散尽，死神有惊人的耐心，有时他喜欢一钱一钱地凌迟。壮年时的余晖犹在，八十岁时，姥姥的食量仍是阖家之最。她独个儿住在老房子里，自己伺候一个蜂窝煤炉子，自己买菜做饭，虽是颠着一对小脚，行如风摆杨柳，但还利索得很。她对大家都很有用，儿女的孩子尚小，都得靠姥姥帮忙看管。六个外孙、孙女、外孙女，都经她的手抚养。于是她是有实质的，有威信，说话一句算一句，小辈们都不敢不认真听，稍有点嬉皮笑脸，姥姥脸色一沉，扬起一只大手，“打你！”喉咙里冒出不大不小的一个霹雳，威风凛凛。不听话者难免心头一凛，收敛起嬉皮笑脸，承认错误。

后来她越来越老了，城池一座一座失守，守军一舍一舍败退，退至膏肓之中。她不能再为家人提供帮助，只能彻底地索取，因此她逐渐透明下去，世界渐渐看不见她了。她的威严熄灭了，儿女们上门的脚踪逐渐稀了，孙儿辈异口同声地说工作忙，好像都在同一家公司。春节团聚的时候，敷衍地拎一箱牛奶，进来叫一声姥姥或奶奶，这就算交差。她记忆漫漶得很了，一个孙女站在眼前，她要把所有孙女名字都叫一遍，才牵带得出正确的那个。

除了行动能力，在最后十年中，她也渐渐失掉正常交流谈话的智力。与人说话，一句起，一句应，一句止，她就很满足了，慢慢点着头，像回味这次对话似的，眼睛若有所思地转向别处。

有时，她想主动与人沟通，就拿手去碰触身边的人，叫着，哎，哎。脸色有点巴结地笑，郑重地问出一个问题，比如:我有点不记得，想了半天了——你今年多大？

这当然是可笑的。被问的人和旁边的人对此都有默契的认识，他们面面相觑，嬉笑着，拿不认真的嗓音说，您看我多大了？

她却仍认真的，我想你是十九，还是二十？

被问的人呵呵大笑，姥姥，我都三十五啦。

然后人们继续自管自说话，不再看她。剩她独个儿咂摸那一点愕然，并陷入喃喃慨叹，哎呀，我外孙十五了？当初我带你的时候，你整天哭，搁不下，只能一只手抱你，一只手捅炉子炒菜……

人们都同意跟地说话只要敷衍过去即可，谁让她活到这样老，老得跟世界文不对题。“衰老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屠杀。”菲利普罗斯说。除非你幸运地蒙召早退，逃出这环链条。

后来她的听力不太好了，人间把她又推远了一步。有时她会陷入沉思状态，陷得很深。盘腿坐着，小脚放在腿弯折叠处，手撑着额角，眼睛盯着墙，浑浊的眼珠停滞了，犹如哲学家整理胸中哲思。大家围坐在她旁边的沙发上，以这个行动表示孝敬。所有人当着她的面议论她，毫不避讳、也不用压低声音，就像她是一座标本。

生命和岁月文给她的能力，最终按原本的顺序一样一样还回去，五年前，很难出门了，用轮椅推到外面花因里，还能搀着别人的手走两步，走到池子边看人用馒头喂金鱼。后来不再出屋，不过还能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再后来彻底不能行走，但还勉强能站立，再后来站起来也不能了，三年里整日只倚枕坐着。她的食量逐渐减少，食谱逐渐缩短，需要多费牙齿之力与肠胃之力的美味一项一项与她道別。本来她还能喝几口黄酒，后来终至一喝酒就腹泻。

筛子眼越来越细，兴致、乐趣都被筛出去了，日子唯余越来越纯粹的萧索。

最后半年，她吃得像个初生婴儿，粥，牛奶，一点点肉糜。

到临终两个月，粥和牛奶亦被肠胃拒绝了，只剩了饮水，蜂蜜调制的水，糖水。再让她喝两口牛奶，下午就泻了一床，仅余的生命力，负隅顽抗，又把这座孤城苦守了两个月，直至弹尽粮绝。

最后一次回家看她，她的精神已不够把眼皮撑足。眯缝眼看我，仍笑，喊我乳名，声音又虚又小，像一片揉烂的纸条。阳光照着她，能透过去。

我拉起她的手，攥一攥，又放下，然后做了一次从没跟她做过的动作:握着她硬邦邦硌手的肩膀，嘴唇碰着她颧骨，轻轻一吻。那皮肤薄得像一层膜。

她眼皮下闪出一星欣慰和快活，低声说，哟。然后问，你回来呆几天啊？

我说，明天就走，你等着我，我再来看你。

她半迷蒙的一笑，代替回答。

倒数第二样能力，吞咽。除了每天几口水，她无力吞咽更多东西，再多就累着了。

到世上来学会的第一样本领以及丢掉的最后一样，都是:呼吸。初夏的上午，她咽下最后一口呼吸。

（选自《人民文学》2013年第11期，有删改）

被高估的民国学术

①近年来，随着“民国热”的升温，一批“民国范儿”的故事流传日广，更成为影视作品的新宠。与此同时，一批民国的“学术大师”如出土文物般现身，或者被媒体重新加冕。于是在公众和年轻一代的心目中，民国期间成了大师众多、高峰林立的学术黄金时代。

②其实，民国期间的总体学术水平如何，具体的学科或学人处于何种地位，有哪些贡献，还是得由相关的学术界作出评价，并不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知名度，更不能“戏说”。

③那么，今天应该怎样看民国期间的学术呢？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学术史上重要的篇章，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关键性时期，也是现代学术体系创建的阶段，各个学科几乎都产生了奠基者和创始人，并造就了一批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大师。

④民国时间的学术水平如何，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是有国际标准的。  至于杰出的个人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天才获得了发挥的机遇，与整体水平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历史上出现过的学术天才，或许要经过相当长的年代才可能被超越，甚至永远不被超越，民国时期也是如此。

⑤正是由于这些特殊情况，到了今天，民国的学术往往会被高估。因为每门现代学科几乎都是从那时发轫或成长的，今天该学科的专业人员，除了直接从国外引进的外，一般都是由当初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一代一代教出来、传下来的，这些创始人、奠基者自然具有无可争辩的、崇高的地位。解放后留在大陆、以后成为大师的学人，大多是在民国期间完成了在国内外的学业，已经崭露头角。尽管他们的成就大多还是在解放后取得的，但也被看成民国学术水平的代表。

⑥历次政治运动的消极影响和破坏作用更加剧了这样的高估和偏见。有的学科和学人因学术以外的原因被中止或禁止，形成了二三十年的空缺，以至到了改革开放后这门学科恢复，还只是民国时期的成果独领风骚，一些学者的代表作还是当初的博士、硕士论文。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本来早就应该被他自己的新作或他学生的成果所超越，但由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社会学科被“断子绝孙”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科彻底取消。等费孝通当了右派，连《江村经济》也成作毒草批判，从此消失。

⑦毋庸讳言，一些人对民国学术的评价、对民国学人的颂扬是出于一种逆反心态。是以此来显现、批判今天学术界的乱象，表达他们对目前普遍存在的学术垃圾、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的不满，对某些混迹学林的无术、无良、无耻人物的蔑视。就像赞扬民国时的小学课本编得多好，就是为了对比今天的某些课本编得多差一样。

⑧当然，舆论与公众出现这样的偏差，学术界本身也负有一定的责任。由于学术界往往脱离公众，或者不重视社会影响，对一些本学科视为常识性错误或胡编乱造的“史实”不屑、不愿或不敢公开纠正，以至积非成是，形成“常识”。例如，在季羡林先生的晚年，从大众媒体到全社会无不将“国学大师”当成他的代名词。但大家都明白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并不属国学的范畴，而滥用国学实际是贬低了其他学问，如季先生主要研究的印度学和梵文的地位。但谁都不好意思或不愿意向公众捅破这一层纸。当我在报纸上发表质疑季先生“国学大师”身分的文章时，好心的朋友劝我应该给老人留点面子。我说：正因为我尊敬季老，才要在他生前纠正他身不由己的被误导，而不是在他身后批评。

（选自2014年10月17日《文汇报》，略有删改）

《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前句是根本的价值观，后句是待人做事的根本态度；总的是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求各得其所。

以和为贵不是单纯的美好愿望，是以对宇宙的根本认识为基础而提出的根本价值观。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提出了“和实生物”的观点。指出宇宙万物都是不同成分和因素和谐共存的统一体。从自然到人类社会，从家庭、单位、社区、社会、国家、国际，以至生态，都是如此。世界是和的世界；万物以和为基础，存在于和的状态中。以和为贵是在这一根本认识基础上提出的，就是以和为最高的价值。和的实质是各得其所，以和为贵就是要在承认差别的前提和基础上求各得其所。

孔子说“政者正也”，又说如果有机会当政，一定以“正名”为当务之急，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是他治国的根本理念。《子罕》篇又有“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以各得其所释“正”。“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要使君臣父子各得其所。程子说：“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唯止于各于其所而已。”“和为贵”，就是以各得其所为最高的目标。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就是要承认差别，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求和谐，而不是取消差别求统一、和谐。

达到和谐的基本方法是中庸、中道。各得其所的基础是中。只有各个部分、各种因素都无过无不及，达到中的要求，才有整体的和。程子说：“使万物无一失所者，斯天理，中而已。”

各得其所是目标，和而不同是原则，中庸、中道是途径。和与中是从不同的角度说，和是总体的状态和目标，中是各局部应处的状态和要求，二者相合，就是中和，也就是各得其所。

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精神，贯穿中华民族发展的全部历史，渗透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使我们不同族群、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不断相互吸取、相互融合，形成了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在广土众民的中华大地上，组成统一的国家，长期保持稳定统一的局面，绵延发展。对外，中华民族始终与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友好相处，以爱好和平的民族的良好形象展现于世界。

（选自钱逊《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三：和》，有删节）

小事比天大

从玉华

第一次到温哥华时，王力没觉得这儿有什么特别的好。不过，待上半个月后，他咀嚼出了这个城市“淡淡的味道”。半年后，这位在国内企业声名很高的某研究所所长带着妻子和儿子移民了。打那以后，他和儿子王一男开始用相机记录这个城市的细节。2007年。他们挑出其中的200多张，每张图配上几段话，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天大的小事》。

如今，父子俩回到了北京，四处“推销”这些带给他们无数次触动的“巨大的细节”。

温哥华人真事儿!事儿得厉害!

力手中这张照片看起来着实有些暗淡，背景模糊一片。

那是一个晚上，王力散步到温哥华斯坦利公园附近的一处工地边，突然看到脚底下一条条亮亮的东西。原来，这儿的工人将护栏的支脚都涂上了醒目的荧光漆，用来提醒夜间的行人。

在温哥华，红绿灯是醒目的黄色底座，而不像国内的是黑色，事实证明，“黄色是事故率最低的颜色”；人行道的路牌悬挂在路中间，而不是路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很醒目；公厕指示牌上，都注明了“距离多少街区、多少米”。

温哥华几乎看不到“牛皮癣”般的小广告，他们把电线杆的下面局部加粗，专门用来粘贴小广告。这比国内“乱贴广告，罚款5万!”的硬招儿有效多了。

王力发现，在温哥华，哪怕一个人的工地，也有临时的流动厕所，而且再简陋的厕所也会装上纸。

有一次，他们站在一栋普通的红砖高楼前琢磨了好久，发现面对街道的所有窗帘都是白色的，终于忍不住进去问公寓的管理员，管理员一脸愕然地拿出一份足有一本书那么厚的售楼合同。在合同里，光是“窗帘怎么挂”，就写了近一页纸。合同还规定，“每户人家能养几只狗、几只猫，狗的身高不能超过多少”、“一栋楼有多少个名额可以出租房屋”。

出了门。爷俩感慨：原来“裤衩晾外头，会招警察的”!“温哥华人真事儿!事儿得厉害!”

真是无声胜有声

第一次在温哥华坐公交车，给王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下着小雨，10多个人排着队，其中有一个坐着轮椅的残疾人。车慢慢驶来，停稳，车门打开，自动翻出一个踏板，正好对接高出的地面，司机下来连残疾人带车推上去，然后把车固定在专门的位置上，最后大家再上车。王力一看表，三四分钟都过去了。所有人都在雨里默默地等，没人说话，那场面，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过了两站，一个妈妈推着婴儿车上来了，又花了好几分钟，车内没有一个人显得不耐烦，相反，车里人都会对孩子笑笑，摸摸她的小绒帽。王力不禁感慨：“在人人都微笑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跟人人显得急躁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能一样吗?”

在温哥华的公寓里，会在地下室里设上一间二三十平方米的小作坊，叫“情趣室”，不仅钳子、锤子等常用工具应有尽有，同时钉子、板子等建材也一应俱全。谁家里用不完的材料也都放进来。有的人会买桶油漆，放把旧椅子，留张纸条：本人不会油漆，谁能帮忙?几天后就会无声无息地出现一把漆好的新椅子。

王力说。他觉得自己一家移民移对了。

将“温哥华的细节”移植到中国

在温哥华，学生上化学实验课、当义工擦玻璃，都会发一副护目镜。王一男想到春节期间中国的花炮外伤事故层出不穷，而且多为儿童的眼外伤。他希望这个“温哥华的细节”能移植到中国。

春节前，他给全国所有的省长、市长发了封建议信，希望这些父母官能提醒公众“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尽量佩戴防护镜”。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复了亲笔信，重庆市市长王鸿举作了重要批复。

但是，有不少官员的态度却让王一男失望，甚至有人对父子俩质疑：吃饱了闲的，政府的事，关你们个屁事!

不过，让父子俩欣慰的是，想补上这门课的官员，也还大有人在。北京市城管局把王力请去，给全市l300多名副科级以上的干部讲城市管理的细节。北京市地税局原局长王纪平，邀请王力给全市地税系统的数百名副处级以上的干部讲课。事后，老局长给王力留言：我一定尽可能让我的下属共同为纳税人做几件天大的“小事”。

如今，年近六旬的王力，移民已是有名无实，他最大的愿望是：不拿任何报酬，为中国的一座城市做宜居规划，希望“大家也能早一天像温哥华人一样过宜居生活”。

（选自2009年11月11日《中国青年报》，有删改）